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原被捕，受法庭审讯
1931年8月中旬，我和同乡、北大法学系学生孙印沂一道，离开北平回到太原。在我们回太原之前，不知道红二十四军已经失败，也不知道山西革命互济会党团宣传委员李来宾被捕叛变，所以，我到太原住柴市巷盛店客栈时，就在住店登记簿上写了真实姓名。
第二天一大早，我听见有人敲门，边敲边喊：“志挺，志挺在吗？”
（我那时叫高举，字志挺）我听喊得很亲切，以为是党组织派人来联络的，非常高兴，便答应着去开门。门一打开，进来一个陌生的大个子堵在门中间。后来我才知道这大个子是国民党山西党部捕共队长黄福祥。他进来后说：“你是高志挺吧，有个叫王琴桥的人有事请你去一趟。”我随口答道：“什么王琴桥，我不认识这个人，有事让他来这里谈。”
这个大个子马上就变脸了，说：“你不认识他，可他认识你，不去不行！”
接着就掏出了手枪。这时从门外又闯进来两三个人，都提着手枪。我一看，知道出问题了，但还有点幻想，因为我确实不认识王琴桥，是不是他们搞误会了。可这帮人不由分说，连推带拉，硬是把我和孙印沂押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分别关在两间房子里。
当天下午，敌人就开始提讯。审我的法官有韩甲三、刘冠儒、武誓彭、胡伯岳等，都是国民党山西清共委员会负责人。这几个法官当时我一个也不认识，是后来从政治犯、国民党卫兵中得到证实的。韩甲三主审，他要我坐下。问我姓名、年龄、籍贯，要我交代参加共产党的情况。我说我是读书人，从来不过问党派事，没参加什么党。接着韩劝导我，说党国一向是爱护青年的，对误入歧途的青年只要好好交代，回头认罪，可以得到从宽处理。
我说：“你的情我领了，但我不是共产党，无法交代。”
这时韩甲三火了，把桌子一拍，喝道：“你不承认，看你的前途会怎样！你什么时候参加的共产党？你到监狱和政治犯姓郭的、姓赵的联系，郭、赵是谁？要从实招来！”
我还是不承认。韩甲三气得满脸通红，说：“不怕你不承认，我有人证！”
说着把手挥，“把王琴桥带上来！”
很快从旁边屋里进来一个人，我回头一看，一切都明白了，这个王琴桥就是李来宾，是这个叛徒出卖了我，我原以为敌人可能认错人的那个想法破灭了。敌人指着我问李来宾：
“这个人是谁？”
李说：“他叫高举，是共产党员，他领导我的工作，监狱姓郭姓赵的政治犯是他联系的。”
我当即反驳：“他胡说！他和我是同乡，在一起读书时，他向我借过钱，我没借给他，从此他便一直怀恨在心，到现在见面不说话，这是诬陷报复。”
这时敌人说：“李来宾讲得没有错，你还不承认，看你的骨头有多硬！”
于是对我动刑拷打，先打板子，把我的双手卡在凳子上打。我不承认，并叫喊冤屈。接着又打背花，用藤条沽水抽脊背。我咬紧牙关坚持，无论敌人怎样拷打，我都不承认，没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更没吐露组织的半点线索。拷打了一阵子，我坚决不承认，敌人无奈，便换了个话题，问我去过第一监狱没有，监狱里政治犯姓郭的和姓赵的是谁？我回答说：“我没去过第一监狱，更不知郭、赵是何人。”
后来我才知道李来宾叛变后不仅供出了互济会党的组织，而且还供出了党组织和监狱党支部的关系，但因我和郭洪涛是单线联系，所以他只知道我和狱中一个姓郭、姓赵的有联系，具体是谁并不清楚。敌人对我审讯了两个多小时，一无所获，仍不死心，临结束时又给我一张纸，上面写着要我继续交代的问题，主要是交代和狱中的关系。我表示我不是共产党，一概不知，便随手把那张纸扔了。当时我的想法是，无论如何不能背叛组织，不能害人，就是自己死了，也不能供出其他同志，如若不这样做，日后有何脸面见陕北父老。我牢记党的告诫：共产党员被捕后决不能供出任何一个领导机关、任何一个领导人、任何一个同志，否则是不可饶恕的罪恶。我始终坚守了这一信条。
敌人第二次审讯我时，时间很短，法官还是第一次的那几个，主要是要我和郭挺一、赵秉彝互证。敌人以为李来宾供出的郭、赵就是他俩，依据是这两个人大革命时期在太原有名气（其实郭是指郭洪涛而不是郭挺一），在我被捕之前就曾提讯过他们。这次审讯我时，郭、赵都在场，敌人问我认不认识他俩，我说不认识（其实我认识赵秉彝，只不认识郭挺一），又问他们认不认识我，他们都说不认识，弄得敌人毫无办法。审讯就这样结束了。之后，敌人把我送到警备司令部准备军法会审。至于和我一起被捕的孙印沂，据说李来宾没有作证，当日即打保释放了。
