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我出生在湖北黄安县（今红安）七里坪区秦罗庄。父亲秦辉显是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除了种田，还会一点篾匠手艺。母亲周氏，是个普通的家庭妇女。除了父母之外，家庭里的长辈还有我的伯父。伯父终身未娶，一直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同父亲相比，伯父是一个更地道的农民。我的父亲读过几年书，又会点手艺活，田间劳动相对少了些。伯父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 平辈中，我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因为是幺儿，父母和伯父对我自然多了些疼爱，哥哥姐姐凡事也都让着三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家庭生活是温暖的，虽然并不富裕，却洋溢着劳动之家纯朴和睦的气氛。 我的家乡秦罗庄，在黄安县的北部，是片风景秀丽的丘陵。村庄坐落在岗坡上，北倚老君山、天台山、雨台山，面向阳台山，西有龙王山，东眺光宇山。四周可谓群峰竞秀。在我家门前不远处，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小溪，常年流水潺潺，春夏之交，梅雨连绵，水涨溪宽，鱼游虾戏，给我们这群乡野呀子带来不少新奇和乐趣。还值得一提的是，这条小溪河往东走，便汇入了稍大一点的盐店河，而盐店河流到七里坪，则融进了纵贯大别山区的倒水河。 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倒水河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策源地和摇篮，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就是在七里坪镇倒水河的河滩上成立的。在几十年的腥风血雨中，从倒水河畔走出了一批又一批革命的优秀儿女。 家乡不仅水好，山色也是很美的。 越过村庄南边的小溪，再往前走几十步，就是一座小山坡，与村庄遥遥相对。我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山坡上那大簇大簇的映山红。一到春天，漫山遍野都是。清早起床，打开院门，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沐着朝阳的像云霞一样燃烧的映山红，那情景真是激动人心。至今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就是这样一方水土养育了我。 到我长到稍明事理的时候，父母和伯父商议，让我去邻村的学校读书。我们庄户人家送子女读书的目标很简单，能识得官府布告，能记个账，春播秋种能算个子丑寅卯就行了，穷人家孩子读书的目的基本上是为劳动服务。 小时候的我是比较顽皮的，生性好动，好奇心强，尤其喜欢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坐在学堂里，摇头晃脑啃书本，感觉很不自在，所以我总是找机会逃学，或到山坡上和放牛的小伙伴们嬉戏，或到附近的河沟里捉鱼摸虾，眼看到了放学时间，才装着放学回家。后来，逃学的事被老师发现了，他罚我下跪，用戒尺打手心。但越是挨罚挨打，我就越不愿上学。就这样，我小学上了不到一年，读过《百家姓》、《三字经》，但终究激发不起学习兴趣，再加上我的哥哥身体不好，做工种田都显得孱弱，所以经父母和伯父商量，不再勉强我上学，而集中财力保障我哥哥多读几年书。他们的指导思想很明确：我们兄弟两个，一个读书，一个劳动，文武都全了。长辈们希望我和哥也像父亲和伯父那样，永远不分家。 现在想来，那时候真是幼稚，只知道劳动能出成果，哪里知道读书学习会给人带来那么大的益处。就因为小时候没能坚持上学，在此后几十年的生涯中，我在学文化上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我记事的时候，家里有八亩水稻田，十来亩坡地。依靠自己的劳动，温饱不成问题，还略有节余。休学之后，我便跟随伯父下田干活。那时候我还不到十岁，但没过多久，农活一套我便基本掌握下来，耕田耙地，插秧旋肥，渐渐地得心应手。