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读李白的诗，总是积极向上的，而读杜甫的诗总让人感到压抑和沉重。因此，李白的诗要比杜甫的诗高一个档次。这种谬论其实是出于读者自身只是沉沦于诗歌的情感基调之中，而忽略了诗歌的艺术手法、思想深度和历史影响。
虽然杜甫疯狂迷恋李白，曾经挥毫写下有关李白的15首诗。这其中有二人深厚的友谊在里面，也有对李白诗才的钦慕。但更多的是把自己那份浪漫的理想和洒脱的情怀寄托给李白。谁还不想“仰天大笑出门去”，谁不想“霓为衣兮风为马”、像庄子和列子那样御风而行？他杜甫做不到，他看到的是“牵衣顿足拦道哭”、“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他心中装不下自己，装的只能是家国天下。
杜甫（712-770）的生命轨迹恰好跨越唐朝由极盛转衰的临界点。天宝十四载（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不仅摧毁了"稻米流脂粟米白"的开元盛世，更撕裂了整个士人阶层的精神世界。他在《忆昔》中追忆的"九州道路无豺虎"，与《哀王孙》中"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的惨景形成强烈反差。这种亲身经历的文明崩塌，使其诗歌天然携带历史断裂的沉重感。
这就是读杜甫的诗感受到的只是压抑和沉重，而不像李白这样的谪仙人看破世俗，超脱自我。如果说李白是“度己”的话，那么杜甫就是“度人”。李白与杜甫迥然不同的行文目的，犹如双子星座，千年来始终并悬于苍穹，以截然不同的光芒映照着华夏文明的审美宇宙。今人常以情感基调论诗之高下，认为李白的豪迈昂扬胜于杜甫的沉郁顿挫，实则这种判断恰似以尺丈量海洋之深广，暴露出对诗歌艺术本质的误解。若以美学维度观之，李杜之别非关优劣，恰是中国诗歌完成自我超越的两种范式。
李白的诗歌美学，是庄子“逍遥游”精神在盛唐的完美投射。他笔下的《蜀道难》以“连峰去天不盈尺”的瑰丽想象突破时空桎梏，《将进酒》中“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宣言，构建起一个挣脱世俗羁绊的谪仙世界。这种“酒神精神”的狂欢，本质上是对生命本真的礼赞。宋代严羽在《沧浪诗话》中称其“如列子御风而行”，正是捕捉到了李白诗歌中超越性的自由意志。
李白的潇洒早已超越个体行为模式，成为古代诗人们的重要精神原型。从苏轼“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旷达，到曹雪芹“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孤傲，处处可见谪仙人的文化基因。当现代人在压力中吟诵“天生我材必有用”时，激活的不仅是诗句本身，更是盛唐文明留给后世的精神解药——正如叶嘉莹所言：“李白证明了人可以活得如同不系之舟，在红尘中保持银河的澄澈。”
而杜甫的“诗史”传统，则将儒家济世情怀熔铸为诗歌的筋骨。从《兵车行》“牵衣顿足拦道哭”的民生实录，到《秋兴八首》“夔府孤城落日斜”的历史沉思，杜甫以诗人的良知承担起史家的使命。明代胡应麟谓之“地负海涵，包罗万汇”，这种“以诗证史”的创作路径，使诗歌从云端落回人间，成为记录唐人精神创伤的镜鉴。
杜甫的"沉郁"绝非性格缺陷，而是将个体生命化作文明承重柱的精神自觉。从敦煌残卷到东亚汉文化圈，杜诗之所以能穿越时空引发共鸣，正因为这种沉郁中蕴含着人类面对苦难时的尊严与力量。当今世界重读杜甫，不仅是在触摸一个诗人的心灵史，更是在解码中华文明何以在无数次劫难中绵延不绝的精神基因——正如叶嘉莹所说："杜甫把儒家的担荷精神，提升到了宇宙性的高度。"
如果单以个人情感来评定李白和杜甫诗歌谁优谁劣的话，那实在是暴殄天物又贻笑大方。人生的轨道上，“度己”和“度人”并不是撕裂开的，我们时常在清晨吟诵“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释怀，也在深夜品味“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宇宙孤寂，这恰是我们对诗歌最完整的审美体验。
真正的诗学境界，从不在比较中确立高下，而在并置中显现丰富。当李白的银河瀑布与杜甫的沧桑古道在文化时空中交汇，我们方懂得：正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学向度，共同托起了古代诗歌的璀璨星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