关押在警备司令部
与我同时被关押在敌警备司令部的还有山西革命互济会的几个同志，记得有王全胜、刘俊才、王集桐、刘正平等。李志敏、聂鲁直等后来也被关在这里。我与李志敏同志原先就相识，他是搞军事工作的；不认识聂鲁直，听说他是黄埔军校学生，大革命失败后曾被捕过，所以这次被捕后他说：“我不得活了。”
一开始，我们和一些普通犯被关在警备司令部大院的一所坐北朝南的大屋里，东西两头关押犯人，中间有卫兵流动监视。后因大院里的犯人越来越多，我和王集桐、刘正平等被敌人认为是要犯，就转押到小院囚室，分房隔离。
小院内还押着军阀孙殿英的一个师长，是贩海洛因被抓起来的。他认为我们也是贩海洛因的，问我们：“你们贩了多少？”
我们说：“我们是共产嫌疑犯。”
他说：“噢，你们是红的，我是白的。”
这个人后来被孙殿英要走了。据说开始时阎锡山不放，于是孙殿英就把山西禁毒委员会负责人马君图的母亲抓起来（因其母抽大烟），挟制阎锡山说：“你若不放我的师长，我就干掉马的母亲！”
结果阎锡山只好把这个师长放了。
后来，原审讯过我们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几个家伙也被关在警备司令部。原因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太原学生在我党抗日政策影响下，出于民族义愤，要求抗日，上街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反对国民党不抵抗主义。当游行队伍走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请愿时，遭到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卫队的开枪镇压，打死了进山中学学生穆光政。进山中学是阎锡山开办的学校，学生大多是有权有势的官宦子弟，据说穆家就有后台，穆被打死，他家里当然不干。山西各界人士也提出抗议，要求惩办凶手。阎锡山早与蒋系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有矛盾，不满他们在山西活动，便乘机下令太原警备司令部荣鸿胪，逮捕了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负责人韩克温、姚大海等和省党部警备队长黄福祥等。这些人都是坚决反共分子，也是审讯我们的法官。
他们被捕后，关押在警备司令部一间大屋子里，和政治犯、普通犯在一起。听卫兵讲，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负责人和政治犯关在一起提心吊胆，怕政治犯报复，而政治犯见他们的狼狈相，更加鄙视他们。不多几天，在蒋介石的干预下，阎锡山只好把他们放了。这也可以看出蒋、阎之间的矛盾所在。
其实，阎锡山逮捕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人并非支持抗日活动，而是借机打击国民党在山西的嚣张气焰，以维护其山西土皇帝的统治。
我们被转到小院后，这里的条件比大院更坏。小院共有十几间房子，房间没有炕铺，每人只有一块棺材大小的地方，铺点干草就在上面睡觉。我们移到小院初期，看到汪铭同志也押在这里。汪铭同志是陕北神木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负责过山西党的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接受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页），又在山西领导党的工作，后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在狱中备受酷刑，拒不认供，被关在太原市警察局达两年之多，党组织及其亲朋好友曾多方设法营救未成，我也去看过他。敌人曾让他写个声明，说明不再干共产党就可以释放，遭到汪铭同志的严词拒绝。在警察局关押期间，有一个警士受到汪铭同志的启发教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准备找机会共同逃出警察局。