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遭炸殒命，田中义一流泪长叹：一切都结束了
1928年6月21日，一则震惊中外的消息传遍东北：东北王张作霖在皇姑屯遭遇炸弹袭击身亡。而在东京，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听闻这一消息后，却反常地流下了眼泪，向身边的幕僚长叹：＂一切都结束了。＂这位曾经力主对华强硬政策的日本首相，为何会对一个中国军阀的死表现出如此异常的情绪？在张作霖遇刺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错综复杂的国际角力？而这场震惊中外的暗杀案，又将如何改变中日两国的命运轨迹？
一、从草莽到霸主：张作霖的东北崛起之路
1875年，在奉天府海城县一个普通的农家，年轻的张作霖正在为生计奔波。他放过牛，贩过马，甚至还干过土匪。这个出身寒微的年轻人，却在动荡的东北大地上，书写了一段传奇的崛起史。
1896年，东北地区盗匪横行。一支名为＂红枪会＂的土匪组织在辽阳一带烧杀抢掠，当地百姓苦不堪言。张作霖看准时机，组织乡勇与官府合作，剿灭了这支为祸一方的匪帮。这一战，不仅让他获得了当地百姓的拥护，更引起了清廷的注意。
张作霖随后被任命为巡防队统领，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他深知，要在这片土地上立足，单靠武力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开始笼络各方势力，逐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东北局势陷入混乱。张作霖抓住机会，与吉林、黑龙江的地方势力展开了一场复杂的博弈。他先是联合吉林将军姜桂题，共同对抗黑龙江的边防军。在击败边防军后，他又巧妙地利用姜桂题与其他将领之间的矛盾，最终成功控制了吉林军权。
1916年，张作霖凭借其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正式被任命为奉天都督。这一年，他开始着手整顿东北军队，将其改编为正规部队，配备了现代化武器装备。他还建立了自己的情报网络，密切关注周边势力的动向。
1919年，张作霖在与直系军阀的对抗中取得关键性胜利。这场被称为＂奉直战争＂的较量中，他展现出了卓越的战略眼光。他先是在辽河沿岸布下重兵，诱使直系军队分散兵力。当敌军立足未稳时，他又派出精锐骑兵，在夜间突袭敌军后方补给线，一举击溃了直系军队的主力。
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同时，张作霖也没有忽视经济建设。他在东北推行币制改革，建立了东三省官银号，统一了东北的货币体系。他还大力发展铁路运输，修建了多条支线，将东北的交通网络不断完善。
到1922年，张作霖的势力范围已经扩展到整个东北三省。他建立起了一支拥有二十余万人的现代化军队，掌控着东北地区的经济命脉。这位曾经的放牛郎，终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二、明争暗斗：张作霖与日本的复杂博弈
1916年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权助首次与张作霖会面。这次会面开启了张作霖与日本之间长达十余年的复杂博弈。当时的日本正寻求在东北扩张影响力，而张作霖则需要外部支持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1918年，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向张作霖提出了一项合作建议：日方愿意提供300万日元的军费贷款，同时协助训练东北军。作为回报，张作霖需要允许日本在南满铁路沿线扩大驻军规模。这场交易最终达成，但张作霖在具体执行中采取了极为谨慎的态度，他只接受了部分军事顾问，并将他们安排在非核心部队。
1920年，日本军方又提出了＂满蒙独立＂的计划，试图说服张作霖将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张作霖表面上称赞这个计划很有远见，但暗地里却加强了与北京政府的联系，并开始在东北各地修建新的兵工厂，减少对日本军火的依赖。
1922年，一份被称为《日张密约》的文件在外交场合引起轩然大波。日方声称已与张作霖达成了关于东北特殊权益的协议。张作霖立即公开否认这份协议的存在，并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减少了与日本军方的直接接触。
