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18日，重庆军委会正式发布命令，赋予参谋总长兼陆军总司令何应钦12项受降权力和任务，其中第3项为：“对中国战区内敌军最高指挥官发布一切命令”。两天后的8月20日下午，何应钦、萧毅肃等率随员50余人，乘坐四架运输机飞抵湖南芷江，在接机的人群当中，有一位陆军中将显得格外激动和紧张。

作为直接下属，陆军总司令部所辖的四个方面军司令官，自然要集体迎候总司令和参谋长的到来，其中显得尤为心事重重的，正是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

这位“汤司令”已经闻知，是何应钦全权负责受降事宜，随即动了谋一个“肥差”的念头，那便是争取到富庶城市进行受降和接收，只是不知是否能够如愿，心中很是忐忑，毕竟仅仅一年前，他还是人人喊打的败军之将！

当天夜里，何应钦召集四个方面军司令官卢汉、张发奎、汤恩伯和王耀武，兼任湘省主席的吴奇伟和新六军军长廖耀湘，共同商讨芷江受降的方案，以及日军投降代表的接待细节等，忙得一塌糊涂。

汤恩伯直到次日才觅得与何应钦独处的时间，怎么谈的不得而知，使了多少银子也无从查起，总而言之，何应钦终于答应，由第三方面军负责接收上海至南京沿线地区。

汤恩伯

汤恩伯喜不自胜，这可是个大大的肥差！当时上上下下都认为，上海地区的受降和接收，理应由“赣州行营主任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负责，况且顾还是何的“哼哈二将”之一，没想到这条“锦鲤”居然是汤司令！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9月6日，第三方面军先头部队2000余人进驻上海，两天后汤恩伯飞抵，他先是以抗日名将的身份，坐敞篷汽车巡游十里洋场，随后发表讲话称：“上海方面的接受成否，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余将排除各种障碍，以最迅速最公正的手段完成，给陆军起一个模范作用”。

汤恩伯并非黄埔生，而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留洋生”，从东渡日本的旅费到毕业回国的工作，都是浙军元老陈仪一手包办的，因为汤恩伯追到了陈仪的干女儿王竟白，很有些“干女婿”的成分。

学成后的第一个差事：浙军第1师师部少校参谋，师长当然也是陈仪，浙军第1师在北伐初期，倒戈投向国民革命军，对于这位本省的军界前辈和名宿，老蒋尊敬有加不断委以要职。

在陈仪的举荐下，汤恩伯先是入职总司令部，民国十七年（1928年）转任中央军校学兵队的上校大队长，也就是说，汤恩伯其实属于黄埔军校的“教职员工”，辈分当然高于黄埔生。

汤恩伯

在校期间勤勉有加，还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写了好几本军事小册子，渐入蒋介石法眼。民国十九年（1930年）初。汤恩伯终于外放带兵，晋升中央军校教导第2师第4旅的少将旅长，时任师长乃是军校教育长张治中。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晋任第89师师长，从此有了自己的基本部队，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初再晋第13军军长，步入黄埔系军队高级将领行列，因为时值“第二次大整编”期间，军队多整编为“路军”和师，军级建制保留的很少。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4月8日，第13军军长汤恩伯铨叙陆军中将，应该说，这一时期的汤恩伯还是挺能打的，无论是“围剿”苏区，还是进攻发动福建事变的第十九路军，汤恩伯作战都很卖力，逐渐成为蒋介石所倚重的将领。

所谓“黄埔系军队”的军官团，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高级将领并非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还包括“保定系”和“士官系”，前者主要是黄埔教官团体的拓展和延伸，比如炮兵教官陈诚，得势后会拉拢罗卓英、郭忏等保定军校生，加入中央军的阵营。后者则指曾经留学日本的将领群体，自清末始，就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学生多达1500余人，其中的一部分，得以聚拢在代表人物何应钦、钱大钧、张群等周围，也成为中央军的重要将领，当然包括汤恩伯。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起，汤恩伯所部调驻绥远，作为中央军的力量代表，配合傅作义抗击日伪，汤部由此进驻华北。全面抗战爆发后，汤恩伯率第13军血战南口，伤亡16000余人18天不退，给华北日寇以沉重打击。

南口战役形势图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9月底，因南口战役表现出色，汤恩伯晋任第20军团长，该军团满建制下辖第13军、第52军、第85军共7万人枪，成为华北中央军的骨干力量，旋调入第五战区，参加保卫津浦路的作战。