后由于山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敌人准备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并实行镇压，便把汪铭同志又押到了国民党省党部，出逃计划未能实现。在省党部，敌人对汪铭同志进一步审讯、拷打、威胁、利诱，软硬兼施，但他仍坚贞不屈，无任何口供，敌人无奈，又把他送到警备司令部实行军法会审。因为他是要犯，单独加锁，不许和新来的政治犯接触。后来，敌人有意安排叛徒孙斌关在汪铭同志的隔壁，汪铭同志不知道孙已成为叛徒，他们在墙上掏了窟窿交谈时，汪铭同志把自己的全部情况都告诉了孙斌。不几天，敌人把孙调开，汪铭同志被判处死刑。可见，汪铭同志之死与这个叛徒的告密有关。叛徒孙斌于解放后混进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当副主任，我在一个同志家里见到他，他显得很不自然。我给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同志讲了，他说：“这事你最好写个报告给中央组织部。”
我写报告给中央组织部后，经过审查，完全属实。后来把这个叛徒关了起来。
汪铭同志牺牲前，敌人把他押上法庭，宣布按“危害民国治罪法”第一条第一款处以死刑，问他还有什么话讲，他大骂国民党。敌人备大菜叫汪铭吃，他不吃，并坚定地说：“走！”
到了刑车上，汪铭对执行的士兵说：“我不知道今天要执行我，要知道的话，就把身上这件皮大衣留给难友们。我大衣里有钱，你们赶快撕开，你们拿一半，分给我的难友一半，把它都分了。”
到小东门外刑场枪杀时，敌人要他跪下，他坚决不跪，站着被敌人打了两枪，壮烈牺牲。押解他的士兵回来告诉我们：“汪铭真是好样的！”
并竖起大拇指表示佩服。士兵们还把从皮大衣拆出的钱分给我们，我们说不要，你们拿去用吧。汪铭同志牺牲后，他家里把尸首运回老家神木。
1988年，党组织为悼念汪铭同志，又把遗骨运到太原重新安葬。我为他写了下面这首诗送去，表示哀悼。
吊汪铭同志
法庭无口供，囹圄两载整；
平定高部变，红旗飘晋东；
阎氏统治危，加紧捕党人；
九一八事变，三晋起风云；
我党大破坏，叛徒最可恨；
汪案又复审，软硬计施穷；
军法会审判，执刑小东门；
烈士不下跪，挺立血泊中；
卫兵举拇指，真是大英雄；
当年九英烈，早丧弟一人；
立碑迁墓葬，垂范后来人。
我们在小院被关押期间，这里还跑了一个政治犯，震惊了太原当局。这个人高个子，很精干，住在我房间的隔壁，我记得他是冯玉祥汾阳军官学校学生，搞军事工作的。有一天傍晚政治犯排队上厕所之际，他可能事先有准备，在上厕所时，乘卫兵疏于看管，他把脚镣卸下，正好又遇上刮大风，便从小院小门跑了。当时我看到了。卫兵是在关门时才发现少了一个政治犯，急忙上报。敌人出动大批军警抓人，但没抓到。值班卫兵被判了10年徒刑，敌人对我们看管更严了。这个同志叫什么名字，以后下落如何？不得而知。
随着山西特委、军委、青年团等连续被破坏，被捕的同志越来越多，而这些同志大都于1931年10月前后被关进警备司令部。记得当时有刘天章、殷凯卿、任国祯、郝毅、于澄波、韩昌泰、杜文卿、高顺喜等，还有一个才从苏联回来的小个子南方青年，后来知道他叫郝敬民。
看到这么多同志被捕，也就知道了山西党组织被破坏的程度，真令人痛心！
在警备司令部关押期间，尽管敌人看管很严，但在上厕所或吃饭时，大家还是有机会见面。有一次，我在厕所里碰到了刘天章同志，我告诉他丁楚元、孙斌等叛变了，天章同志气愤地骂了一句：“真无耻！”
他也把由于叛徒出卖、山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简要情况告诉了我。
刘天章同志被捕后，敌人妄图从他身上得到山西党组织的重要机密，便由韩甲三亲自出马审讯。但每次审讯，天章同志总是泰然自若，从容不迫，绝不招供，使敌人一无所获。敌人拉出4个叛徒来证明刘天章是山西共产党负责人，但他一口咬定自己叫王慎修，山西蒲州人，是卖柿子的。敌人气急败坏，恼羞成怒，便对天章同志施以种种酷刑，万般折磨。当敌人用烧烙铁逼供时，他仍忍痛无供，使得敌人大为震惊。敌人从叛徒那里知道了天章同志的真实身份后，对这一案子更加重视。刘正平同志告诉我，韩甲三在审讯他时，洋洋得意地讲：“山西共产党被我们一网打尽了，我们抓住了山西共党的大头目大眼刘（指天章同志），他与瞿秋白并驾齐驱。”
