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后，10位重要领导人留守苏区，只有1人见到了新中国
1935年春，中央红军已经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但在硝烟弥漫的江西苏区，却留下了一批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他们有的是党的创始人，有的是我党最年轻的中央委员，有的则是毛主席的亲弟弟。为了掩护主力红军北上，他们毅然决然地留下，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中继续战斗。然而，历史总是如此残酷，这些留守的领导人中，最终只有一人活着见到了新中国的曙光。他们究竟经历了怎样惨烈的斗争？为何只有一人能够幸存下来？这其中又有着怎样感人至深的革命故事？
一、留守决策与初期部署
1934年10月的一个深夜，中央苏区特委办公室内灯火通明。项英、陈毅等人正在紧急商议留守事宜。桌上摊开的地图上，密密麻麻地标注着敌军的包围圈。
＂必须有人留下来组织游击战争，＂项英指着地图说，＂这样才能牵制敌军，为主力部队争取时间。＂
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在场的每个人都心知肚明。当时的形势异常严峻，国民党军队正在对中央苏区实施第五次＂围剿＂，敌军重兵压境，而我军主力即将突围北上。
最终，经过反复研究，组织决定由项英、陈毅、瞿秋白等10位重要领导人留守苏区。他们将分散到各个地区，组织和领导游击战争。
留守的决策一经作出，立即展开了紧锣密鼓的部署工作。根据地理位置和实际情况，10位领导人被分成了几个小组。
贺昌和刘伯坚负责赣南地区，这里山高林密，易守难攻，适合开展游击战。方志敏则带领部队转战闽浙皖赣边区，他对这一带的地形了如指掌。
瞿秋白和何叔衡被安排在闽西地区。当时闽西的群众基础较好，便于开展地下工作。毛泽覃则带领独立师在湘赣边界活动，这里是红军早期的根据地之一。
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主力开始了战略转移。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留守的领导人们立即展开行动。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组建地方游击队、建立地下党组织、发动群众等。
在赣南，贺昌和刘伯坚迅速组织起了3000多人的游击队。他们将队伍分散成若干小分队，采取打了就走的战术，频繁骚扰敌军。这些行动成功地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为主力红军的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
方志敏则在闽浙皖赣边区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他把游击队伍化整为零，白天分散在群众家中，晚上则出来活动。这种方式不仅保存了革命力量，还给敌人造成了极大困扰。
在闽西，瞿秋白和何叔衡一边组织武装斗争，一边开展地下工作。他们发动群众建立了秘密联络点，为游击战争提供情报支持。
这些初期部署为后续的游击战争打下了坚实基础。尽管环境艰苦，处境险恶，但留守的领导人们依然坚定地相信，只要与群众紧密联系，革命就一定能够胜利。
二、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1935年初的一个寒夜，闽西山区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枪声。瞿秋白带领的游击队刚刚对敌人的一个哨所发动了突袭。这样的战斗在苏区各地每天都在上演。
留守的游击队采取了灵活多变的战术。在赣南，贺昌的部队经常利用当地群众的帮助，白天分散隐蔽在农户家中，夜间则出来活动。有一次，敌人出动了一个团的兵力对赣南根据地进行＂清剿＂，贺昌指挥游击队将部队分成十几个小组，分散到各个山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让敌人疲于奔命。
在闽浙皖赣边区，方志敏的部队创造了＂游击桶＂战术。他们利用当地竹子多的特点，制作简易的竹筒炸药，在敌人必经的山路上布置。这种简陋的武器虽然威力不大，但却让敌人寸步难行。
何叔衡领导的游击队则采取了＂扮猪吃老虎＂的战术。他们经常装扮成普通农民，混入敌人的队伍中搜集情报。有一次，何叔衡的一支小分队得知敌人要在某地设伏，立即通知其他游击队改变路线，成功避免了损失。
这些游击战术给敌人造成了极大困扰。国民党军不得不分散大量兵力用于＂清剿＂游击队，这就减轻了对主力红军的追击压力。
但游击战争也充满了艰辛。在物资匮乏的情况下，游击队员们经常忍饥挨饿。毛泽覃的独立师有一次在深山里转战了七天七夜，只能靠野果充饥。
更大的考验是与敌人周旋。敌军采取了＂三光政策＂，妄图切断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但游击队和群众的关系却越来越紧密。在赣南，群众们经常用特殊的敲门暗号提醒游击队员敌人来袭；在闽西，农民们把粮食藏在特制的地窖里，专门供给游击队。
游击队还创造性地开展了＂麻雀战＂。他们利用地形优势，打一枪就转移，让敌人疲于奔命。项英曾经指挥一支只有二十多人的小分队，在三天内连续袭击了敌人五个据点，造成敌人人心惶惶。
陈毅则带领部队在梅山地区创造了＂游击阵地战＂。他们在山上修建了隐蔽的防御工事，在敌人＂清剿＂时突然出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这种战术不仅保存了革命力量，还打出了游击队的威风。
通过这些灵活多变的战术，游击队成功地牵制了大量敌军，为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紧，游击队面临的处境也越来越艰难。
三、生死考验时刻
随着敌军包围圈的不断收紧，留守苏区的革命工作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但就在这最艰难的时刻，一个秘密的地下联络网络在苏区悄然建立起来。
在赣南的山区，当地农民们创造了一套独特的联络暗号。白天，他们通过不同的晾衣方式来传递信息——红色衣物代表敌人来袭，蓝色衣物则表示安全。夜间，他们用不同数量的油灯闪烁来指示游击队的行动路线。
闽西的群众则发明了＂地窖交通站＂。他们在自家的地窖里开辟秘密隧道，将相邻几户人家连接起来。游击队员可以通过这些地下通道安全转移。1935年初，就是靠着这样的地下网络，瞿秋白曾经成功避开了敌人三次大规模搜捕。
更令人称奇的是＂稻田电报＂。农民们在插秧时，故意将某些秧苗排列成特殊图案，这些看似随意的图案实际上暗含着重要信息。通过这种方式，游击队获得了大量有关敌军调动的情报。
