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方局学习
我和王集桐出了“训导院”后，由山西工委派的一个同志陪同到了太原市成城中学住下了。学校门口挂着八路军办事处的牌子，其实，这里也是中共北方局的驻地，不过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此时山西党的活动有公开的和秘密的两个部分，公开的活动大都以牺牲救国同盟会名义出现，各县均派牺盟特派员，这些特派员大都是中共县委书记，由于山西党尚未公开，仍处于秘密状态，一切活动均以群众的面目出现。我们在党的小型训练班学习的同志，是准备出去后做党的工作。
北方局办的这个党训班规模很小，学员不过有王集桐、王孝慈、李波、张衡宇和我共七八个人，时间约星期。我和王集桐住在成城中学一间平房里。第二天，训练班就在我们住的房子里开课了。当天下午，张友清同志陪同彭真同志来到我们房间，友清同志介绍彭真说：“这是中央特派员，来给你们讲课。”
他没介绍姓名，由于地下秘密工作纪律的关系，我们也不好问是谁，但也猜出不是一般的人物来给我们讲课。彭真同志身穿白布大衫，文质彬彬，面带笑容，给参加学习的李波打了个招呼，就给我们讲起课来。
彭真同志讲课很自然随便，讲问题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从1935年党的“八一宣言”发表讲起，到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整个过程都讲得非常详细，等于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党的路线策略转变的课，我们听后很受教育，顿开茅塞，了解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他讲完后，便和我们一起讨论。在讨论中，我们对联蒋抗日不理解，有抵触情绪。大家认为，建立抗日民族统战线，团结各阶层人士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是应该的，但联蒋则不可了，蒋介石这个大流氓反复无常，背叛革命，屠杀工农大众，杀害了我们多少同志，与他合作怎么能对得起死难烈士？他会真的抗日吗？我们再也不能上当受骗了。有的同志讲到蒋的罪行时，异常愤慨，言辞激烈。
彭真同志针对我们的思想问题，讲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意义。他说，目前日本帝国主义猖狂入侵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如果全国人民不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国家灭亡了，国共两党也就同时毁灭了。为了抗日大局，全国人民要求我们和蒋介石合作，这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因此我们忍辱负重，不计前嫌，顾全大局，服从国家民族利益，和蒋介石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国民党亲日派和托派竭力破坏国共合作，破坏统一战线，反对我们团结抗日，我们如果不采取国共合作政策，只顾一党利益而不顾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岂不中了他们的奸计了吗！彭真同志讲了许多道理，讲得很好，很深刻。他表示以后还要再来讲几次。
彭真同志走后，大家问李波同志讲课的是谁？李说：“他就是有名的傅懋恭同志啊！”（彭真同志原名傅懋恭）大家听说是他，都惊喜异常：“傅懋恭同志还活在世上真是党的大幸！”
傅懋恭这个名字在山西党内外影响很大，他在被捕后曾领导关押在天津国民党第三监狱的政治犯开展斗争，在敌人的淫威面前，坚贞不屈，深得同志们的敬仰。
彭真同志第二次来讲课，正是8月盛暑，由于大家已和彭真同志有过接触，彼此见面都感到非常亲切，大家非要彭真同志请客买西瓜吃。彭真同志满口应允，说：“可以，但我只能从我生活费中拿一元钱。”
我们几个人也拿了点钱，大家饱吃了一顿西瓜，兴致盎然，听彭真同志继续讲课。彭真同志还是讲形势和任务，讲得更深刻了一些，同时回答了同志们提出的问题。大家提出的主要问题是革命的前途问题，国共合作共同抗击日寇，中国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会不会像大革命时期那样，过了河拆桥。北伐期间我党领导工人攻占上海之后，蒋介石就叛变了革命，向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开了刀。而我党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下，一味迁就退让，使革命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这次和蒋合作，定要接受这个历史教训，不要再上当了。彭真同志对此作了很好的解答。他说，血的教训，教育了我们。革命的问题，关键是领导权问题。