伯父很喜欢我，他觉得我热爱劳动这一点很像他。他常常对我讲，一个人从小就不要偷懒，有力气就要劳动。饭里有了自己的汗，吃起来才格外香。 我的母亲也是非常勤劳能干的，除了在家操持家务，农忙季节一样下田参加劳动。 庄稼人衡量一个孩子低劣优秀的标准，多数要看这个孩子是否爱劳动，劳动得怎么样。这一点，我很快就得到了乡亲们的赞赏。再加之我性格活跃，爱唱爱跳，不腼腆不怯场，所以在村里一般大小的牙子中，我算得上是个"领袖"人物，经常把他们组织起来，模仿戏班子演大戏，或者玩打仗游戏，应该说，过得还是很快活的。那时，我也有痛苦，那就是受着疾病的折磨。我从小有哮喘病，犯起病来，一点不能活动，人躺在这间屋子里，隔壁屋子里的人都能听见我的喘声，找村里、镇里的医生看过，都没看好。一天，村里来了一位牵骆驼的江湖医生，我母亲请他给我看。他给了六包红色粉状药，让我们找六个绿壳鸭蛋，再从尿缸里刮些尿碱放在瓦片上用火焙干研碎，每天往一个鸭蛋里灌进一包红粉药和尿碱，封住蛋口后把蛋放在火里烧熟后吃。我母亲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在我每天放牛回来后就按这个办法烧个鸭蛋给我吃。蛋的味道是极难吃的，但为了治病，每次我都硬着头皮把它强咽下去。结果，吃完这样六个蛋后，我就真的再没犯过哮喘。我算很幸运，当时我们村子里有三个得哮喘病的人找这位医生治，只有我一人治好了。治病这件事是我人生道路上非常重要的一步。如果哮喘病治不好，我就不能参加红军，踏上革命的征程。 我的病治好了，全家都很高兴。可是，没想到，紧接着却是一连串的不幸袭击我家。 由于连年灾荒，地处大别山腹地的黄安县，瘟疫流行。我十岁时，母亲就去世了。那时候根本谈不上医疗。母亲，至死也不知道自己患的是什么病。丧母之痛尚未平息，第二年，我的父亲和伯父也相继撒手离开了人间。眼泪还没哭干，我的哥哥又于第三年病故，而姐姐又已经出嫁。 亲人一个接一个地走了，如同一阵又一阵的晴天霹雳，抽打在我幼小的心上。如今回过头来想那几年，有时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在这一连串的打击下，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孤独一人，居然活下来了，并且独自担起了一个家庭的全部责任。 祸从天降，这对自己的成长既是沉重的打击，也是一次很大的磨炼。死的已经永远不会再回来了，活着的还要在生活的路上坚定地往前走下去。 短短几年，我像长大了十几岁。 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偌大的一个家，只剩下我一个人，白天还好过，一把铁锁挂上门，我操起家伙下田去，农忙时还和别家换工。夜里就难熬了，我家住在山坡靠山根的地方。庄户人家老鼠多，到了夜深人静，便是老鼠的天下，一群一群绕着房间吱吱乱叫。鬼妖神怪的传说听过不少，老鼠一叫，就瞎联想，仿佛真的看见青面獠牙的鬼怪，吓得连大气也不敢出。想打不敢打，想逃逃不掉，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用被子把脑袋蒙起来，在心理上多了些安全感。一睡着，那就什么也不怕了。 当初，我家长亲都健在的时候，衣食自给，并有节余。因此父母和伯父在村里说话都有一定威信。可是如今撑梁柱都散了，可以说人亡家破，全家只剩下我一个小孩子，百事不懂，丧事办了一大串，田也大部分卖了，家也空了，还欠下一连串的债务。 家道一落千丈，三里之外都能看见房顶上呼呼直冒的穷气。这样一来，过去那些亲热的笑脸就很少见了，连故亲远戚都少了来往。话又说回来，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乡亲们都是穷人，自己糊口尚且勉强，谁有能力收养我这一个一身债务的穷小子呢？ 我成了地地道道的孤儿。 过去，大人都在，我最盼着逢年过节。因为逢年过节有好东西吃，还有赏钱，村里镇上还可能有演大戏的。乡下份子们最幸福的时光，莫过于过年过节。可是，自从亲人们一个个离我而去后，我最怕过年过节，怕听爆竹声，怕见别人家的灯光。 从前，我曾听老人说过，人死之后灵魂要升天。我常常在心里想，我的父母会在天上看见我在受苦，会从天上走下来看我，可是，这种奇迹却从来没有发生。 "马克思鞋"的启示 由于家庭的变迁，使我提前结束了儿童少年生活。从十一岁开始，我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命运对我来说实在是过于残酷了。