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荒煤在夏衍家里郁闷地谈起这种种情况，夏衍气得破口大骂：
我真恨周扬这个王八蛋！他肯定早就看到批示了，打了报告却不和我们打招呼！
荒煤愣了，望着激动不已的夏衍，和老头子相处多年，这还是第一次听到他骂人。
荒煤也想骂人，可那不是他的风格，他只是从心里感到了一种透彻的寒意。
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最令荒煤难忘的还是《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等影片的遭遇。
1963年10月，当拍摄完成的《早春二月》出现在夏衍、荒煤面前时，他们的心情都十分激动。江南小镇，灰色的天空，小镇上长长的石阶，细雨中孤单落寂的背影……一个个镜头把他们带回到遥远的二三十年代。
这是一部倾注着他们心血寄托着他们希望的影片。两年前，三十六岁的谢铁骊受到新侨会议的鼓舞，想把柔石的小说《二月》改编成电影。他征求荒煤的意见，荒煤在仔细阅读了小说后同意他的改编设想。
翌年，改编完成，夏衍、荒煤和摄制组创作人员进行了多次认真的讨论，提出了修改意见。
夏衍
分镜头剧本完成后，夏衍看得非常仔细，他用红笔密密麻麻地修改了一百多处，并建议影片的名字最好加上“早春”二字。“早春”，乍暖还寒，新的生命已然破土而出，夏衍说：“这么写很好，说明我们这个国家，一个青年要找到革命道路不容易。”
《早春二月》是电影在艺术上努力实现突破的一次尝试。谢铁骊独具一格的美学追求，加上孙道临、谢芳、上官云珠的精湛表演，以及和导演风格一致的摄影、美工，使影片的水平达到“十七年”电影艺术创作的高峰。
影片所采用的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真实地再现了二十年代的社会情景和一代知识分子所走过的道路。影片中蕴含着的人道主义光辉更是激起了艺术家们内心深处的向往和追求。
然而，就像夏衍断言肖涧秋寻找革命道路不容易一样，《早春二月》也开始了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不容易”的经历。
陈荒煤
11月1日，夏衍和荒煤陪同周扬、茅盾、张光年等人审查样片。
影片放映完毕，张光年第一个发言表示赞许，接着茅盾讲话很有些兴奋，并提到那一时期他也曾有过类似的苦闷和彷徨。
在场的谢铁骊听了这番肯定和赞扬心中暗自高兴，以为片子可以顺利通过了，但是，接下来的情况却急转直下，很多年后他都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
最后周扬发言，他的脸拉得很长，一开口就表示“不喜欢这部影片”，但语气很缓和。
他说：改编一点“五四”以来的作品，他也不反对，“但是要挑选得适当，而且应有所批判”。柔石“那时是受了托尔斯泰的影响”，现在有些情节原样出现，“看了就很不舒服”。
他还说：肖涧秋要和文嫂结婚，这“是一种武训精神”，这种精神不值得表扬。“这是一种妥斯托也夫斯基的小资产阶级自我牺牲，自我摧残的悲剧，今天的青年人不能理解，完全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
并指出柔石的“这个作品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的再版，而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是应该批判的”。
周扬的一番话使当时气氛十分紧张，在场的人谁也不能再说什么。
那个时候“人道主义”是很大的一个帽子，跟“阶级斗争”顶着干了。
这个意见当然是根据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的，这个看得高啊！
后来，茅盾打破了沉默，他说是否可以改一改？把后面结尾改一改。
周扬听了说，沈部长说改嘛，就改吧。这个会就不欢而散了。（谢铁骊《“早春二月”知识分子为主角电影的突破》，《大众电影》2006年第1期）
周扬（左一）和毛主席在延安
茅盾依然被自己的思路所牵引，第二天，他给夏衍写了一封信：
夏衍同志：
昨看《早春二月》后，曾述鄙见，归途在车中又反复思之，兹走笔再渎，供诸同志参考。
一、如何看待肖涧秋、陶岚两个人物？我以为肖与陶有同又有不同。两人都有反抗旧社会的气骨，是其相同处；但肖则湖海飘零多年，有徘徊莫知所从之概，陶则与世隔绝、骤接新思潮，故多勇往直前之气。
肖之追求真理，已有年所，故托尔斯泰主义已先入为主，当其与陶岚相遇时（亦即与文嫂相遇时），表面上或主观上虽似一徘徊歧途者，然而潜意识中托尔斯泰主义实占上风。
陶则猛一觉醒，正值大革命前夜，风云澎湃，陶只有被卷入之可能，而无彷徨徘徊之余地。
然而，陶的思想水平，认识水平，还不到能侃侃而谈，折服肖之地步。
现在我没时间取柔石原作分析此两个人物之精神状态，或许原作对肖、陶之性格描写，未必如此明朗，然我们不妨在影片如此发展他们。何则？因为如此发展了他们，虽与原作有出入，但对当时现实，故无抵牾也。
……（沈雁冰致夏衍信，1963年11月2日）
茅盾
茅盾的分析显然是就周扬的意见而发的，在“肯定了上面的论点”之后，他又从A 强调肖以个人力量挽救人间苦难又自我怀疑；B 如何处理文嫂的命运；C 文嫂的命运并未使肖正视现实；D 文嫂自杀和结尾等几个方面层层深入剖析，并提出了具体的补救方法。
