公元150年，古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克罗狄斯·托勒密，在《地理学》一书中，详细说明如何采用两种方法将球体状的地球绘制到平面上，提出投影、比例尺、以及经纬度等，明确了地图应该“上北下南”，并绘制了托勒密世界地图。

尤为重要的是，托勒密绘制地图的方法非常先进，先进到如今仍是地形图和世界地图绘制的标杆。这也正符合西方历史叙事的特点，只要是古希腊、古埃及、苏美尔、古罗马历史，不出手则已，一旦出手必然就是“王炸”，先进到让世界各国要追赶上千年。

然而，中国考古却取得重大发现，发现了比古希腊更早的实物地图，虽然不如托勒密的世界地图高级，但却是世界上最早的古地图实物遗存。

近代以来的学术界认为，直到秦汉时期，中国才形成了关于地图的概念，才开始绘制地图，远晚于古希腊地图史。然而，这一认知在1986年被打破。

1986年，在甘肃天水麦积区，考古发现“放马滩墓群”，一共有上百座秦汉古墓，年代上限是战国中期、下限是西汉初文景时期。

其中，在一座距今2300多年的早期秦墓中，考古发现四块松质木板地图，只有一块是单面作图，其余三块正反两面都有图，合起来一共是七幅地图。

无疑，这就推翻了传统认知，中国人绘制地图的历史不是始于秦汉，而是最迟不晚于战国时期，显然不太晚于古希腊。至于古希腊地图，据说荷马时期就已有“抽象地图”（注意抽象这个词，代表不实用），甚至还发展出“制图学”，6世纪时阿纳克西曼德就绘制了横跨三大洲的地图，后来还有人绘制了世界地图，至于真假谁也不知道，反正古希腊人就喜欢宏大叙事，总是绘制宏大的地图，而不太专注于更为日常需要的局部地图。

总之，放马滩地图距今2300年，比“传世”的托勒密地图早了将近500年（有说托勒密地图是传世地图，有说是14世纪欧人根据托勒密记录而重新绘制），因此中国放马滩地图是世界上最早的地图遗存。

关于放马滩地图，除了“这是迄今发现时代最早的地图实物”定位之外，还已经形成了“完整统一的图式体例系统”。也就是说，相比西汉马王堆地图，放马滩地图虽然比较粗糙，但绘制手法已经初步成熟，已经可以日常使用，不是荷马那种抽象地图，所以给它的评价是“最早具有实用意义的、最为鲜明的古地图实物遗存”。

比如，地图绘制的非常细致完善，关隘、城镇、村级居民点、驿站、水系、山脉、峡谷、道路、伐木点、药材采集点等都一一标注，故而非常实用；绘制地图的手法非常先进，河流、道路、山脉等用不同粗细的线条表示，关隘、城镇、驿站等都有相应的符号标注说明，还有用闭合曲线来体现山峰（有学者将之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等高线），以字体和方框的大小来标志区域行政等级，地图旁边还写有一个“上”字，注明了地图正确的阅读方向等等。

这些绘制方法，被认定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图方法之一，基本都被马王堆地图继承。甘肃简牍博物馆科技保护部主任常燕娜认为：“放马滩地图的绘制特点与历史地位证明，中国先秦时期地图绘制水平，已居于世界前列。”

笔者认为，秦人绘制的地图很清晰，既能在治国（比如管理户籍、税收、大型工程）具有巨大作用，更拥有无与伦比的军事价值，或许这也是秦国崛起的原因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放马滩地图不可能突然成熟，必然有一个进化的过程，因此在放马滩地图的基础上，如今学者根据文献记载和铜器铭文分析，中国早在西周初期可能已有地图，但可惜没有出土实物，如今最早的就是放马滩地图，其次是长沙马王堆地图。

其实，以放马滩地图的成熟度来看，以及商周时期、尤其春秋战国时期频繁的战争来看，中国地图出现时间不会比开挂的古希腊晚。

最后，在放马滩古墓群中，除了出土世界上最早的实物地图之外，还有两个重大考古发现，即出土了中国第一篇志怪故事与中国最早的纸。

首先，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中的简牍，其中《日书》记载了“丹”死而复活的故事，比《搜神记》早了400余年，堪称中国志怪小说的鼻祖之一。

其次，放马滩五号墓汉墓中，出土了文景时期的纸张实物，可用于书写，上有墨线标识的山川道路图（见下图）。因此，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可书写实物纸，比蔡伦纸早了300余年。

总之，单以地图而论，比托勒密地图早的中国地图遗存，至少已经发现三份，且分布使用三种材质记载，即战国秦国木板地图、西汉纸质地图、西汉马王堆帛书地图。

参考资料：《中国新闻网——常燕娜：世界最早的实用地图出土地隐匿了多少考古“之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