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4月26日，解放后一直淡泊名利、处世低调的英雄贺敏学，在福州病逝，享年84岁！

贺敏学是贺子珍的哥哥，他的一生坐过三次牢。贺敏学曾自嘲说，他的第二次坐牢，是为毛主席坐牢。当然，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贺敏学并不是为了摆功劳，更不是为了得到毛主席的感激！

虽然贺敏学一生淡泊名利，但毛主席却深知贺敏学对中国革命做出的那些巨大贡献。因此，在毛主席看来，国家给贺敏学的待遇，应该不低！

1927年3月，贺敏学由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了永新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贺敏学被敌人逮捕。这也是贺敏学第一次被捕入狱。

在狱中，贺敏学不但没有屈服于敌人的威逼利诱，还在监狱里秘密组织了党支部，担任了支部书记，与敌人坚持斗争。

7月26日，永新、宁冈、安福、莲花四县农军联合攻打永新。

攻陷永新后，贺敏学等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全部营救出来。随后，四县农军负责人举行了联席会议，成立了永新县革命委员会，并成立了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贺敏学与袁文才、王佐为担任了副总指挥。

后来，永新受到敌人重兵围攻，贺敏学和贺子珍等带领永新农军1000多人，与袁文才和王佐等人进入山区，在这里坚持革命斗争。

贺敏学、贺子珍、袁文才和王佐等人的坚持，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前期斗争，做了大量的工作，也为毛主席率部进入井冈山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0月，毛主席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

此时，贺敏学在工农革命军军官教导队结业后，被毛主席特意安排在袁文才、王佐所部参加工作，协助党代表何长工做这支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1928年2月，贺敏学被任命为永新县赤卫大队大队长。期间，贺敏学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1929年1月，贺敏学跟随毛主席和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主力下山，转战于赣西南和中央苏区广大地区。

1930年10月，中央苏区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全面展开了打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的活动。

那时候，贺敏学“因为伤体未愈，正在东固休养，与父母妹妹在一起”。

面对毛主席派来的、“阶级意识不纯，私心重，善钻营”的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抓了一大批与他不和的同志而造成的愈演愈烈的事态，贺敏学所在一七四团的政委刘敌认为他是借抓AB团在搞阴谋。

很快，刘敌便发动了暴动，反抓了李韶九等人。在抓了这些人后，刘敌认为李韶九是毛主席派来的，便在没有细究的情况下，提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

很快，刘敌等人便因为贺敏学是毛主席的大舅哥，而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贺敏学，将他抓了起来，并将贺敏学的家人指为了“毛派”。

贺敏学被抓起来之后，被单独押进了东固的一处房子里。

过了几天，刘敌等人派人给兴国送信。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那个送信的战士是贺敏学曾经的部下，对贺敏学十分敬佩。因此，那个战士根本不相信贺敏学是什么AB团分子，就把信先拿给贺敏学看了。

原来，刘敌等人要送的这封信是伪造的！在信里，指责朱德是AB团分子，收信人是黄公略和彭德怀，而落款竟是毛主席！

因此，在看到这封的内容后，贺敏学大吃一惊，立即感觉到这是坏分子在趁乱挑拨。

于是，贺敏学交代这位有觉悟、信得过的战士，务必把这封信交给毛主席。此外，为了让毛主席看得更加明白，贺敏学又给毛主席写了一张条子，详细说明了来龙去脉。

最终，那位战士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将那封信和贺敏学的字条交到了毛主席的手中，才没有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被释放后，贺敏学立即向部队讲述了事情的真相。听了贺敏学的话，战士们都表示愿意跟着贺敏学走。

后来，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联名发表了《为“富田事件”宣言》，明确表示了“朱、毛、彭、黄”团结到底的态度。这时，贺敏学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这便是贺敏学的第二次坐牢，也是他自嘲时说的为毛主席坐牢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贺敏学被任命为华东军区防空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党委书记，上海防空司令部副司令员。

1952年，组织上决定让贺敏学率领华东军区的三个师进入上海市区，承担建设上海的任务。

在接受任务后，贺敏学为上海市建成了质量很好的房屋。此外，贺敏学还主持建设了风格独特，气势宏伟，工艺精致的以苏联为主题的展览馆，受到了苏联专家的一致好评。

1954年6月，贺敏学奉命到北京，参加全国建筑工程局会议会议。

得知贺敏学来到北京后，毛主席特意让李银桥将贺敏学接到中南海丰泽园。见面后，毛主席非常高兴，与贺敏学在一起谈了很久。

1955年9月，解放军实行军衔制。

那时候，按照评衔规定，贺敏学由于正在西北掌管十多万建筑大军指导西北五省、自治区的建设，而没有评衔。

虽然没有评衔这件事情有些遗憾，但贺敏学却从来没有抱怨过，而是默默地服从国家的安排，继续为国家的建设而出力。

1963年，贺敏学代表福建，到北京参加中央委员会议。

期间，贺敏学再次见到了毛主席。得知贺敏学的待遇只有行政八级时，毛主席皱着眉头说：“不行，待遇太低了。”

对于贺敏学，毛主席曾经评价说他有三个第一，即：武装暴动第一，上井冈山第一，渡长江第一。因此，在毛主席看来，与贺敏学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做出的贡献相比，这样的待遇根本不匹配！

事实上，贺敏学原本的行政待遇是七级，是他主动向上级要求降到行政八级的。关于这件事情，贺敏学解释说：

“我们当年出生入死，可不是为了弄个王侯将相什么的来当，官兵一家亲，哪里有等级观念。再说，过去搞供给制，我们哪里知道有什么级别？底下的同志们作出的牺牲更大，评级时也理应照顾他们，我们计较什么？再说，我调低一级，可以调高好几个一般干部，这样更有利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

1966年，贺敏学被关押了起来。这也是贺敏学一生中的第三次坐牢，也是最后一次坐牢。

得知贺敏学被关押的消息时，毛主席感到非常吃惊，亲自向周恩来总理下达了一个命令：把贺敏学抓紧放出来。

很快，周恩来总理便按照毛主席的命令，联系了福建省的有关部门，要求他们立即把贺敏学放出来。

不久后，贺敏学重新获得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