这是一封四页纸的长信，文字凝练，笔体舒展而雅致。
很多年后，有幸读此长信，我先是被信中时而宏阔时而委婉细腻的剖析所吸引，接下来，却仿佛透过字里行间看到茅盾夜不能寐清晨走笔疾书的瘦弱身影，他独到又充满智慧的梳理背后，隐藏着对影片无法摆脱的钟爱和忧虑。
长信结束在对影片结尾的设想中，那一刻，他沉浸到创作的激情之中，历史的艺术的种种情结缠绕于心，碰撞出一个个镜头：
……肖正在写信，未完，而陶至，陶夺书读之，冷冷地问肖欲往何处去，肖不答，表示绝望的困惑。陶以坚决声调说：我也要走。肖惊问：何处？陶答：革命风暴的中心。肖睁大了眼睛，陶厉声说：你现在还是徘徊么？还是幻想个人力量可以使不幸者幸福么？陶说完，奋然即走。肖似大梦初醒，大呼追之。全剧结束。
……（沈雁冰致夏衍信，1963年11月2日）
当茅盾放下笔时，一定深深地出了一口长气，仿佛搬掉了压在心上的一块石头。他并不希望大改，那样离原作太远，也会使“剧情缺少回荡曲折之势”，但听周扬的口气不改是通不过的。这位新中国的文化部长显得那样无奈无力而又不甘。
1963年的那个秋风萧瑟的日子里，茅盾的这封长信显然让荒煤十分感动，他和摄制组的成员们于无望中看到了光明。
遗憾的是，他们（包括茅盾），都忽略了或者是不愿意接受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周扬提出的是根本性的问题，那是无法修改的。
事后看，此时的周扬显然已经明显地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就在同月，他传达了第一个批示，文化部整风开始。《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逆风千里》等影片很快就遭到了康生等人的强烈指责。
荒煤开始领受四面围攻、难以招架的滋味，不过他还是舍不得放弃。在羊市大街影协所在地，他紧急召集多次会议讨论《早春二月》的修改，希望“小修改”能解决问题。并要求摄制组“积极主动地去改”，在“精神、情绪上不要消极应付”。
经过夜思日想，他们终于拿出修改方案。设计“肖涧秋在上海，暗示他参加了革命，好多场合他出现了。女主角在大街上走找肖，暗示这两人后来都参加了革命”。
他们给中央打了报告。接着，谢铁骊赶着补拍了一些镜头。
谢铁骊
正当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时，荒煤突然接到周扬的电话，告之：不用改了，一个镜头都不要改，就用原来的拷贝上映。
荒煤回忆说，当时他也觉得蹊跷，但周扬一向说话都留有余地，不该露的不露，自己也就没有多追问。直到看见中宣部的通知，才知道周扬“不用改”的含义。
1964年9月《早春二月》等影片同时在五十七个城市上映，接踵而来的是疾风暴雨式的批判。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国各报刊登载的批判文章达二百多篇，批判的语气不容许有任何商榷的余地。罪名集中起来主要有两条：
一是继承了二三十年代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和传统；
二是宣扬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人情、人性论和阶级调和论。
《早春二月》剧照
到这时，荒煤和夏衍总算明白了来龙去脉。1964年6月，在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上又作出了第二个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那样的团体。”
批示下达不久，中宣部就向中央报送《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提出在北京、上海等八个城市上映和批判这两部影片。
仅隔两日，就作出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到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
打击似乎有所准备——荒煤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运动夏衍和他都是帮助和批判的对象，电影又都是突破口；但打击又是突如其来的，因为在中宣部向中央打着报告的时候，荒煤和夏衍一直被蒙在鼓里，他们还在那里绞尽脑汁地设计修改方案！从中宣部打报告到批示到中宣部下达通知，整整半个多月的时间周扬滴水不漏。
那一刻，荒煤觉得自己简直像个傻子！半个月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一个电话、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暗示……然而，周扬什么也没有做。
那天，荒煤在夏衍家里郁闷地谈起这种种情况，夏衍气得破口大骂：
我真恨周扬这个王八蛋！他肯定早就看到批示了，打了报告却不和我们打招呼！
荒煤愣了，望着激动不已的夏衍，和老头子相处多年，这还是第一次听到他骂人。