然而，苦难打不垮人，却能造就人。我不敢说苦难如何造就了我，但苦难确实没有把我打垮，反而使我在意志和胆量方面得到了很大的磨炼。同时也迫使我学会了基本的谋生手段。 成为孤儿最初的日子里，我想得最多的当然是我的父母。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父母死而复生的稚想也一天天淡下去。处在一个贫困孤儿的位置上，我想的问题要比别的孩子多得多。我不仅要把劳动和过日子的一系列问题想得周全，同时我的思路还能触及一些简单的社会问题，譬如，为什么有些人过去对我家很好而如今却对我冷眼相待？同样是人，为什么有穷有富？有时候心里想，这个世道不公，应该改变。至于怎么改变，自然心里是不明白的。 说到这里，就要回顾一下故乡的政治风貌了。 湖北省黄安县，是中国革命的最早策源地之一。早在"一大"之前，酝酿成立"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的倡导者就是黄安人董必武。在我整个青少年生涯中，黄安县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此起彼伏。 十岁那年，我听村里的人摆龙门阵，说是县城里学生乱哄哄地起事了，要造地主土豪和军阀的反。又说县城里大街小巷都贴着两幅画，一幅是蓄鹅头的画像，一幅是蓄平头的画像。蓄鹅头的画像是个姓列的俄国人，叫列宁，他帮助中国穷人。蓄平头的是个日本人，叫帝国主义，他提出二十一条，要灭中国。 我们这些份子虽然不懂更多的道理，但我们是中国人这一条是不含糊的，爱国之心是与生俱有的，正义感也是与生俱有的。我们从心眼里爱戴那个姓列的俄国人，而痛恨那个名叫帝国主义的日本人。并且在心里暗暗使劲：狗日的小平头，要是到秦罗庄，让我撞见了，非唾他一脸唾沫不可！ 随着外面世界革命浪潮的不断兴起，乡下也开始动荡起来。或许是早当家的缘故，我比别的孩子又多了一份机灵。我敏感地发现，村里的一些大人除了忙着种田以外，还忙着别的什么事情，神秘兮兮的。我还注意到家乡一带，偶尔会出现几张陌生的面孔，他们总是那么行色匆匆。 我隐隐约约地预感到，要发生什么大事情。一天清晨，我照例同几个小伙伴一起到对面山坡放牛。在路上我们发现了一件让我们惊奇不已的事情。 头天夜里下了一场雨。我们家乡是红沙地，雨水一浸，又板实又平滑。我们就在这又板实又平滑的路面上看见了一些奇怪的鞋印，里面有弯弯曲曲的图案，经络非常清晰。这种鞋印，绝不是我们家乡那种线纳的、麻搓的鞋底踩的，过去我们根本没见过。 可以肯定，这样的鞋印是有来头的。 后来，我们从路边，从草棵里，从盐店河畔又发现了许多这样的鞋印。还有一些标语贴在墙上，写的是"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之类。 不久，村里就传得沸沸扬扬了，说有共产党的队伍往南边去了。那种鞋子，是胶鞋，也被人叫作"马克思鞋"。乡下人传得活龙活现，说穿"马克思鞋"的都是共产党，共产党打土豪，把田地分给穷人，他们走的是一条革命路。 这些话像一团火苗在我心中点燃并越燃越旺。我决心丢掉这个家，穿"马克思鞋"，走革命路去！ 很快，革命运动在家乡一带也公开开展起来了，村里组织了农会、自卫队。农会不时组织农民游行，高呼"打土豪、分田地"等口号。革命歌曲也流传得很快很广，不仅青年人会唱，连小孩子也会唱几首。我记得我最早学会的是一首《发动歌》，歌词大意是：叫声农友，快快觉醒，为什么世上人吃人，这样不平等？不是命注定，不是我无能，全是统治阶级剥削者一手来造成。叫声农友，快快觉醒，劳苦大众要出头，只有闹革命。大家团结紧，奋起作斗争，一心跟着共产党，才能得翻身。 我自然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很快当上了自卫队员。我也知道，革命是有危险的，弄得不好，不仅解决不了吃饭问题，脑袋搬家也是极有可能的。不久前到七里坪赶集，就见到过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共产党的事情，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他们在倒水河的沙滩上挖个坑，把捉来的共产党员放下去，再用沙埋，埋得人只剩脖颈和脑袋露在外面，然后往沙里浇水，水渗进沙里，越浸沙越紧，人就活活地被窒息了。那些残忍的刽子手如同禽兽，他们把燃烧的纸烟放在被埋的人的耳朵上，烧得皮肉滋滋地响，他们则开心大笑。 