1924年，张作霖开始实施一项大胆的经济改革计划。他在日本势力范围之外开辟新的商贸路线，与英美商人建立了直接贸易关系。同时，他还派遣东北青年前往欧美留学，为减少对日本技术依赖做准备。这些举动立即引起了日本方面的警觉。
1926年，日本关东军加大了对张作霖的施压。他们以保护日本侨民为由，要求在东北增设军事据点。张作霖采取了一种迂回策略：他同意日方在商业区设立警务站，但坚持这些警务站必须接受东北地方政府的监督。
1927年初，局势进一步紧张。日本方面发现张作霖正在秘密与苏联展开军火贸易谈判。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向东京发出警告，称张作霖已经开始摆脱日本的控制。张作霖随即采取行动，他一面向日方表达继续合作的意愿，一面加快了军队现代化的步伐。
到1928年初，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已经到达了破裂的边缘。他公开抨击日本在东北的经济垄断，并开始推行铁路国有化政策。这些举动最终导致日本军方决定采取极端措施。在这场持续十余年的博弈中，张作霖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智慧，但最终却难逃暗杀的命运。
三、帝国的阴谋：日本关东军的秘密计划
1928年初，关东军司令部的一间密室内，河本大作少将正在主持一场秘密会议。与会者包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情报部长土肥原贤二等人。这场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如何处置张作霖。
在此之前，关东军内部已经形成了两个对立的派系。以河本大作为首的强硬派主张立即采取行动铲除张作霖，而以土肥原贤二为代表的温和派则倾向于继续利用张作霖制衡中国其他势力。经过激烈争论，强硬派最终占据上风。
2月中旬，河本大作开始部署具体计划。他指派关东军特务机关长竹下义晴负责情报搜集，同时委派工兵大尉町野武马负责技术准备。竹下义晴随即派出多名特务渗透进张作霖的幕僚班子，掌握其日常行程。
3月，关东军开始在皇姑屯铁路段进行秘密勘测。町野武马带领工兵小组多次实地考察，最终选定了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的交叉路段作为行动地点。这个位置不仅便于安装爆炸装置，还可以借口＂铁路维修＂掩护行动。
4月，一个意外的情况打乱了关东军的部署。张作霖突然调整了自己的警卫力量，增加了铁路沿线的巡查密度。河本大作不得不暂时推迟计划，转而寻找新的机会。
5月初，关东军获得了一个重要情报：张作霖计划在6月初返回奉天。河本大作立即召集核心成员制定新方案。町野武马提出利用铁路工程为掩护，在三栋桥下安装定时炸弹。这个建议得到了河本大作的认可。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关东军在行动前进行了细致的准备。竹下义晴通过其情报网络打探到张作霖将乘坐的确切车厢号码。町野武马则多次测试爆炸装置，确保爆炸威力能够精确控制在一节车厢范围内。
在计划实施过程中，关东军刻意制造了多个假象。他们一面通过特务散布张作霖与某些政治势力有密谋的谣言，一面让特务假扮成铁路工人在事发地点频繁出现，以消除当地居民的警惕。
然而，这个精心策划的阴谋仍然出现了一些意外状况。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权助通过自己的渠道获知了部分信息，并试图向东京报告。河本大作立即采取行动，利用关东军的特务系统截获并销毁了这份报告。
到6月初，所有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河本大作向参与行动的人员下达了最后指示：行动完成后，所有相关人员必须立即销毁证据，并按照预定路线撤离。同时，他们还制定了一套详细的善后方案，准备将爆炸事件嫁祸给其他政治势力。
四、暗杀行动：皇姑屯事件的始末
1928年6月4日凌晨，一支关东军特务小队在町野武马的带领下，悄然潜入皇姑屯铁路沿线。借着夜色掩护，他们携带着精心准备的爆炸装置，来到预先勘察好的桥梁下方。特务们装扮成铁路工人，利用例行维修的机会，将炸药埋设在铁轨下方。
6月20日，张作霖从北平启程返回奉天。当天下午，他的专列抵达天津。在天津停留期间，张作霖接见了几位重要官员，并处理了一些紧急政务。关东军的特务及时将这些情报传递给了河本大作。
