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雪封门的那天，父亲走了。
他走得很安详，像是睡着了一样。床头的药瓶还剩下三颗，旁边放着一个旧烟灰缸，里面有半支没抽完的红梅。
“别管你舅舅的事。”这是父亲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我不明白为什么父亲临终还要提起舅舅。那时的舅舅，早已经十年没有回过这个镇子了。
收拾父亲遗物的时候，我在床底发现了一个铁皮饼干盒。盒子里装着一沓发黄的欠条，字迹歪歪扭扭，写的都是舅舅的名字。最早的一张还是用繁体字写的，上面的墨迹都快褪得看不清了。
母亲去世早，从小是父亲带大我和妹妹。每到过年，舅舅总会来借钱。有时候是几百，有时候是几千。父亲从来不问借钱做什么，也不管他什么时候还。
“你舅舅命苦。”这是父亲的口头禅。
那年舅舅又来借钱，说是要做生意。父亲刚领到退休金，二话不说就给了他。后来才知道，那钱是舅舅拿去赌博了。一赌就是一个月，输得精光。
从那以后，舅舅就消失了。
父亲的追悼会很简单。院子里摆了几张桌子，请了几个邻居吃饭。老王头喝多了，絮絮叨叨说起往事：“你爸真是好人啊，当年你舅舅欠了高利贷，是你爸把自己的工龄卖了，才救了你舅舅一命。”
我愣住了。
原来那些年，父亲总是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不是因为节俭，而是真的穷。
那个冬天特别冷。我站在父亲的坟前，看着墓碑上那张黑白照片。照片里的父亲还很年轻，眼睛里有光。
突然，背后传来一阵脚步声。
“哥…对不起…”
我回头，看见一个瘦骨嶙峋的中年人，跪在雪地里。他的头发花白，脸上的皱纹比实际年龄还要深得多。如果不是那声”哥”，我几乎认不出这是舅舅。
“这些年，我一直在还债。”舅舅颤抖着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这是我这些年的积蓄，还有…这个。”
布包里是一沓钱，还有一块旧手表。那是父亲唯一的值钱物件，当年也被舅舅拿去典当了。
“我在码头搬了十年的水泥，就是想把欠你爸的都还上。”舅舅的声音哽咽了，“可惜…晚了…”
雪又开始下了。
舅舅跪在雪地里，像个迷路的孩子。我突然想起小时候，每次舅舅来，总会给我们带一兜子糖。那时的他，眼睛还不会躲闪，笑起来像个大男孩。
“起来吧。”我把舅舅扶起来，“爸说了，不用还了。”
舅舅浑身一颤，眼泪夺眶而出。
回家的路上，我们谁都没说话。路过老杂货店的时候，我买了两瓶二锅头。柜台上的收音机正放着一首老歌，是父亲生前最爱听的《十五的月亮》。
那天晚上，我们在院子里喝酒。舅舅给我讲了这些年的故事。他去过很多地方，做过很多工作。有一次差点死在工地上，躺在医院的时候，他总是梦见父亲。
“你爸总说我命苦，其实是我没出息。”舅舅摇着头，“这些年，我天天都想回来，可又怕见到你爸…”
我从柜子里翻出父亲的那个铁皮饼干盒，把它扔进了火盆。火光中，那些发黄的欠条慢慢化成了灰。
舅舅看着那些飘散的灰烬，突然说：“你爸真傻。”
我笑了：“是啊，他就是太傻了。”
第二天一早，我送舅舅去车站。他说要回去把工作辞了，准备回镇上定居。“总得有人给你爸扫墓。”他说。
站台上，我递给他一个布包。里面是他昨天带来的钱和手表。
“爸说了，别管你的事。”我拍拍他的肩膀，“下次回来，记得带点糖。”
舅舅愣了一下，然后破涕为笑：“好，一定带。”
火车缓缓启动，我看着舅舅的背影渐渐远去。车窗玻璃上的雾气模糊了他的脸，但我知道，他一定在笑。
站台上的积雪开始融化，阳光透过云层洒下来。我想起母亲去世那年，父亲也是这样站在这个站台上，目送舅舅离开。
或许，这就是亲情。不漂亮，不完美，但就像父亲常说的那句话：
“都是自家人，何必说得那么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