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流水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肥沃的平原向来就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因为平原和河流能够孕育农耕文明。但是，高山，对于中国人来说却同样有着太多割舍不断的情怀。高山，是一种中国文化的意境，“高山流水遇知音”，见证了伯牙与子期的君子之交；“采菊东篱下，悠然现南山（陶渊明《饮酒》）”塑造了一出世外桃源的隐世美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望岳》）”让我们看到了诗人那如泰山般广阔的胸襟和抱负。千百年来，太行、王屋、五岳、匡庐等等这些祖国的名山大川，无一不留下了古代文人墨客的精神烙印，无一不留下了中国文明的脉络传承。所谓“君子如兰，厚德如山”，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对自己纯粹精神信仰的一种理想追求，孔子说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高山的境界，承载了我们的家国情怀，既饱含了诗人自己精神理想上的追求，又包含了对天地自然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
山者，壮也。屹立突出的高山往往是孤独而又倔强的存在，同样代表着士人们的曲高和寡，在官海沉浮多年而又无法施展抱负理想的知识分子们往往只能依靠游历名山，访寻隐者来打发自己日渐消沉的意志。
李白
李白，一个诗歌的天才，一个性情如山般豪迈万千的人，从少年成名到成年的放荡不羁再到暮年的潦倒清贫，李白经历人生所能体验的所有沉浮，喻志于山，同时寻访名山，求仙问道，以期待人生获得超脱。少年李白从家乡蜀地（四川）奔赴中原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在路过峨眉山时，留下了《峨眉山月歌》，“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这时的李白对未来踌躇满志，对人生充满期待，对自己当然也是自命不凡的！青年时期的李白在江陵时曾获得当时著名道士司马承祯的称赞，从此更加狂放随性，梦想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全部托付给统治阶级，然后清风道骨，修道成仙去，因此，随着长江顺流而下的李白，在来到柴桑郡（今江西九江）游览了庐山，此时的李白气宇轩昂、英姿飒爽，在东林寺、西林寺等众高僧的陪同注目之下，写下了千年名作《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庐山的壮丽景色就如同自己心中的慷慨壮志一样等待去实现，这是李白第一次与庐山的邂逅。
等到第二次重登庐山时，经过在长安、洛阳等地辗转了半生的李白，从受玄宗召入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情万丈，再到“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挣扎绽放，但最终却无法摆脱陪伴玄宗、贵妃玩耍的角色。李白，只能失意离开，在正值安禄山叛乱的背景之下再次来到了庐山，而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如今却已是44岁的潦倒中年了，“吾非济代人，且隐屏风叠。”本已心生退隐之意的李白，却在永王李定三次赴庐山再三邀约之下出山了，最后受到永王叛乱的牵连，导致流放。
李白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庐山之缘，是在流放被赦免之后，“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行船从永州经过江陵后就直奔庐山，豪迈的诗人此时仍然有着平和和洞察一切的伟大心智，已到暮年巍巍老者的李白，与同样饱经沧桑的庐山再一次相遇，心心相惜，诗人与高山，融为一体，生生不息，这就是李白胸中的山水。
庐山