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放弃了领导权，政权和军队都掌握在蒋介石、汪精卫他们手里，而我们却不注意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即使有条件发展自己的力量来制约他们时，我们却采取了压制政策，例如两湖的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而我们却怕过火引起国共分裂，从而丧失了自己的领导地位，于是蒋汪反动派利用了我们的弱点，窃取了大革命的胜利果实。这笔帐我们党永远记着，再也不能做这种傻事了。我们和蒋介石合作，一面抗日，一面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对国民党既要合作，又要警惕，又团结又斗争。同时，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巩固革命阵营里的团结，防止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阴谋破坏。彭真同志的讲课，对我们教育启发很大，大家对党的路线、策略表示竭诚拥护，开始考虑如何抗日的问题了。
彭真同志第三次来，主要是给我们个别谈话，准备分配工作。当时有一个考虑，拟派我到冀南工作。恰巧这时，我接到我父亲来电，非要我回家探亲不可，否则要断绝父子关系。我请示彭真同志如何处理，他说：“现在是统一战线的环境嘛，要注意和家庭搞好关系，可以回去看看。”
同时，我向彭真同志讲了友清转郭洪涛要我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意见，彭真同志表示，等探亲回来后再定。
转赴延安
经组织批准，我从太原回府谷探亲。路过保德县时，八路军一二O师已开到晋西北，并派出工作团到保德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得到当地党组织的密切配合。当时保德县党组织的负责人是马林同志（即赵秉彝），他的公开身份是“牺盟会”特派员。
一二O师的工作团和牺盟会特派员都可参加国民党县政府的会议，共商抗日大计。由于保德与府谷仅隔一条黄河，马林同志知道我回家探亲，便邀我到保德帮他做些工作，正好我在家也觉得没事干，便去帮助马林同志开展了一些抗日活动。还有一位同志赵宋儒同志（即张民由），早些时亦从“训导院”出院回到家乡，经我介绍，由马林同志分配他到山西河曲县工作。由于我的工作分配未定，我与马林同志配合工作又相当默契，因此马林希望我能留在晋西北工作，如果我同意，他便报告晋西北工委。这时，陕北神府特委统战部长刘文蔚同志以十八集团军参谋的名义，到府谷县交涉释放红军在押人员事宜。我们几年没见面了，此次老战友突然相见，分外高兴。我们谈起时局，他告诉我，他刚从太原办了公文回来，日军已经逼近太原，太原一片混乱，正准备撤退，再回太原已经不可能了，劝我到延安去。同时，我也看到八路军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五县警备旅出的布告，署名是司令员陈奇涵、政治委员郭洪涛，知道郭洪涛已到了绥德，考虑到太原即将失守，加之郭曾要我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意见，便和刘商议还是先到郭洪涛同志处，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再说。于是，我便和刘文蔚一起到了绥德，见到了郭洪涛同志，并向他汇报了出狱受训、回家探亲的情况。郭洪涛说：你可留在陕北工作，由我通知山西党组织。
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五县是国民党统治区，专员何绍南很反动，但有八路军警备旅驻防，他不敢乱说乱动。警备旅有三个团，分布在各县，旅政治部主任是张际春同志。党在这个地区设立了特委，郭洪涛任特委书记，组织部长是马明芳，宣传部长是刘澜涛。郭洪涛征求我的意见，要我到榆林工作，他说：特委准备成立榆林市委，由龚逢春任书记，要我担任宣传部长。我当时思想上很想去延安学习，因为几年的狱中生活，使我对时局的变化和党的路线、政策、策略都了解得太少，为了更好地工作，很需要学习。但又想，郭洪涛代表组织征求我的意见，现在这里又很需要人，我不好拒绝，便表示同意。于是，我参加了特委召开的研究榆林工作的会议。刘澜涛同志刚从榆林回来，介绍了榆林的情况，大家进行了讨论，郭洪涛最后作了总结，大意是：要筹备建立榆林市委，同时要在榆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市委书记拟由龚逢春担任并兼办事处主任。给我的任务是，先到榆林联系一些关系，做一些准备工作，等龚到来再建立市委。特委组织部给我介绍了一些在榆林的关系，刘文蔚把榆林老同志李文正叫到绥德，安排我到榆林后住在李文正家。李文正是位工人，榆林人，也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从事工运工作。我们到绥德路过榆林时，曾见到过他，他表示愿出来工作。这样，我就以八路军的身份和李文正一同到榆林，住到他家里。
不料，我们刚刚住下，国民党八十四师的人就来查户口，估计可能暴露了。他们搜出了我的护照和枪支，便问我：“你是八路军，为什么不住客店，而住在私人家里？”
