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珍

1956年2月，毛泽东和钱学森在宴会上交谈

1950年9月，朝鲜战争已经打了近3个月。密切关注战场局势的毛泽东，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的一封电报。电报中说，在上古龙村发现了美机活动。事实上，不仅在东北，在上海、山东沿海等地，均陆续发现美机或美舰侵袭的情况。美军对中国的侦察、试探可以说是肆无忌惮的。这些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但是，我们的空军、海军都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能力对此做出军事回应。对此，毛泽东于9月16日做出批示说，对这些侵袭置之不理是不妥的，但是，“若每次抗议则不胜其烦，似宜每隔十天或半月汇集多案抗议一次，请酌办”。透过这些话，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字里行间所表露出来的无奈。

这个时候，新中国成立已经近一年。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国家，需要解决的问题千头万绪，怎样抓住主要矛盾，打开局面？毛泽东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国防建设迫在眉睫的现实，明确指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

从理论上说，这两件大事，哪一件都举足轻重。但是，随之而来的更为严酷的战争，使国防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更加尖锐地提了出来。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后，虽然作战勇敢，战果辉煌，但武器装备落后、后勤补给线不畅，部队损耗也很严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得不向苏联寻求更多的装备援助。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我军在朝鲜作战八个月来，深感敌我装备的悬殊和急于改善我军装备的必要”。在给到苏联承担谈判任务的徐向前发电时，毛泽东更直接地点明：“没有现代的装备，要战胜帝国主义的军队是不可能的。”

不仅如此，我们在拥有尖端武器方面，还是空白！这对于仍然处于战争威胁下的新中国而言，是椎心之痛。抗美援朝中，美国数次以“使用核武器”相威胁。1953年，他们甚至秘密将战术核武器运到了日本冲绳岛。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后来在回忆录中曾经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国在朝鲜之所以做出最后的让步，乃是美国的核威胁起到了“抑制的作用”。

核讹诈就像一把悬在新中国头上的剑，时时刻刻束缚着我们的手脚，影响着我们的战略决策。一直到中国即将开始核爆的前一刻，这把剑还在晃动。有人说，这是一种比刚刚推翻的三座大山更沉重更现实的压力。

这种压力，增强了毛泽东独立自主加快发展国防工业、加强武器装备建设的紧迫感。1953年1月22日，他主持召开中央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在会议总结时，毛泽东指出：“无论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如何，都要搞国防工业的建设与军工生产。朝鲜战争证明，已不能靠夺取敌人的装备来武装自己了。”1955年，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发出号召：“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

这些认识，为“建立强大的国防”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即建立在国防科技基础上的武器装备现代化。蓝图已经绘就，但要把它变为现实，又谈何容易！旧中国的经济条件和工业基础都十分薄弱。新中国成立时，中国还有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90%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

1956年2月，受周恩来委托，归国不久的钱学森起草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意见书》中说道：

我国现在航空工业是十分薄弱的。我们在最近才从飞机修理阶段转入飞机生产阶段，有了飞机工厂和喷射式推进机厂。但是这两个工厂现在完全依靠苏联供给的图纸。自己还不能够设计新型飞机，更不能做出为设计用的工程及科学资料。至于飞弹火箭，我们是完全没有。

说到航空用的材料，我们的情况也是一样的薄弱。现在只有一个年产二万吨的铝厂。我们所必需的航空特殊金属还是要由国外进口。电子器材厂也是正在开始，还不能完全生产各种类型的零件。

至于航空研究，我们只有些主要地为教学用的风洞及其他实验设备。我们还没有专为研究用的设备，更没有大型为设计研究用的设备。所以可以说，我们完全没有航空研究可言。

人力呢？我们也是很薄弱。以整个力学来说，估计全国有180人从事力学教学；力学研究的高级干部，中间最有能力的，能做领导工作的只30人左右。力学人才只是航空人才中的一部分，人是更少了。

由引文可见，我们的物质基础、人才储备，与现代化国防所需要的条件相比，实际上是一种“代差”。要搞原子弹，抓尖端科技，就必须在短时期内迅速增强经济实力，提高科技水平，克服这个“代差”。

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两者齐头并进，存在巨大的困难。打基础与抓要害，到底哪一个更重要？历史以更为急迫的方式，再次把这个难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1966年12月28日，钱学森（前排左三）陪同聂荣臻（前排左四）在核试验基地主持氢弹原理试验

