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不仅是珍贵文物的收藏所，更是重要的社会教育和学术研究机构，是国家文明的标志之一。
金陵大学古物陈列所是民国大学所设博物馆中的一所，它的设立不仅与整个社会环境密切相关，而且也与学校的科研导向紧密关联。
福开森将大量私人所藏金石古物捐献给金陵大学并要求创设大学附属博物馆时，其目的即在于助益学校教学和公众教育。
大学附设的陈列所或博物馆一般都与学校的课程设置和办学特色相一致，馆藏品在来源上，除由学校自主发掘、收集、购买外，还包括接受个人或社会团体的捐赠。
金陵大学古物陈列所的创办就发端于美籍校董福开森先生的捐赠，他可以称之为金陵大学古物陈列所的创始人。
传教与办学福开森自小接受基督教教育，取得牧师身份，拥有传教资格。
1887年，他写信给时任美以美教会的通讯秘书约翰·M·里德主动申请前往中国传教，同年夏天，福开森以美国传教士的身份到中国南京传教。
福开森在被美以美会委任来中国传教之前，并没有进行过系统的汉语学习，经过自己的钻研和努力，几年之后竟可以做到“操一口南京话，精通中文”，在来华外国人中可以算的上是个典型的“中国通”。
这也为他日后能够活跃于中国的政商界、文化界和教育界提供了语言基础。
来华传教士不仅承担了对华输入本国宗教信仰的任务，为更好的配合所属国的对华战略，他们开始在中国创办教会大学，如震旦大学、私立华西协和大学、岭南大学和金陵大学等。
这些教会大学由各国传教士创办，在办学宗旨和方针上虽存在宗教性质，但在推进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层面上，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福开森在华期间就参与创办了两所大学，一所是南京汇文书院，后扩充为金陵大学；一所是上海南洋公学，即今天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1888年，在美以美教会的支持下，同为传教士的傅罗在南京干河沿置地建造院所，创办了南京汇文书院，由福开森担任首任院长。
汇文书院开设圣道馆和博物馆即文、理两科，是南京第一所近代西式大学。
为扩大教学影响，统一办学，南京汇文书院与基督书院、益智书院合并为金陵大学。
福开森后来辞去院长一职，专任金陵大学校董。1897年，福开森在辞去华中教区的司库一职后，接受了盛宣怀的邀请，前往上海参与创办南洋公学。
福开森担任了南洋公学监院一职，全程参与了学校择址、院舍建筑和课程设置。南洋公学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众多铁路人才，也是今天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
他虽在两所自己参与创办的大学中，设置英文课程，倡导师生用英文交流写作，但是却不主张以英文取代中文。
加之多年在华的生活经历和古玩收藏研究，更让他意识到中国优秀文化的独特魅力，以及这种优秀文化的底蕴对中国青年人为人立世的重要性。
福开森作为金陵大学的首任校长和常任校董，他对金陵大学以及中国存在着特殊的感情，这从他对金大学子的演讲中亦可看到。
这种深厚的感情也是催动他将自己所藏巨价文物留在中国并赠予金陵大学，以及发起创办金大校属博物馆，助益学科发展和师生教研的因素之一。
古玩商人开森在19世纪90年代出色的完成了卫理公会指派给他的传教与办学任务后，开启了他在华的另一重特殊的身份——美国博物馆在华艺术品购买者。
在这期间，他不仅是外国博物馆在华的古物采办人，福开森自己也是众多古玩商人中的一员。
虽然古物收藏与鉴赏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这种活动一般被社会上层和皇室所垄断，并且藏品的鉴赏和流传也只会在同一阶层内进行，或者说只有被接纳为“圈内人”的人才有资格参与和买卖。
在担任政府顾问、北平故宫博物院特聘专家时，福开森结识到了很多中国古物收藏大家，诸如刘坤一、端方、缪荃荪等等。这些政界和文化界名流构成的复杂的关系网，为福开森购买中国古玩字画提供了便利。
1912年，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副主席罗伯特·福里斯特与福开森签订了一份协定，该协定的大意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委托福开森先生为其在中国购买古代绘画、古陶器和青铜器等艺术品；用以购入艺术品的总金额为25000美元，其中包括福氏的薪金和佣金（佣金为10%）。”
在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购买中国文物期间，除去和收藏士族的交易外，福开森也逐步涉足当时北平著名的古玩市场——琉璃厂。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时局动荡不安，政权更迭，很多世家大族家道中落，不得不变卖家中所藏。富者以古玩买卖渔利，穷者以变卖家中古物为生。