在徐州会战之台儿庄战役中，汤恩伯虽不太听李宗仁招呼，但是必须承认，装备精良的第20军团，仍然是击破日寇的关键力量，遂有台儿庄大捷，这也是汤恩伯在抗日战场上的高光时刻，被日军列为“华北第一大敌”。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汤恩伯已升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仍隶属第五战区指挥，先后参加了随枣会战和豫南会战。事实上，黄河流域的中央军嫡系部队数量不多，汤部在华北抗日战场的作用，确实是比较重要的。

汤恩伯所部的作战特点，是机动性较强，你说他灵活也好，说他滑头也罢，总之在大规模会战中，日军很难捕捉汤部主力进行“决战”。然后在撤军途中，又会遭到汤部追杀或者侧击，因此颇为头疼。

比如在民国三十年（1941年）初的豫南会战中，疲惫的日军多次遭到第13军、第85军的侧击，不得不狼狈退回原驻地，如此汤恩伯既保存了实力，又能迫使日军无法达成战役目标，至少从结果上来看，打法还是可圈可点的。

李宗仁

汤恩伯的地位持续上升，但与李宗仁的关系也逐渐不可调和，遂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初，调升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脱离了五战区序列，甚至获准在河南叶县单独设立“副长官部”，受宠程度可见一斑。

此后两年多时间，第一战区并无大的战事，中日两军隔黄河对峙，军事局面稍安，汤恩伯的毛病开始显露出来：其一是企图拥兵自重，大肆扩充所属部队，在四省边区辖地，汤系部队发展到四个集团军40万人。

其二是勾结“朝臣”，汤恩伯的送礼特使，络绎不绝于豫渝之间，“受惠者”包括军政部长何应钦、特务头子戴笠等等，否则汤部哪来的那么多番号装备？至此，汤恩伯形成了一个新的军事集团，与胡宗南的黄埔生系、陈诚的土木系，并称为中央军“陈胡汤”三大集团。

扩军的钱、送礼的钱哪里来的？当然是通过在辖区内的横征暴敛，因此，汤系部队在鲁苏豫皖四省边区为祸甚众，百姓陷于水深火热当中，遂有“水旱蝗汤”四大灾之谓！而且汤恩伯喜怒无常，杀人如家常便饭，又名“汤屠夫”。

其三是鄙视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汤恩伯自恃掌握着绝大部分兵力，对于蒋系“八大金刚”之一的蒋鼎文，充满了不屑和不服。两个人交恶后互相争权夺利，自然都没把主要心思放在御敌上，为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的大败埋下伏笔。

汤恩伯

对于汤恩伯军事集团的崛起，蒋介石的心情是很矛盾的，既有些纵容（中央军在华北力量不足）又有些警惕。汤集团同样是中央军，部队里面黄埔生也不少，蒋介石为何不大支持汤恩伯扩张呢？无它，汤恩伯跟陈诚、胡宗南有所不同，他并非蒋介石的黄埔班底，而是一个中途加入的“外来户”。加之为人薄情寡恩风评不佳，蒋介石虽可以赋予其一定兵权，但是不在“着重培养”的名单上。

比如特务头子戴笠，曾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初到达汤部防区，盘桓了半个月后感慨说：“胡宗南在关中要学左宗棠做西北王。没有料到汤恩伯做了中原王还不满足，竟想学起曹操来了”！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4月，豫湘桂战役河南段战事爆发，由于第一战区正副长官不和以及腐败透顶，在日军的攻击下迅速崩溃，创造了37天连失38城的惊人纪录，消息传来重庆震动，6月间蒋鼎文和汤恩伯双双被撤职查办。

有历史学者评价说，自驻军叶县开始，汤恩伯已经从一个军人，沦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政客。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汤恩伯在抗战初期作战还算努力，而到了抗战后期，却是一溃千里。

豫中会战惨败后，重庆各界一片哗然，“参政会”强烈要求严办汤恩伯，弄得汤司令一时非常狼狈。到这个时候，之前送出的“银弹”总算发挥了作用，何应钦、戴笠等人极力为其开脱，连一向瞧他不起的陈诚，也说了好话。

陈诚

倒不是陈诚如何待见这个浙江同乡，而是瞄上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位置，因此在奉命调查河南大败的真相时，把主要责任都推到蒋鼎文身上，后者从此被迫离开军界，而陈诚也如愿以偿，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8月17日履新。

既有这么多心腹重臣具保，蒋介石必须给面子，于是亲自跑到参政会讲话：“今天你们要求严办汤恩伯，那就办我好了”！一众代表目瞪口呆，蒋介石临走还说：“希望各位不要被人利用，破坏抗战”。

汤恩伯由此逃过一劫，在重庆只闲居了不到半年，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11月日军攻陷广西桂柳地区，大有北上贵州直入川渝之势，军委会从大后方急调部队驰援，汤恩伯旋被起用，任命为“黔桂边区总司令”，统一指挥各路援军。