在这段时期，地下党组织也有了新的发展。他们创办了秘密的夜校，教农民识字，同时传播革命思想。这些夜校往往设在深山的窑洞里，白天完全看不出任何异常。
方志敏在闽浙皖赣边区建立了＂流动党支部＂。支部成员化装成货郎，挑着货担在各村寨间游走，既做生意，又联络革命力量。这种方式不仅保证了组织的安全，还扩大了革命的影响。
革命文化的传播也采取了独特的形式。游击队员们创作了大量通俗易懂的革命歌谣，用当地方言演唱。这些歌谣在群众中广为流传，成为凝聚民心的重要工具。
在何叔衡的倡议下，还组建了地下文艺宣传队。他们把革命内容编进传统戏曲，在敌人眼皮底下公开演出。一些年轻的党员还创作了革命版的＂山歌对唱＂，在社火节庆活动中传播。
陈毅则发明了＂流动墙报＂。他让队员们把革命标语写在树叶上，趁夜放在村口，既传播了革命思想，又不易被敌人发现。这种方法后来在各地推广，成为一种重要的宣传手段。
这些隐蔽而有效的工作方式，不仅维系着革命组织的存在，还在敌人的重重封锁下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力。但是，随着敌人＂清剿＂力度的加大，这场生死考验也愈发严峻。
四、壮烈牺牲的英雄群像
1935年的春天，对留守苏区的革命领导人来说，是最为艰难的时刻。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紧，牺牲也接踵而至。
瞿秋白的牺牲最先传来。2月，他在转移途中被敌人发现，在激烈的枪战中负伤被俘。敌人认出了这位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立即对他严刑拷打。在狱中，敌人派出了多名特务，轮番对他进行威逼利诱。但瞿秋白始终坚贞不屈，连一个同志的名字都没有透露。6月18日，在福建长汀的罗汉岭，他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从容就义。
紧接着是毛泽覃。4月26日，他带领部队在湘赣边界转移时遭遇敌人伏击。战斗中，他指挥部队且战且退，但敌人的火力太过密集。在掩护战士撤退时，他身中数弹，倒在了阵地上。当地群众后来回忆，战斗结束后，发现毛泽覃的遗体旁边散落着打空的弹夹，显然他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5月初，方志敏在闽浙皖赣边区被敌人包围。当时他已经发高烧多日，但仍坚持指挥战斗。在突围时，他命令其他同志先走，自己断后。不幸被俘后，敌人对他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审讯。但方志敏在狱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等著作，用笔墨继续战斗。8月6日，他在南昌英勇就义。
何叔衡的最后时刻尤为悲壮。当部队在一处悬崖边被围困时，他已经看到了战士们因为掩护他而不断倒下。为了不拖累年轻的同志，这位年近花甲的老革命家纵身跳下悬崖，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
贺昌是在一次秘密会议中被叛徒出卖的。当敌人包围会议地点时，他带着几名警卫员突围，在掩护其他同志撤离时中弹牺牲。战士们后来找到他的遗体时，发现他的手里还紧握着一份未来得及传达的指示。
刘伯坚则是在组织群众转移时遭遇敌人的。他明知前方有伏兵，仍带头冲锋，用自己的生命为群众开辟了一条生路。战后群众在他牺牲的地方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革命者永生＂四个大字。
每一位牺牲的领导人都展现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他们或是从容就义，或是战斗到底，用生命践行了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他们的牺牲虽然惨重，但却为游击战争的继续开展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五、陈毅的幸存之路
在留守苏区的10位重要领导人中，陈毅是唯一一位活着见到新中国的。但他的幸存之路同样充满了惊险与坎坷。
1936年春，陈毅率领部队被困在梅山地区。敌人调集重兵，对梅山实施了严密封锁。当时的处境异常危险，敌人不仅在山下布置了重兵，还放火烧山，妄图将陈毅等人彻底消灭。
在这危急时刻，当地山民给予了关键帮助。他们带领陈毅和战士们躲进了深山的一处溶洞。这个溶洞位置隐蔽，洞口被茂密的灌木遮掩，即使近在咫尺也难以发现。
但困境并未就此结束。由于封锁太过严密，连续几天无法得到补给。陈毅和战士们只能靠野果和树皮充饥。就在这时，一个放牛的老农冒着生命危险，用牛角藏着粮食送进山来。
正当陈毅等人处境最为艰难时，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西安事变爆发了。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消息令敌军的＂围剿＂行动暂时停止，陈毅也因此得以突出重围。
突围后，陈毅没有离开江南地区，而是继续坚持游击战争。他将部队化整为零，采取更加灵活的战术。白天，队伍分散隐藏；夜间则出来活动，打击敌人。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陈毅领导的新四军在江南地区不断发展壮大。他们一边抗击日军，一边建立抗日根据地，为最终的革命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这期间，陈毅始终没有忘记牺牲的同志们。每当路过同志们牺牲的地方，他都会带领战士们驻足默哀。他还经常向新战士讲述那些牺牲同志的故事，使革命精神得以传承。
1949年10月1日，当天安门广场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时，陈毅站在城楼上。这一刻，他想起了留守苏区时的种种艰险，想起了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同志们。这些年来，他一直带着牺牲同志们的未竟之志奋斗，如今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陈毅的幸存，某种程度上是历史的巧合。但更重要的是，他始终保持着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在最艰难的时刻依然坚持斗争。他的经历，与其他九位牺牲同志的革命精神一样，都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丰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