6月21日清晨5时30分，张作霖的专列从天津出发。这列火车由两台机车和七节车厢组成，张作霖位于第三节软卧车厢。为了确保安全，专列前后都有武装护卫人员随行，沿途各站也都加派了警力。
上午7时15分，专列驶过山海关。关东军特务通过电报将列车的具体位置报告给了河本大作。此时，负责引爆装置的特务小组已经在皇姑屯附近就位。
上午10时，专列驶入沈阳城郊。为了避免引起怀疑，关东军特意在附近安排了一些伪装成商贩的特务，他们在铁路沿线摆摊设点，实则在监视列车动向。
10时13分，当专列行驶到皇姑屯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叉处时，早已埋设好的炸药被引爆。巨大的爆炸声响彻整个皇姑屯地区。爆炸的冲击波掀翻了张作霖所在的软卧车厢，同时也波及了相邻的两节车厢。
爆炸发生后，现场一片混乱。张作霖的警卫人员立即组织搜救，而早已埋伏在附近的关东军特务则趁乱销毁证据，迅速撤离现场。几分钟后，日本关东军派出的＂救援队＂率先抵达现场，他们以＂协助救援＂为名，实则是为了控制现场，清除可能存在的作案痕迹。
当天下午，重伤的张作霖被送往奉天陆军医院。关东军特务通过医院内部的线人，持续监控着张作霖的情况。到晚上7时20分，张作霖伤重不治身亡。消息传出后，关东军立即启动了早已准备好的善后方案。
河本大作随即向东京发出电报，声称这是＂不明身份的恐怖分子＂所为。同时，关东军还散布谣言，暗示这可能是其他政治势力的报复行动。为了转移视线，他们甚至伪造了一些＂证据＂，试图将嫌疑引向其他方面。
事件发生后的几天里，关东军采取了一系列掩盖行动。参与行动的特务被秘密调离，相关文件被销毁，而一些可能泄露真相的关键人物则被调往其他地区。河本大作还特意安排人员打探奉天方面的反应，以便及时应对可能出现的变数。
五、真相大白：日本关东军的罪证与历史审判
1929年初，一份来自关东军内部的密报引起了东京方面的注意。这份由前关东军通信官矢野谦一起草的报告，详细记录了皇姑屯事件的策划过程。报告揭示了河本大作等人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关东军如何利用特务系统实施暗杀行动。
同年3月，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的一位职员在整理档案时，发现了一批未被销毁的电报底稿。这些电报记录了事发前后关东军与特务之间的往来通信，成为揭露真相的重要证据。
4月，日本国内开始对这起事件展开调查。调查组在审讯参与行动的低级军官时，获得了更多细节。一名参与埋设炸药的工兵承认，爆炸装置的技术来自关东军的特殊研究室，而且整个行动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6月，更多证据浮出水面。一位在事发时负责监视张作霖专列的特务，向调查人员提供了一本详细的行动日志。日志记录了特务人员如何跟踪张作霖的行程，以及如何与关东军总部保持联络。
到1929年底，日本政府掌握了大量确凿证据。这些证据表明，皇姑屯事件是关东军自行其是的行动，未经东京方面批准。田中义一内阁因此事引咎辞职，而河本大作则被调离关东军，但未受到正式处罚。
1930年代初，随着日本军部势力日益膨胀，皇姑屯事件的调查逐渐被搁置。然而，参与行动的一些人员却开始陆续现身说法。1932年，一位退役的关东军军官在私人日记中记述了事件的策划过程，这份日记后来成为重要的历史档案。
1945年后，随着更多档案解密，皇姑屯事件的全貌逐渐清晰。在东京审判中，检方提交了大量关于该事件的证据，包括关东军的内部文件、参与者的证词，以及当时的现场照片和调查报告。
1946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多位证人详细叙述了关东军策划和实施暗杀的经过。一份被保存下来的关东军作战简报，记录了行动当天的具体时间表和人员部署。这份简报最终成为起诉书中的重要证据。
此外，几位参与调查的日本警察也在审判中作证。他们证实，事发后关东军如何系统地销毁证据，威胁证人，并试图误导调查方向。这些证词进一步证实了这是一起蓄谋已久的政治谋杀。
1947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认定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关东军策划的政治暗杀。法庭判决书中详细列举了关东军的罪行，包括预谋谋杀、滥用军事权力、妨碍司法等多项罪名。这份判决为这起历史公案画上了句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