荒煤也想骂人，可那不是他的风格，他只是从心里感到了一种透彻的寒意。他无法跟上这变化莫测的政治形势，从新侨会议大谈艺术民主到眼前的无情批判，只有短短两年时间！
他更无法理解周扬不打招呼的做法，有种感觉——自己又被抛弃了。这一次的抛弃或许比延安那次更加彻底！
他记起许多年前，自己在写陈赓的报告文学时，形容陈赓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像一个在暖春的冰面上滑跑的人——那下面的陷阱时时等待着破裂而吞没下他”，而现在，一切都好像是个陷阱，掉进去就被困得死死的，无法挣脱。
《早春二月》海报
第二个批示传达后，整风再次掀起高潮，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文化部召开了三十八次党组会和扩大会进行检查，并在接中宣部通知后，接连向各地下达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等影片的通知。
10月20日，以周扬为首的工作组进入文化部，发动群众进一步揭发批判。
周扬“对文化部党组成员说，形势变了，过不去了。政治上搞修正主义的，至少领导集团还没有发现。文化部的问题是方向不明，工作落后。你们只要搞出自我检查，就可争得主动。我是要扶你们的，你们不主动，中宣部做靠山也靠不住……”（郝怀明《如烟如火话周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10月）
整风初起时，荒煤还被周扬指定为文化部领导整风的负责人之一，随着运动一步步地向纵深发展，在经过了近一年轰轰烈烈的批判斗争后，荒煤却终于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行：“电影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地、系统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路线，顽强地对抗文艺方针，反对文艺方向。”（《陈荒煤在文化部整风中的检查》，1965年1月）
文化部的整风以夏衍、齐燕铭、荒煤的被免职告结束。在“夏陈路线”的罪名下，电影局、各制片厂的许多负责人和一大批创作骨干受到批判。“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他们就被戴上了“反动权威”、“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之类的帽子打入另册。整风，正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这次，和荒煤谈话的还是周扬。他通知荒煤被免去文化部副部长职务，调往重庆做副市长。谈话没有什么更多的内容。
周扬说了些要接受党的考验之类的话，荒煤惟有点头称是。
周扬又叮嘱：“你工作一贯积极，就好好工作吧！”
荒煤没有回答，他被狠狠地刺痛了。想起延安抢救运动后周扬也对自己说过这话，那时他就觉得很不舒服。命运真是捉弄人，事隔多年后他再次听到这句话，只能感到深深的悲哀。从参加革命之日起，他什么时候没有积极工作过？积极的结果，却是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事后看，那天，在周扬家里，当他们面对面地坐在一起的时候，或许周扬的心情更加纠结复杂。荒煤的心已经冷了，被批了一年，检查了一年，已经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他只想尽快离开北京！
而周扬呢，当他真的看到夏衍、荒煤在批判的巨浪中颓然倒下的时候，他的内心究竟有何种感受？他不可能不明白在很多问题上他们的主张是一致的，甚至在许多方面别人还是执行他的指示，但他只能保持沉默。
一年前，就对他说过：恐怕你下不了手吧？他必须选择：是牺牲别人保住自己还是牺牲自己保住别人。
这对于他来说无疑是非常痛苦的，但别无他路。他知道自己已经站在悬崖边上，浪涛卷走了前面的人也就该轮到自己了。尽管处境岌岌可危，但他还存着希望。他必须极力紧跟思路，积极领导文艺界的整风运动。他的一些做法，如努力把握批判方向，尽可能控制批判范围等，最终却只能一再地印证了对他的评价“政治上不开展”。
对荒煤，他也想到做些保护，如让刘白羽动员荒煤揭发批判夏衍，以示“党组不是铁板一块”，试图舍夏保陈。
但荒煤没有同意，他说自己的错误也很多，没有检查前，不能揭发别人，拒绝了合作。
在处理荒煤的问题上，周扬也想了些办法，劝荒煤到北京郊区去，这样或许以后还能回到文艺界。
荒煤又拒绝了。他已心灰意冷，想起自己曾多次要求离开电影领导岗位，周扬都没有同意，结果竟以这样的形式离开——可以说是被逐出电影界！荒煤再也不想“触电”了，他一再坚决地向周扬表示，不要再让他担任领导职务，更不宜参加任何文化工作。
最终，周扬只好答应荒煤的请求，和任白戈联系，把他调到四川去。
那天，看着荒煤情绪低落的样子，周扬欲说又止。就在谈话结束荒煤起身离去的时候，周扬突然有点冲动，上前握着荒煤的手说：
“你这一去，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
很多年后，荒煤回忆说，当时，这句话给他的印象实在太深了！他知道自己已是死老虎，逃离未必是祸，但这句话却让他听出了另外一种声音。是什么呢？周扬不会说出来，荒煤看到的只是他脸上似笑非笑极其复杂的表情。说来好笑，尽管在工作中有着多年密切的接触，他们却较少交心，这句话算不算是一种交心呢，荒煤自己也弄不清楚。
