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苏雨晴，三十岁，在广告公司做平面设计。丈夫李航是程序员，我们带着五岁女儿朵朵住在城郊小区。婆婆上个月从陕北农村来帮忙带孩子，自此我家厨房就成了新旧观念的战场。
“妈，这排骨汤都飘油花了，倒了吧。”我捏着鼻子把保鲜盒往垃圾桶倾斜，婆婆枯树皮似的手突然横插过来，腕上银镯子哐当撞在流理台上。她抢过汤碗时溅出的汤汁在瓷砖地面画出一道油亮弧线，像极了结婚那天她执意要我跨过的火盆。
朵朵蹲在阳台逗弄婆婆带来的芦花鸡，那是她从老家坐了八小时大巴抱来的活物。鸡笼旁堆着婆婆捡回来的矿泉水瓶，阳光透过塑料折射出彩虹，映在她补丁摞补丁的围裙上。自从她来了之后，我家垃圾分类桶里永远有掏到一半的厨余垃圾——前天被抢救下来的半碗红烧肉，昨天是发蔫的菠菜叶子。
周三加班到九点，推开家门就听见朵朵哭闹。餐桌上摆着颜色可疑的炒饭，婆婆正把微波炉转得嗡嗡响。“孩子非要吃肯德基，我拿昨晚的虾仁......”她话没说完，我已经抱起朵朵冲出门。后视镜里她攥着围裙站在楼道口，银镯子在感应灯下泛着冷光。
变故发生在立秋那天。我照例清理冰箱，三盒隔夜菜划出抛物线落进垃圾袋。深夜急诊室的荧光钟显示凌晨两点十四分，朵朵上吐下泻蜷缩在观察床上，李航衬衫后背洇出汗渍。护士举着化验单说食物中毒时，我猛然想起被婆婆宝贝般收进冰箱的剩菜。
冲回家翻找垃圾桶，却见婆婆蹲在阳台给芦花鸡喂食。月光下鸡群扑棱翅膀的动静格外刺耳，她脚边散落着本该在垃圾站的西兰花和蛋炒饭。“妈！这些不能喂......”话音未落，最肥的那只芦花鸡突然抽搐着栽倒，暗红血沫从喙边溢出。
防疫站的人来得比120还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带走所有剩菜时，婆婆的银镯子卡在装样品的密封袋上，扯落时在她腕间划出一道血痕。她突然一屁股坐在鸡笼旁，抓起死去母鸡尚有温度的躯体，陕北土话混着呜咽往外冒：“额滴错，额不该省这点粮......”
检验报告贴满整面公告栏那天，全楼都在传15栋有人食物中毒。婆婆戴着老花镜逐字抚摸检测结果，农药残留那栏的红戳刺得她浑身发抖。原来楼下新开的蔬果店为保鲜违规用药，我们常买的青菜在冷库里闷出了毒素。
“要是没这些鸡...”李航后怕地搂紧朵朵，女儿正舔着婆婆蒸的鸡蛋羹。老人把银镯子褪下来泡在盐水里消毒，转头将熬了两小时的南瓜粥吹凉喂我：“晴晴胃浅，得吃烂糊的。”她手上那道结痂的划痕像条蜈蚣，趴在曾经戴婚镯的位置。
现在我家冰箱贴着婆婆手写的存菜日历，不同颜色的便签标记着每种食材的期限。朵朵学会在倒牛奶前先闻一闻，而那只幸存的芦花鸡成了她的宠物，每天清早在阳台准时打鸣。上周收拾储物柜，发现婆婆用月饼盒攒着超市小票，每张背面都拿铅笔歪歪扭扭记着检测结果。
昨夜暴雨，我被雷声惊醒。路过厨房看见婆婆举着手电检查冰箱，白发在冷光里像团蒲公英。她踮脚擦拭冷凝水的样子，和二十年前母亲在台风夜加固窗框的背影重叠在一起。我默默退回卧室，把“如何识别农药残留”的搜索记录删了个干净。
今早婆婆又往垃圾袋里伸手时，我抢先拎起袋子：“妈，物业说今天统一收有害垃圾。”她愣怔片刻，皱纹里慢慢绽开笑意，比婚宴那天接过改口茶时还要明亮。窗外芦花鸡扑棱翅膀，抖落的绒毛在晨光里打了个旋，轻轻落在她补了三次的袖口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