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皇帝很重要。

传统社会的底层逻辑是：皇帝拥有一个国家。皇帝是主体，国家是客体、是皇帝的所有物。

现代社会的底层逻辑，则颠倒过来。它是国家拥有一个国王或总统，国王或总统是国家的所有物。

所以，理解王朝兴衰、帝国强弱，就必须放在传统社会的底层逻辑之中去思考。

在这个逻辑下，那种把皇帝当成客体对待、当成工具评判，就没啥意义。皇帝愚蠢混蛋，王朝很可能啥事没有，甚至照样强盛。皇帝英明神武，王朝很可能走向衰落，甚至四分五裂。

皇帝发挥不发挥作用，其实关系不大。真正有关系的，是皇帝的地位稳不稳固。而东汉，偏偏在这个问题上持续不断地出问题。

简单概括，就是小皇帝太多。

东汉法统承认的皇帝，一共12个。第一个光武帝，活了62岁；第二个汉明帝，活了48岁；还有最后一个汉献帝，活了54岁。中间的皇帝，寿命长的也不过30岁。也就是说，中间全是小皇帝。这种情况下，皇帝的地位就不可能稳固。

小皇帝无法处理朝政，那只能由太后处理朝政。但太后岁数也不大，那只能由太后的爸爸或哥哥处理朝政。

所以，东汉外戚势力特别强大，甚至强大到成为东汉的政治传统。

为啥董卓一直跟董太后攀亲戚？只要坐实外戚身份，那董卓执政的合法性就有了传统加持。

小皇帝是会长大的。他不想当傀儡，他想把权力夺回来，那靠谁去夺？只能利用身边儿人，也就是宦官。

宦官不能生育子女，起码少了篡位的野心。宦官还跟自己朝夕相处，非常适合密谋一些夺权的暗黑勾当。所以，东汉宦官势力也很强大。

于是，也就有了“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的简单理解。实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皇帝不“亲小人”，他怎么夺权？

因为地位不稳，所以才“亲小人”，皇帝得靠“小人”夺权啊。

在当时，小人和贤臣，不是道德概念，而是具体概念。小人是宦官以及依附宦官的官员，贤臣是士大夫出身的官员。

既然要夺权，那皇帝为啥不去依靠士大夫呢？“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小皇帝“亲贤臣”岂不更名正言顺、更正大光明？

关键就是这个正大光明。

皇帝地位稳固，自然可以用正大光明之臣、行正大光明之政。皇帝地位不稳固，所以必须去干一些不那么正大、又不那么光明的事情，那还怎么正大光明？

再者，皇帝在宫中、外戚在朝中，皇帝也找不到可以信赖的士大夫。士大夫资源，即便没被外戚垄断，也被外戚阻遏。

外戚执政，怎么看怎么都不正义，为啥成了东汉的政治传统？

肯定是有士大夫帮忙抬轿子、吹喇叭啊，把本不那么正义的事渲染得非常正义，甚至讴歌成东汉的政治正确。然后，皇帝还怎么相信士大夫？

不说外戚问题，也不说宦官问题，这两个问题直接与小皇帝相关。所以，接下来说士大夫，具体点儿就是豪族士大夫，不是豪族基本成不了名士，也成不了士大夫。

在东汉，士大夫才是系统性势力，渗透进帝国的每一根毛细血管。外戚仅是庙堂一点，虽然很核心、能成势，可一旦被干掉，那就彻底凉凉。宦官能不能成势，主要看皇帝，皇帝让他成他就成，皇帝不让他成他就成不了。

但，士大夫，也就是豪族士大夫，可不一样。

首先肯定干不掉，士大夫是东汉官僚的绝对主体，甭管是外戚掌权还是宦官掌权，甚至皇帝夺权，最终都要拉拢和控制士大夫。

其次与皇权高度捆绑，没有皇帝的背书和授权，士大夫官僚无法行使权力；但没有士大夫行使权力，皇帝的权力就是空中楼阁。

虽然干不掉、离不开，但皇帝与士大夫官员之间仍然存在很大张力。

皇帝无论是拥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还是拥抱恶俗的低级趣味，只要脑子正常，那他肯定希望长治久安。

简单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一点儿，往低了说也要有起码的生存保障。

所以，皇帝不喜欢官僚搞腐败，更不喜欢官僚搞特权。古代中国，没有立法、司法、行政的划分，但历朝历代都有一个强大的监察部门，在东汉是御史大夫下的刺史系统。这些六百石小官，就是皇帝派来监督你们这些两千石太守的。朝廷的法纪，管官员的不比管老百姓的少，甚至有“王法治官不治民”的说法。

在皇帝的理想中，自己的皇权是可以世袭的，官僚系统应该是开放的。所以，皇帝特别愿意给“小人”以机会。你看汉献帝跟吕布的关系，就能理解这个道理。汉末军阀中，吕布最忠于汉献帝。在汉献帝心中，也只有吕布最值得信赖，至于那些士大夫官员，简直就没一个好东西。