汤系基本部队第13军，此间也调来黔桂地区，至于汤恩伯的这个官，职级跟之前基本相仿。不久西南地区部队进行整顿，汤恩伯改任第三方面军司令官，这两个职务都属于“副战区级”，因为汤恩伯还只是陆军中将衔，职务到顶了。

要说汤司令的运气还是不错的，该部在黔东南实施反击时，日军已决定收缩回湖南，因此汤恩伯所部不仅克复独山，还跟在日军的屁股后面实施了“桂柳追击作战”，连续收复了多地，总算挽回了一点颜面。

汤恩伯

抗战胜利后，汤恩伯又谋得了接收上海的肥差，嘴上说一套，做的当然是另外一套，赚得是盆满钵满，须知上海滩的日伪财产太多了！汤恩伯后来斥资50万美元在日本买豪宅，多半是这个时期捞的。

而且这一年汤恩伯年满45周岁，陈诚总结的“45岁现象”，在汤司令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那就是高级将领到了一定年龄后，满脑子升官发财，战斗意志非常薄弱，怎么能跟朝气蓬勃的我军将领对垒？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2月，汤恩伯出任“京沪卫戍区总司令”并晋加上将衔，即陆军中将加上将衔，这也是他在大陆期间的最高军衔，毕竟升任一个战略区的主官，再挂两颗星就不合适了，至7月，改任陆军副总司令。

汤恩伯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或许是蒋介石认为汤恩伯不失为一员“战将”，再度调往前线，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初兼任陆军总司令部临沂指挥所主任、第一兵团总司令，这是解放战争初期的大型兵团，下辖八个整编师（军）20余万人。

其后不久，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5月在孟良崮战役中，五大主力之首整编第74师被全歼，南京的电报第一时间就到了：“汤恩伯撤职查办，李天霞就地枪决”！

只要还是嫡系，只要朝中有人，处罚永远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因此电令虽然杀气滕腾，最后李天霞也就吃了几天牢饭而已。

至于汤恩伯，干脆只赋闲了两个月，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7月起复，鉴于顾祝同在中原战场忙活，汤恩伯直接代理了陆军总司令。这次出面保汤恩伯的，主要是他的恩师陈仪，因为何应钦还在国外。

一年后汤恩伯再掌兵权，改任衢州绥署主任，负责维持浙江的治安和训练新军，因为此时的浙江省主席正是陈仪，陈仪对于汤恩伯确实是关爱有加。

蒋瑞元

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取得三大战役的胜利后，蒋介石被迫第三次下野，离开南京前签发命令，以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领残军45万，全权负责长江下游防线。

倒也不是汤司令怎么能打，而是到了这个时节，实在无人可用了！之前以衢州绥署升格为京沪警备司令部，证明蒋介石早已属意，由汤恩伯率军来做最后的垂死挣扎。

汤总司令的表现，一如既往地发挥稳定：失守江防、失守上海、失守厦门，包括在金门战前，汤恩伯也曾惊慌失措，迭电请求撤军，遭到蒋介石的痛斥，后面的战场实际指挥官，是匆匆赶到的胡琏。

蒋介石终于对汤恩伯失去了耐心信心，改调其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在台办公），等于挂了起来。期间还逼迫汤恩伯，亲自“监斩”陈仪，汤恩伯虽坚决不从，但是他出卖恩师的行径，已为同僚所不齿，基本无人帮忙了。

早在上海战役后期，汤司令就想逃到日本去，始终没能成行，不料1950年2月2日，路透社在东京爆料，指出是蒋介石“通过一位高级官员在日购房”，一番调查后真相大白，蒋介石闻知怒不可遏：“混帐！怪不得上海和东南沿海败得那么快，原来他早做了逃往日本的准备”！此时此刻起，汤恩伯已经彻底失去信任。

汤恩伯

汤恩伯知道混不下去了，于1950年3月企图溜往日本，因没有签证在机场发生争吵，终于惊动了当局。蒋介石判断汤要逃，于是派出军警将其扣下，稍后再次将其撤职查办，折腾一番后，只保留个“战略顾问”的闲职。

1954年4月汤恩伯已病入膏肓，总算获准赴日治疗，经过三次手术还是没能挽救性命，于6月29日去世。消息传到士林官邸，蒋介石淡淡地说：“死了也好”，不过还是依例，假惺惺追晋为陆军二级上将。

黄埔系将领对汤恩伯之死，反应颇为冷淡，主因还是声誉被倾轧的问题，据陈仪的后人陈文瑛回忆，陈仪下狱不久，何应钦见到她曾特别无奈地说：“你父亲真是个老好人，怎么去和汤恩伯搞一起，汤把你父亲给他的条子到处给人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