这一幕惨景，并没有把我吓倒。恰恰相反，我反而从另一角度想了许多问题。革命是怎样一回事呢？那些官老爷和富人为什么这么仇恨革命呢？富人们越是仇恨，就越说明这是桩穷人的事业。还有，国民党反动派拼命地抓呀杀呀，可是，还是有那么多人不顾一切地去闹革命，这就说明，这是一桩了不起的事业。那些死去的人难道不知道革命是要担风险的吗？我想是知道的，知道风险而不畏风险是为什么呢？因为值得，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业。 不能否认，我对党和党领导下的革命，最早曾寄予一种行侠仗义杀富济贫的希望，甚至在我迈上革命之路的时候，也多少有一些行侠仗义的动机，但是，我参加革命的最根本的思想基础还是由于阶级压迫所产生的反抗意识。 参加黄麻起义 一九二七年秋，我盼望已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鄂豫皖地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黄（安）麻（城）起义。那时候，我虽然还没有机会穿上"马克思鞋"，却毫不含糊地走上了革命之路。 这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下午，我扛着一根红缨枪，跟着本村农会的乡亲们，赶到了首集七里坪。 我已经记不清是谁负责指挥我们了，只记得暴动的口令是"暴动，夺取黄安城"，暴动的口号是："暴动杀尽土豪劣绅！暴动夺取政权，组成农民政府！暴动实行土地革命！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武汉政府！农民革命万岁！" 当天夜里，我们从七里坪出发，经打鼓岭、火连畈，直达城北三里岗。沿途人山人海，刀枪林立。到了十四日天快亮的时候，我们黄安、麻城两县的农民起义军已将黄安县城围得水泄不通，李先念、詹才芳、吴焕先、王树声等人率领群众，四面出击。 当时的情况，真有排山倒海之势。天快亮的时候，总指挥潘汝忠和吴光浩指挥部队由城北角攀梯而上，一举攻入城内，全歼县警备队，缴枪三十余支，活捉县知事贺守忠、司法委员王治平，还有改组委员会的三个人以及十几名土豪劣绅，收缴了一大批钱钞物资。 后来由于敌人援兵压境，起义军处决了贺守忠、王治平等人，退回了大后方七里坪。 这次参加黄麻起义，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锻炼。外面的世界一下子打开了。革命，不再是街谈巷议，也不再是凭空想象。我不仅亲眼看见了，而且亲身参加了。回到七里坪后，我那份热情再也冷不下来了。当时已经成立了鄂东革命委员会，县里还成立了农民协会。有位姓曹的先生（后来知道，他就是共产党员曹学楷）在台子上对群众宣传，说："我们种田佬，每年除了交粮饷，送钱给大老爷，或者被土劣贪官抓着打屁股、关牢和砍脑壳以外，再不敢进大老爷的衙门。但是，今日我们种田佬、担粪的，公然自己组织政府，自己做起委员来了。这是证明我们革命的力量，证明现在是劳农世界、无产阶级的世界了。" 这一席话，说得真好。我觉得他真的说到我心坎里了。对于革命，对于武装斗争，我有了真实的感性认识。 不久，黄麻特委将参加暴动的黄安、麻城两县农民自卫军编为中国革命鄂东军。我因年龄太小，未能正式参军，就留下当自卫队员，在斗争土豪劣绅时，维持大会秩序，喝令地主老财，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督促他们为参加斗争会的群众烧开水。 为了表示革命的坚决性，我把剩下的一两张土地契约拿到农会当众烧掉。为了革命，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那一阵子，我们干得好开心。 可是，我们哪里知道，在秦罗庄千里之外，一块阴险的乌云，正在慢慢地向我们移动。 黄麻起义的胜利，鼓舞了人民，同时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恐慌。他们急忙调兵遣将，积极策划对黄麻起义军的军事进攻，企图消灭鄂东军，扼杀刚刚诞生的红色力量。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鄂东军撤走黄安，转战木兰山地区。黄安县城被敌人占领了。 起义军转移之后，黄安、麻城人民又遭殃了。敌人向起义地区疯狂反扑，逃亡在外的土豪劣绅纷纷返乡，勾结国民党军，重建各级反动政权和反革命武装，进行"清乡剿共"。