同时，因为清宫所藏文物众多，虽有造册编目，但因管理不善，很多宫人与市场上的古玩买家互相勾结，私下夹带出宫，致使大量清宫旧藏流入民间市场。
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古玩市场一度“供大于求”。相对于交易市场上不断增长的古玩，资金充足，出手大方的买家却可遇不可求，而福开森却是其中之一。
在福开森结束作为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国艺术品购买代理人后，他并没有停止中国古玩的买卖交易。
在1912年至1913年期间，他自己也陆续出资在北平购入了大量的中国古玩，包括书画、青铜器和陶器。
较短时期内大量的资金投入，使福开森在经济上面临困难，为此他带着自己在中国购入的古玩字画，往返中美之间，通过举办演讲、主题展览，来出售自己购入的藏品。
其中就包括极具历史与文化价值的端方柉禁组器。禁，商周时期的礼器。端方柉禁组器。
在这一时期，福开森利用自己在中国政商界和古玩收藏界的关系网，深入中国古玩市场，一方面为美国部分博物馆购入了大量中国文物珍品，可以说的上是一个中美古玩市场上炙手可热的古玩商人。
另一层面福开森自己也在这种带有学习文物知识和鉴定古玩真假的交易活动中，增长了个人阅历和文物鉴赏能力，为日后建立自己的私人收藏和文物研究提供了知识储备。
中国古物收藏学者福开森的北平住所在装饰是完全的中式风格，在他的会客厅、书房内，随处可见经过精心布置摆放的书画、青铜玉器等。
福开森在北平的住宅临时承担了储藏和展示他个人收藏的任务。所以可以说在相当长的岁月中，喜鹊胡同3号院不仅是作为福开森的私人住宅而存在，更多了另外一种重要身份——福开森私人收藏博物馆。
值得注意的是，与同时期的中国收藏家来讲，福开森提倡私人文物可以对外开放交流，并声称自己用以储藏古物的场所不是“古物仓库”，自己也并非是“仓库”的管理员。
因此这个“私人收藏博物馆”并不是完全封闭式的，而是对外开放的。在定居北平期间，福开森不仅经常邀请金石古玩圈和文化教育界的好友来家中做客，而且也不拒绝慕名前来学习参观的学者，他们亦师亦友地分享最新所得和研究心得。
从这种实践中，似乎也可以窥见到福开森后来将自己所藏的文物悉数赠予金陵大学，并附有必须建造一座对外开放并用于辅助学校教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一般民众的校属博物馆的缘由。
福开森曾说：“古物之收集，非供个人之欣赏，必以之为教学研究，方可发挥，遂斥其所藏者千有余事，惠赠予金陵大学，期与校中之中国文化研究所，从事共同之研习，更编辑中国科学艺术杂志，以资鼓吹。”
金陵大学建校40周年之际，校董福开森先生将自己所藏的一千余件中国古代文物，作为介寿纪念，赠予金陵大学，期望与校内中国文化研究所从事共同研习，借助设馆陈列、公开展览，裨益教学的同时有益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传承。
福开森捐赠给金陵大学的古物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此时的收藏逐步形成了他的个人风格，藏品种类多样化，与刚进入中国古物领域时，将重心放在陶瓷、象牙等装饰工艺品上已完全不同。在逐渐接触到金石学后，福开森开始了自己的书画、青铜器、考古出土文物和拓本册页收藏。
福开森的收藏构成复杂，虽然仅有部分藏品出处清晰，但是为研究福开森的收藏生涯和艺术偏好提供了真实的历史材料。为了更好的对藏品加以区分，在下文的研究中，有别于传统按照藏品属性分类，将福开森所赠藏品区分为新出土文物、传世品和拓本册页。
藏品是博物馆的建馆依托，是博物馆实现提供各项社会服务的基础。欧美国家一般具有以校属博物馆助益教学的传统，在华的教会大学中创办的校设博物馆也在辅助教研和服务民众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金陵大学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教会大学之一，在校属博物馆的建设上，虽有服务于学校农林科的自然博物室，但是依旧缺乏为金大的考古和历史学科提供教研资料的历史型的博物馆。
福开森作为金陵大学的创始人，他本着助益教学的宗旨，以赠予金陵大学的千余件珍贵中国古物为依托，发起了金陵大学校属博物馆的创建，这便是金陵大学古物陈列所创办的开端。
总结民国时期，中国博物馆开始逐步实现“本土化”，大学的附设博物馆也在助益学校教研和提升社会教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无论是政府设立的博物馆，还是大学自主设立的校属博物馆，藏品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藏品不仅构成了建馆依托，而且是提供各种服务的基础，藏品的质量和持续性丰富决定了博物馆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