这是皇帝的想法，那士大夫们呢？

凭啥皇帝的权力能世袭，我的权力就不能世袭？虽然我是临时工，但我想转正啊。即便不能直接转正，那就通过资源代际输送争取间接转正。

所以，宦官有“咱们家”的儿子，比如曹操，士大夫也有“咱们家”的儿子，比如袁绍、袁术，等等。

为啥汉末魏晋出了那么多闪闪发光的“名士”？

你吹我家少爷、我吹你家公子，造出声势之后，那就我提拔你家公子、你提拔我家少爷。这么一通折腾，国家是废了，而名士却多如牛毛。但仔细想想，这些闪闪发光的名士们，除了喝酒嗑药发段子，他们到底干了什么利国利民的大事？

西汉的时候，皇帝地位稳固，所以还能压制士大夫。汉武帝用了13个丞相，撤职的撤职、杀头的杀头，没几个能有好结果。皇权稳固，皇帝才能这么霸气。而东汉皇帝呢？被逼无奈，只能搞党锢，对士大夫们实施地毯式轰炸，但最后也没炸服。

恰是在东汉，士大夫不仅实现了权力的代际传承，中央出现了累世公卿，如袁绍、杨修他们家，地方出现了家世两千石，如公孙瓒、陆逊他们家，基层出现了“世仕州郡”“世为郡吏”，刘备他们家其实就是，而且还实现了抱团对抗皇帝、甚至对抗朝廷。

帝国东部的世家大族们，早就把地方看成了自家地盘，不满意皇帝限制自己，更不满意朝廷约束自己。董卓甫一掌权，东部郡县立即集体讨董。名义上讨伐董卓，实际上取消皇帝和朝廷的控制，然后才能地方自治。

卖官鬻爵成为东汉的政治特色。问题是皇帝为啥要卖官鬻爵？

内部是豪族士大夫隐匿人口，导致国家税基减少。其实，东汉的经济要比西汉还好，但财政不如西汉。简单说就是国家真没钱。

外部则是边地问题持续不断，特别是西北的羌人叛乱。断断续续上百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所以只能总打仗、老花钱。

但问题是钱从哪出？

东汉内部的典型特征就是国弊家丰，国家真没钱、豪族真有钱。

本来没钱可以过穷日子，但西域要不要、凉州要不要，北方草原可以不要，但要不要管。

按照士大夫的意见，那就全都不要。但对皇帝来说，这完全不能接受。西域还好要一点儿，但没了凉州和关中，洛阳就成边地了，直接成了天子守国门。天子守国门，听着霸气。实际是真得没办法，只能强充“霸气”。

所以，东汉皇帝只能通过卖官鬻爵维持国家行政的正常运转。不是真没办法，东汉皇帝就是再笨再荒唐，也不可能把三公高位拿出去搞拍卖。你能相信哪个国家能拍卖国家总理吗？东汉就这么干，而且干了不是一次。

至于东汉的羌乱，之前说过，这里就不多说了。只需要提两个人就行：

一个是张奂，桓帝时的护匈奴中郎将。外戚大将军窦武和豪族士大夫陈蕃发动宫廷政变，要彻底肃清宦官。但关键时刻，张奂站了宦官，于是宦官赢了，党锢之祸变本加厉。

第二个是董卓，算是张奂的部下，灵帝时的并州牧、凉州兵的掌门人。外戚大将军何进和豪族士大夫袁绍发动宫廷政变，要彻底肃清宦官。何进死了、宦官肃清，但摘桃子的就是董卓。

边地不仅老花钱，而且还搞出了足以决定东汉政治走向的政治势力，也就是西凉军事集团。正是因为西凉军事集团的介入，东汉帝国的全部矛盾才瞬间爆发。东部富裕地区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摆脱皇帝、摆脱朝廷的口实，然后就集体闹独立、搞自治。在豪族士大夫看来，东汉皇帝和东汉朝廷就是压制自己美好理想、限制地方经济发展的恶势力，是早该被消灭、早该被取缔的约束。

但约束也是保护。

放弃约束，也等于放弃保护。消灭了皇帝、取缔了朝廷，东部富裕地区不是自由自在的发展，而是陷入了残酷不断的军阀混战。中国北方损失了四分之三的人口，几千万人或死或亡。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古代王朝，基本搞定三件事就能长治久安。一是朝廷，大家别折腾；二是内政，百姓别起义；三是边地，胡人别做大。

但这三件事，东汉一件也没搞好，全都出了问题。

朝廷是小皇帝不断，外戚宦官士大夫三角相杀，全是既暗黑又暴力的权力斗争；内政是皇帝和豪族士大夫连年斗法，两次党锢将近二十年，最后斗出了黄巾起义。边地是持续不断地出问题，却持续不断地解决不了，甚至还搅乱了朝廷和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