他们不仅要抓共产党员，还大抓"共产党嫌疑分子"。 事实上，他们追捕杀掉的"嫌疑分子"比真正的共产党员要多得多。七里区是黄麻起义的策源地，也是根据地，敌人认为这是"匪区","没有一个好人"，见人就捉，由土豪劣绅随意指认，而且不需要审判，一句"看你不像好人"就能作为杀人的依据。 我不仅参加过"黄麻起义"，而且是自卫队员，自然也是敌人要捉要杀的对象。田地是没法种了，家也不能回了，成天东藏西躲，夜里就往山上跑，带着铺盖、蓑衣，选个荒岗坟地，倒头便睡。 到一九二八年底，七里、紫云、仙居等地都建立了赤卫队，县里成立了赤卫大队，赵赐吾担任大队长。我也在本村参加了赤卫队。赤卫队比自卫队又进了一步，不单纯是自卫性质，还要主动出击，寻机打击敌人，消灭反动民团。 这几年，通过接触革命，并参加一系列武装斗争，我知道了穷人要想过上富日子，就必须拿起武器去斗争。 这期间，鄂东军先是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后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一九二九年春，原师长吴光浩牺牲，由中央军委派到大别山的徐向前接替指挥。 这年六月，国民党反动军队罗霖部和土匪联合起来"会剿"红三十一师，徐向前指挥两个大队，发起反击，接连五战，毙敌营长以下官兵百余人，活捉并处决了反动派的红枪头目戴五爷。与此同时，我们七里坪和周围的赤卫队也对罗霖部和夏斗寅师补充团展开了广泛袭扰活动，使敌军食不成、睡不稳，疲惫不堪，没过两天，不战自退。 当上了"红小鬼" 自从鄂豫皖地区有了自己的红军队伍后，穷苦的庄户人也有了盼头。对于革命，老百姓未必懂得很多，我们是从红军的身上理解革命的。红军打土豪，分田地，为穷人撑腰，所以，红军也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为了扩大红军，在根据地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参军热潮，出现了许多母亲送儿、妻送丈夫、姐送兄弟甚至儿女送父参军的景象。有的青壮年入伍了，不够条件的小脚女子和少年儿童，也找苏维埃干部要求参军。参不上军，回来还痛哭流涕。 我记得当时根据地里流行这么一首歌曲： 正月里来正月正，我劝我郎当红军，现在革命高潮起，切莫留恋在家庭。二月里来是阳春，当了红军莫担心，跟着红军打天下，家中事务我承担。三月里来是清明，我送我郎参红军，送郎送到大门外，眼望郎去转回程…… 当时，参加红军是乡亲们心目中最光荣最了不起的事情，更是我向往已久的事情。 一九二九年八月，我还不满十五周岁，跟本村的伙伴一起，到乡里苏维埃政府软缠硬磨，终于磨到了一张介绍信。拿着这张介绍信，我们一路疯跑，找到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成了红军的一员。 有件小事，说起来挺有意思。当时，和我一起参加红军的有七个人，乡里乡亲，半大份子，在一起玩熟了，参军了也不想分开。于是我们就商议：分兵排队时站到一块儿，最好分到一个班，哪怕分到一个排也行。谁知分兵的干部精得很，像看透了我们的心思，故意跟我们过不去。集合之后，他让我们报数一二三、一二三。报完之后，又让报"一"的上前一步，报"三"的后退一步，报"二"的原地不动。这样一来，我们几个人一下子分成了三行，每行到一个团。这下倒好，本想分在一起，却偏偏各奔东西了。 我被分到三团机枪连当战士。 在红军的幼年时期，相当数量的指挥员都是从俘虏中改造过来的原国民党军官，他们搞训练基本上还是按国民党那一套，军阀作风十分厉害。动作不规范，有时会受到体罚。一天正步拔下来，两条腿僵得就像木桩，解大便都蹲不下去。要说苦，那可真苦。虽然是红军战士了，可那时我才十五岁，也偷偷地哭过几次。 还不光是训练场上军阀作风盛行，平时，有些干部也很霸道，对战士骂两句那是小菜一碟，打耳光都是常有的事。有的单位营长连长发毛了，可以拿枪随便打死人。这一时期，正是军阀主义现象最严重的时候，个别战士受不了，就开小差，抓住后压住脑袋打屁股，这一套带兵方法，实在让人难以接受。直到后来中央领导同志明确提出废除肉刑、反对打骂，这种情况才逐渐改变。话又说回来了，军队毕竟是武装集团，不同于乌合之众，只要方法对头了，严一点是应该的，而且是应该提倡的。作为我个人，苦也好，累也罢，哪怕是屈辱，我都能忍受。来当红军的时候，连死都想到了，死都不怕，还怕这些吗？