和李白这样的天才相比，山水田园诗人陶渊明（陶潜）则是另一种隐士的境界。陶潜其实也是将门之后，曾祖父陶侃曾任荆州都督，出生在庐山脚下的陶潜年轻时也曾有雄志，“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向往着像其先祖一样的建功立业。但是性格闲静的陶潜内心深处却又渴望着隐逸闲适的田园山居生活，“少无适俗韵，性本爱立山。(《归园田居》)”，这是一种似儒又似道的矛盾价值观。学而优则仕，而立之年的陶潜又不得不像大多数的士人一样去选择自己的人生方向，“投耒去学仕”(《饮酒》)，从江州祭酒再到地方官的幕僚，可是经历十年漂泊的官宦生涯之后，始终是“不堪吏职”，陶潜的官场生涯最终以仅做了八十天的彭泽县令黯然收场。面对督邮的蛮横无理，陶潜以一句“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愤怒解绶去职，“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自此，陶潜一心隐居庐山脚下，写下了传世之篇《归去来兮辞》，这也反映出了陶渊明的人生追求。
陶渊明
晚年的陶渊明几乎就是在山林田园中以饮酒，赏菊，读书，赋诗的方式度过，从《归去来兮辞》到《桃花源记》，陶渊明的世界即是脱离那些世俗的烦恼和羁绊，“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与他相伴者，仅有高山与泉水，“柴门与犬吠，风雪夜归人”，这是一派悠闲自得的田园生活。如果说李白心中的山水是如黄河之水般的澎湃，陶渊明的山水则是如同桃花源般的宁静淡雅。而和陶潜差不多同一时代的诗人谢灵运心中的山水则又是另一种文人洒脱和狂放体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和特殊的年代，对于生逢乱世的知识分子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选择，有人整日饮酒以麻痹自己，不思进取，譬如刘伶、阮籍；有人渴望建功立业，孤身入险，这譬如刘琨、祖狄；也有人远离庙堂，寄志山水，沽名钓誉，谢家后代谢灵运即是此中的杰出人物。谢家是南朝大家族，在重视门阀出身的南北朝时期，和陶潜不同，谢灵运从小就不用为自己的前途和物质生活而操心，其祖父是谢家是大破后秦苻坚的名将谢玄，其母为王羲之外孙女，出身名门之后的谢灵运从小就显得聪慧过人，深得祖父谢玄的喜爱，8岁袭封康乐公，20岁就任宰相秘书等中央官职（太尉参军、中书侍郎），比起穷屌丝陶渊明，他的仕途确实要轻松平坦的多，但久任中枢的谢灵运却又不得不通过远离权力核心来求得自保，比起陶潜的甘心归隐，谢灵运的隐去有着更多难言的无奈，谢灵运所处的时代是晋末宋初之时，在被刘裕外放任官后，远离中央权力核心的他从此开始了纵情于山水之间，并留下了很多著名的词赋，成为了山水诗歌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
“壮士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才高一斗的谢灵运的足迹遍布浙江（会稽）、江苏（吴兴）、江西北部（豫章）一带，为了方便更好的登山赋文，谢灵运还专门发明了一种便于登山的木屐，后人称为谢公屐。“裹粮仗轻策，怀迟上幽室。行源径转远，距陆情未必。”在任永嘉太守期间，谢公几乎把浙江境内所有的高山游遍，并著《山居赋》，以记录自己登过的高山。在江州境内（江西九江），谢灵运同样来到了大名鼎鼎的净土宗圣地——庐山，结识了庐山东林寺的创始人慧远大师，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谢灵运为慧远写下多部佛影铭，至今尚留存于九江东林寺内，并在第二次返回庐山时作《入彭蠡湖口》，成为千古名篇。“山水不足以娱其情，名理不足以解其忧”，谢灵运的避祸于山水的选择既是无奈之举，也是生性使然，处于权力旋涡中的谢家在新的刘宋政权崛起之时难免受到冲击和牵连，谢灵运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行为准则来要求自己，即使不能为国而效力，也不能与之同流合污，陷入绝境。求仙问道是魏晋文人的一个显著特点，但是谢的游山玩水却不仅限于这些肤浅的世俗之事，而是创作出了一种寄志于山水，寄情于友谊的新的文学体裁，魏晋山水诗的转变也由此产生，为之后的唐诗盛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中国古人认为高山往往是世外高人的隐居之地，探寻隐者即代表着中国文人对精神追求的孜孜不倦，而中国的山水则因为那些伟大的人物故事和作品而被赋予了更多的人文色彩，中国的文人也将这些富含浪漫主义的字符们永远地铭记在这些祖国的山水之中，相辅相成，融为一体。我们是一个热爱山的民族，在攀登高山、拥抱高山的过程中来获得一种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而高山的精神也成为中华民族永久的特征，巍峨壮丽，淡泊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