那期间，为了催调工作荒煤又找过一次周扬。周扬正在准备做整风工作总结。荒煤终于忍不住给他提了一条意见：
希望以后下面文艺单位有问题时，领导要多承担责任。
这话是语重心长的，周扬没有表示什么。但他应该明白荒煤指的是什么，在整个批判斗争中，荒煤不仅拒绝揭发夏衍，对周扬的许多问题也只字未提，只检查自己，但他的心中难道就真的没有委屈和不满吗？！
周扬必须若无其事，还要谈笑风生。他做到了。
此时正是1965年元旦，在新年欢乐的钟声里，刘白羽代表中国作协在四川饭店宴请出席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部分文艺界代表，出席宴会的有巴金、沙汀、严文井、柳青、李季、田间、欧阳山等。
酒席上，人们的心情似乎并不轻松。巴金记述说：“周扬和林默涵后到”，“周扬谈了好一阵”。（《巴金全集》二十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1月）
看到周扬侃侃而谈的样子，想到周扬领导的整风，批判的是他的亲密战友以及他所领导下的艺术家们，他却依然处在领导者和批判者的位置上，在座的一些人心中不禁有些发冷。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九十年代中期，林默涵在接受李辉采访时，曾经生动地讲述了自己对周扬和那场整风的看法：
我觉得周扬只用人不关心人，运动一来，就把所有的人都推出来。他总是保护自己，我有这个印象。
1964年文化部整风，周扬把责任全推到文化部，顶不住就把别人揪出来。最后江青还是说是假整风。
那次周扬在文化部礼堂做报告，点了许多人的名。我心里不舒服，很不以为然，心里想：实际上文化部还不是听中宣部的，怎么是他们的责任呢？不能把自己摆开，主要责任应该中宣部负责。（李辉《与林默涵谈周扬》，《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
另一位作家江晓天也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这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他说：
大约在1984年，有一次我和他（周）闲谈，说到夏公和荒煤时，我突然问他，你和他们都是多年的老战友，了解很深，六四年文化部整风时……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不给予保护？
他苦笑着说：“一次会后把我留下说，周扬呵，你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句话的分量很重。”
显然，当时他不是为了保自己，而出于身不由己。
后来，我对夏公、荒煤说过，他们也都是这样认为的，当时文化部整风开始进展缓慢，上面不满意。（徐庆全《与江晓天谈周扬》，《知情者眼中的周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3月）
左起：毛泽东、周扬、茅盾、郭沫若
荒煤的确是这样认为的。尽管岁月的消磨始终无法让他忘记那场整风；尽管每每忆起那场整风，他都忘不了那些饱受摧残的影片和那些历经苦难的艺术家们；尽管他时常想起茅公的那封长信——
“文革”结束，一回到文化部他就想方设法查档案把那封信复制保存下来，他说自己如果写整风就从茅公的这封信写起；尽管他还有许多没有弄清楚的问题，如摄制组的人告诉他查遍档案都找不到看过《早春二月》的记录……
但荒煤从未就那场整风和周扬认真交谈过，似乎接踵而来的那场更大的灾难解释了所有的问题。
再聚首时，倒是苏灵扬告诉荒煤：
从五十年代起，就开始批评周扬右了。四清中，谈到要把城里的文艺家分期分批地“赶下去”时，还以玩笑的口吻说要调一个团的解放军把周扬押下去，又说周扬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人是好人，就是不了解阶级斗争，不了解工人，不了解农民。（陈荒煤谈话记录，1992年3月）
挨批斗的周扬
周扬除了遵命，还能怎样呢！荒煤在回忆那段刻骨铭心的整风运动，回忆周扬的所作所为时，这样回应一些人的看法：
“简单地说周扬是个官迷不解决问题。他不是为了保官，要紧跟啊！要跟上，跟不上嘛！”
“给他那么大任务，一条战线交给他，他能够不老老实实干吗？但是老跟不上嘛，那有什么办法！”（陈荒煤谈话记录，1992年3月）
荒煤就这样原谅了周扬。站在自己的立场他对周扬仍然怀有一种理解和同情。
他的谅解是有理由的。从延安时代起，他们就在号召下努力改造自己，力求彻底地适合革命的需要，那种改造就像望云跑马，总也达不到目的，也就总怀着一种会被抛弃的不安全感。
荒煤说过，如果真的被抛弃还能干什么呢？！对他们这些以革命为理想的人来说，那将意味着真正的毁灭。
周扬，或许代表了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命运。他们满怀忠诚和热情，不怕牺牲、舍去一切地跟着奔向理想的彼岸，但是彼岸究竟在哪里，恐怕连他们自己也未必十分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