我回答说：“我们是朋友，我明天就要上路回府谷，住一个晚上就走了。”
但他们不由分说，把我和李文正带走了。李文正被带到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被带到榆林“肃反委员会”，受到盘查。第二天，国民党第二十一集团军副司令邓宝珊的副官唐x（名字忘记了）来见我，表示歉意，以八路军相待，归还了我的枪支、护照，并安排我住在客店。他说，邓宝珊要见见我。我想，我已经是公开了身份的八路军，不好拒绝，何况邓宝珊是老同盟会员，大革命时期就与我党有统战关系，听人说邓宝珊是军阀中的智囊，颇有些见地。
我见到邓宝珊后，邓表现得很客气，对我被拘留一事再次表示歉意。接着，他就侃侃而谈：“我驻防榆林是客军，人枪也不多，人家（指八十四师）看不起我们，有些事我也作不了主。八路军是抗战的，我们是友军，要搞好关系。当我军开往榆林路过三边（即陕北安边、定边、靖边三县）时，遭到贵部高岗地方武装的袭击，我的部下要还击，被我制止了，我对部下说这些地方武装不代表毛主席，别胡来。”
他又讲到抗战形势，说,估计苏联要出兵的，只要苏联出兵，打败日本不成问题云云。
我也简单地讲了几句，重申了共产党八路军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友党友军团结合作，打败日军的决心和打算，并告诉他，我此次来榆林，是要回府谷探亲等等。我和邓宝珊交谈了约一个小时，便起身告辞了。临走时，邓宝珊要我见一见八十四师师长高双成。高双成是一个地头蛇、地方实力派，看来邓在榆林不愉快。高双成见了我倒很客气，还要我在榆林多住几天。我说家中挂念，不能在此久留，即告辞了。在这期间，我抓紧时间与一些关系接上了头，还介绍了一些学生到延安受训。后来接到特委的信，要我迅速离开榆林，我即起程回到府谷。回想到这一段经历，深感自己工作经验不足，失误之处主要是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没有严格区分开，开始做秘密工作，就不该带八路军护照和枪支；既公开了八路军身份，就不该再搞秘密工作，影响地下党的安全。这是一个教训。
1938年初，根据特委指示，我离开榆林回到家乡——府谷县。过了春节，便去了延安，在陕甘宁边区党委工作。
当时郭洪涛同志已调任该边区党委书记，我被分配到组织部调查统计科任科长。
延安的生活非常艰苦，我们从白区去的同志身上都还有一些钱，就把钱拿出来当“主席”请客。当时延安兴当“主席”，所谓“主席”就是当主人请客，往往是有钱的同志当“主席”，请大家到饭馆吃饭，改善一下生活。延安的饭馆大都是乔面馆，请客也就是吃乔面。我带的钱没几天就吃完了，就得让别人当“主席”请客。当时我还有一个优越条件，就是马玉章在延安县当国民党的县长，我在山西革命互济会任党团书记时，马是宣传委员，后来他给杨虎城办通讯社走时，我还送给了他一些钱做路费，我们关系不错。我和刘文蔚议论：马玉章当了国民党县长不知变了没有？又想，玉章是老共产党员，不会变的，而且是西安事变后由杜斌丞让他到延安当的县长。于是，我和刘文蔚便一块去找马玉章。
玉章见到我们非常高兴，多年不见了，我们互诉了离别后的一些情况，又问起他一个月挣多少钱，他说200多块现大洋。我们说，看到布告知道你当了国民党的县长，还有点怀疑，但我们相信你不会变的。我们是老朋友，说老实话，我们来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帮助我们改善一下生活，每个星期请我们吃顿饭。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有一次我们去吃饭的时候，我党负责搞保卫工作的许建国来找马玉章，两人出去单独谈话，许走后他又来陪我们。后来我们才知道马玉章和我们党有单线联系。我后来去山东时穿的卡其布衣服，还是马玉章给钱做的。解放后，玉章到中央财经委当办公厅主任，“文化大革命”中挨整时，周总理保护了他。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到山东路过西安，曾在他家做客，他把他的孩子召集起来，介绍我和他的关系，请我吃了顿饭。当时街面上买不到鸡，他就把家里养的老母鸡杀了招待我。周总理逝世时，他去排队参加悼念活动，心脏病犯了而病故。这是一个很好的同志。
在边区党委，我一方面工作，一方面积极学习。那时延安的学习空气非常浓厚，同志们在一起都比理论水平，谁的理论水平高，谁就能得到大家的拥护；谁的理论水平低，就有自卑感，觉得必须好好学习。不懂的问题就去学，去请教。在那样的环境里，大家进步很快。学习分甲、乙、丙三班。甲班是中央领导同志，他们都是研究问题的。例如关于统一战线问题是战略问题还是策略问题，开始还有争论，最后请毛主席作结论。毛主席说，不要争论了，这个问题到实践中去解决吧。我们在乙班学习的就有人辅导了，王若飞同志给我们辅导政治经济学。中央领导同志经常给干部讲课、作报告，这样我们便有机会听到毛主席、刘少奇、陈云等领导同志的报告。毛主席在抗大作报告时，大家要求毛主席签名留念。毛主席不辞劳苦，欣然满足大家的要求。
我们第一次听少奇同志的报告是在陕北公学，当时李维汉同志是校长，他主持会议，介绍少奇同志是职工运动老战士、北方局书记。少奇同志身着便衣，头戴礼帽，给我们讲了《统一战线在华北》，讲得很好，大家很受启发。那时好多青年同志对少奇同志不了解，但看到李维汉对少奇很尊敬，就估计少奇同志了不起。后来还讲了一次《华北游击战争》，这次少奇同志就换上军装了，还跟着两个警卫员，大家对他也比较了解了，知道他是个很有威望的老同志，听他报告的人就更多了。陈云同志是中央组织部长，他在抗大给我们讲干部政策。他讲课有个特点，给他摆上讲桌，但他讲着讲着就到人群中去了，他讲课通俗生动，很有风趣，我们都很愿意听，也很受教育。