在回答上述难题的同时，毛泽东还要同时面对另一个历史性课题——社会主义建设。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开始。这样，统筹好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就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背景直接联系起来。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20日，在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讲话。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他说：“现在是打什么仗呢？现在是要飞机飞上一万八千公尺的高空，飞的速度是超音速。那个东西，没有他们不行的，而且我们自己也要变成他们。”

会后，全国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纲要》列出了12个科技发展重点，部署发展原子弹和导弹研制的对空导弹，以及相应的喷气与火箭技术、半导体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等。到1967年，《纲要》确定的目标基本完成，实现了某些重要的和急需的部门“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我国建设中许多复杂的科学和技术问题能够逐步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加以解决”，以及“更好更快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

1956年2月起，毛泽东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集中听取了全国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他边听边思考，边思考边归纳，最后形成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提出，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统筹解决的重要矛盾之一。在讲话中，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提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

可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是基本前提，是总的目标。由这个大局出发来看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无疑应当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建设服从并服务于这个中心。但是，两者又不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提出，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不可能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国防建设又是经济建设的重要保障，没有巩固的国防，经济建设不可能正常进行。因而，要服从经济建设大局，节省军费开支，腾出财力人力支援国家建设。同时，在国力可能的条件下，加速国防现代化。处理好两者关系，就可以做到共同发展，相互促进。“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那么，怎么理解这里的“适当”二字？怎样正确把握国防建设在经济建设中的比重？毛泽东认为，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严格控制”。早在1953年，毛泽东就提出，国防工业要成为“一五”计划建设的重点，但军政两项经费不得超过国家全部预算的30%，要把钱省下来用于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工业打下一定基础后，他又进一步提出，30%的比例太大，“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它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也就是说，只要有了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就好办了。

在1956年4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曾经反问过与会的同志这样一个问题：“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毛泽东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做了肯定的回答：“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军委讨论一下。”

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从此成为贯穿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战略方针，并得到新的概括和发展。

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主持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时，明确提出：“希望搞一点海军，空军搞得强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他号召全党全军团结起来，为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和强大的军而奋斗。为了鼓励大家“为这个目标而奋斗”，毛泽东给大家讲了这样一个道理：“国大，军就会大。国不大，军就不能大。你就没有钢嘛。一无粮，二无钢，三无机器。”道理很明显，只有国家强大了，军队和军事力量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1964年5月，毛泽东在听取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强调：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这个形象的比喻，同样说明了经济建设，尤其是重工业在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有人提出，既然经济建设极端重要，就可以暂缓甚至停止国防建设，以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毛泽东认为，这不对。国防不可不有。“把兵统统裁掉”不好。“因为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嘛！”如果超越国力可能，对国防工业投入过多，会影响基础工业及其他民用工业的建设，最终必然制约国防工业的发展。但必要的国防建设不仅必要，而且可能。比如，有不少军事工业，在平时就是机器制造业，增加军事工业的基本建设，就是增加机器制造业的力量。国防现代化可以推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是加快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因素。这些认识，也是基于我们党和军队实行“精兵简政”以来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服务经济建设大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多次做出裁军决定。1956年以前，共裁军3次，人民军队总数由550万压缩到320万，减少了约42%；1956年，中共八大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再次决定裁军1/3，全军总人数降至约240万。这些数字的减少，代表着人民军队为国家经济建设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也代表着人民军队在质量、装备上阔步前进的步伐。

遵循毛泽东有关“国大，军就会大。国不大，军就不能大”的思路，我们不仅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一对矛盾，而且逐步找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自身规律。因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无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水平，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矛盾都始终存在。从此，国防建设要以经济建设为基础，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成为我国处理此类矛盾的核心原则。

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教条地理解国防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的原则，就意味着我们要等到经济基础改善一些，工业现代化有了必要前提，航空工业所必需的条件基本具备以后，再来搞核武器。

毛泽东不赞成消极等待、无所作为的观点。先抓原子弹，发展国防尖端科技，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共识。由于毛泽东狠抓不放，加之全国军民的艰苦奋斗，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已能设计制造除航空母舰之外的全部国防装备。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成功爆炸的巨大火球和蘑菇云，把中国一举带入原子核时代。紧接着，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同年，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这些成果，不仅标志着我国一跃进入世界军事强国行列，而且向全世界宣告：悬在我们头上的那把核讹诈之剑，再也没有用武之地了！

探索规律、发现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同时又认识规律、利用规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目标。这就是毛泽东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完整回答。这个回答，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认识，又体现了中国在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事业的鲜明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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