我抱定了一个信念，你训我受，骂我听着，打我不走，这个红军是当定了，我是一定要当到底的。 军队的生活，一个连队就像是一个家，我那时候把炊事班长看成是这个家的家长。因为炊事班长掌管着全连的伙食，同时炊事班长的年龄也大，比连长指导员都大，被全连尊称为"老班长"。当然，这个家同由父母兄弟姐妹组成的小家庭大不一样。譬如吃饭，一个班一桌，一个值班员，把大家的热稀饭都盛好。饭前要站队，还要唱红军歌，然后吹哨解散、全班围坐，坐好了只能看着不能吃，值日排长又吹一遍哨子，这才一齐端饭。红军吃饭绝不会有人说话，满屋子只有一个声音，那就是喝稀饭的吱溜声，可以说是争分夺秒。等值日排长看看时间差不多了。"啾"一声哨，不管吃饱没吃饱都算完事，放下碗后就得去集合。红军的饭实在不是好吃的。刚开始根本吃不饱，更谈不上品尝味道了，谁慢嚼细咽，那就非挨饿不可。后来就动脑筋、琢磨要领，为了提高速度又避免烫伤，先转圈吸碗边，边吃边用筷子搅，大吹气，小吸溜。就这样，我逐步养成了快吃快咽的习惯，最后想慢也慢不下来了。 在以后的岁月里，不管是当军长、司令，还是国部长，只要不是外事活动，我吃饭的速度一般人是跟不上的，东西一到嘴里转眼就下肚了。 我在机枪连当了四个月的战士，赶上了第一场战斗，是同郭汝栋第二十军的部队作战，地点在麻城县的城门岗。敌人是一个团，未能把他们全部消灭，只是杀伤了一部，其余的跑了。那时候，我连枪都没有，舞着一根梭标跟着部队往前冲，什么也没有多想，只想着赶紧冲到前面去，缴一支枪回来。这一仗我果然实现了愿望，缴了一支枪，单套筒，虽然比捷克式大盖差点，但终究比梭标强。背起单套筒，顿时觉得精神了不少。 打完这一仗，根据战斗表现，我被提拔为副班长，并被保送到随营学校去学习。随营学校是跟着部队行动的，有点像现在的教导队，又不完全是。主要的课程是学打仗。有时候课堂干脆就是战场，边打边学。 进随营学校的条件是：一看战斗表现，二看发展前途。能带兵但怕死，那就不行。不怕死但死脑筋也不行。 七个月后，我从随营学校毕业了。此时已建立了红一军，军长是许继慎，副军长是徐向前。我原先所在的三十一师也被整编成红一师。我被分配在军部经理处监护连任排长。后来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军长是邝继勋、政治委员是余笃山、参谋长是徐向前。此时，我又被调入军部手枪营二连任排长。 我是一九三○年四月入的党。在此之前已经当了几个月的排长，排里有好几个战士都是党员了，而我这个排长还居然不是党员，党员开会我不能参加，有些事他们悄悄地商量。我当时不理解，为什么我能当排长却不能入党？于是，我主动去找营政委汇报思想。营政委对我进行了一些解释，肯定了我的优点，说我作战勇敢，工作认真负责，对个人要求严格，入党只是个时间问题。但营政委也说了两点意见：第一，你的家庭成分是中农，对中农，要用更长的时间考验。第二，你政治上还不成熟，好打抱不平，爱提不同意见，需要改正。 营政委说的这两条，第一条毫无办法。我是中农成分，可这不是我自己能够改变的。那时候，部队非常强调成分。贫雇农，特别是雇农，最吃得开，一个一无所有的雇农，一参军很快就会得到重用。至于营政委说的第二条，我嘴上虽然接受了，心里却不以为然。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我的确是这个性格，遇到看不惯的事，就要发言；遇上不合理的现象，就要提意见。现在回想起来，我这一生中，有不少不好的毛病都改掉了，唯独爱提意见这个毛病没有改掉。话又说回来，就是能够改掉，我也不打算改了。我认为提意见的出发点是为了把事情办得更好，而不是对某个人过不去。作为共产党员，爱提意见，怎么说也不是桩坏事。 尽管营政委说了我两条，但我还是很快就入党了，连队指导员郭世进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秦基伟（1914年11月16日-1997年2月2日），湖北省红安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历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等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至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常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