1938年春天，王明从苏联回国，延安开了一个欢迎会。我也参加了。会上，毛主席致欢迎词，对王明表示尊敬。当时王明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同他起回来的还有康生和曾山等人。王明和康生都在会上讲了话。王明在讲话时，鼓吹“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王明很擅长演讲，并用一些倒装句子来增强语气，很迎合一些知识分子的心理，有些知识分子比较崇拜他。王明一来，街上的标语也都写着“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种说法对一些同志产生了影响，但更多的同志对此是不赞成的。后来毛主席批评了这种说法：如果一切服从、经过统一战线，那么，我党我军的发展还要服从、经过蒋介石、阎锡山吗？毛主席特别强调，要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发展壮大人民力量。这对后来我党我军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延安人才济济，全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如周扬、艾思奇、丁玲、吴黎平等，搞电影、戏剧的也很多，如陈波儿等。记得有次延安评剧院演京剧，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都在前面坐下了，毛主席来晚了，就搬块砖头坐在了后面。前面的同志看毛主席来了，就请毛主席到前面坐，毛主席说：“这里就很好，不要动了吧。”
但大家还是请毛主席到前面就坐。正好美国人马海德唱《打渔杀家》，扮演肖桂英，他化装出来看毛主席坐在前面，就又跑回后台去，不好意思唱了。
在延安的这段生活虽然时间不长，但对我影响很大，特别是直接聆听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报告，使我的理论水平有了长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8年4月，华北战场的抗日斗争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日本侵略军已经基本占领了山西、山东、河北等省，八路军的几支主力部队也深入敌后，多次打击日本侵略者，捷报不断传来。我们这些在后方工作的同志心里特别着急，眼看着全国各地到处燃起抗日的烈火，许多同志走上了前方，与敌人浴血奋战，什么时候能轮到我们呢？大家心里憋着一股劲！
【高克亭（1911年7月1日—1998年3月17日），陕西府谷县城关镇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太谷铭贤中学党支部书记，中共山西特委委员、交通员，共青团河北省委山西特派员，中共太谷县特支书记，山西省互救会中共党团书记。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任陕甘宁边区党委组织部调查统计科科长。同年10月调山东工作，历任中共苏鲁皖边区省委及山东分局组织部科长，鲁东南特委书记，中共滨海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鲁中区党委组织部长、城工部长，鲁中区党委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鲁中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鲁中南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军区副政治委员、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954年历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兼工委书记、省总工会主席、分局工业部长、山东分局副书记。1954年—1958年，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山东省副省长。1958年10月—1978年，任青海省副省长、省委副书记、书记。1978年—1979年，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省革委副主任。1979年后历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省顾委主任，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党史学会会长。1998年3月17日逝世。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