当我把这情况转告天章同志时，他微微一笑对我说：“敌人把我估计过高了，我怎么能和瞿秋白比呢？你们不要怕，他们不过判我十年八年徒刑，你们有个三年两年就可以出去了，出去后要好好干。”
天章同志讲这些话，不过是对我们这些年轻同志的安慰而已，其实他深知自己案情的严重性。1931年11月13日，刘天章同志与任国祯、殷凯卿同志一道，被国民党山西军法会审处判处死刑。
面对敌人的屠刀，天章同志大义凛然，昂首挺胸，高呼口号，视死如归。敌人惊慌失措，急忙用棉花将他的嘴堵住。在场的群众无不为天章同志的英雄气概所感动，有的失声痛哭，连押解他的士兵也惊叹不已。天章同志牺牲时，年仅38岁。
这次山西党组织遭到大破坏，共有9位同志先后被害，他们是：汪铭、刘天章、殷凯卿、任国祯、郝毅、于澄波、郝敬民、陈生达（陈麻子）、刘正平。对这些同志的牺牲，我们深为悲痛，在监狱为他们秘密举行了小型追悼会。
刘正平同志被捕前，给军阀孙殿英部邢肇堂旅去信，争取邢旅起事，被捕时，敌人搜出了他给邢写的信，内有“平事不久将有二次表现，此亦环境使然，任何人阻止不住”等语。
敌人对此信非常重视，一再追问此信的意思，刘正平答：“我坦白地说，‘平事’指‘平定兵变’。‘不久将有二次表现’，即有二次兵变的可能，这是环境造成的，因高桂滋治军不严，欠饷不发，兵变人枪不足一千，派出部队追击，又哗变一部，可见军心不稳。邢是我的老友，给他介绍高部的情况，是要他注意稳定军心，不致蹈高部之覆辙。”
敌人听后说：“你讲得倒很漂亮。”表示不信。
正平同志开始与我们关在一起，他表现乐观，与同志们相处友爱。大家认为他已经不是共产党员，过不了几天就会释放，他自己亦是这样想法，谁料他也遭毒手！据说刘正平之死是因为高桂滋给阎锡山发了电报，说“平定兵变”是刘正平发动的，非处死不可，阎锡山就将刘正平处死了。在宣判刘正平同志之前，先宣判了我和王集桐、王全胜、刘俊才4人，当时书记官手拿虎头牌，沿路布满了警察和宪兵，这是要杀人的征兆。两边的群众议论纷纷：“看样子今天要处死4个，这么年轻就死了，真可惜。”
我们当时也认为必死无疑。对于死，我并不害怕，头朝天看看，心里觉得死得太早了，遗憾的是不能再为党工作了。但宣判的结果不是死刑，而是无期徒刑。宣判后，我们被押回牢房，接着就宣判刘正平死刑，我们听到了他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心里一阵阵痛楚。我们又失去了一位好同志！至于任国祯同志，我们只知道他是山东人，称他山东老王，并不知道他真实姓名。新中国建立后，在济南见到陈少敏同志，她告诉我1931年在太原牺牲的山东老王就是任国祯同志。任不是山东人，而是辽宁人，是陈少敏同志的爱人，曾任过山东省委书记。
黑暗的狱中生活和特殊的战斗
1931年11月，我们被押进国民党山西省第一监狱。这个监狱坐落在太原市小东门里（东华门街），号称国民党的“模范监狱”，能同时关押犯人1000余人。监狱里分为东监、西监、病监、女监、特字监。其中东监又分为南监、北监，南监设有“斋、庄、中、和、平”5监，北监设有“温、良、恭、俭、让”5监。西监设有“安、静、守、法”4监。每个监又设有若干监房。
典狱长是许伯华，原为天津第三典狱长，因在那里搞“模范监狱”有功而被调到山西第一监狱。这个人面慈心狠，诡计多端，非常狡猾，对上阿谀奉承，对下百般压制，对犯人更是残酷无情，却偏偏信奉“佛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监狱里设三科、一所、一室。一科管理文书，科长由阎锡山的交际处长马立伯兼任，其实他根本不来上班，只是凭其权势兼个职位，到时领取薪水而已。二科管理看守，设有看守长、看守主任、看守，组成一个庞大的看守机构。三科管理后勤、生活和工场的账目等。一“所”即医务所。一“室”是教诲室，每当监狱里新押进犯人或犯人违反“狱规”时，就由教诲师去“说教”，不过是要犯人“遵守狱规，悔过自新，争取早日出狱”等等。
当看守不够用时，监狱当局还让一些犯人当看护，干一些开门、关门、送水、送药等事，行动略为自由一点。当看护者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敌人比较相信的，即所谓“悔过自新”比较好的普通犯，一种是我们有计划地打进去的政治犯。如郭实甫同志就是我们派到病监去当看护的，他利用这个合法身份，带上药壶到处串走，不仅为难友看病、治病，还可以为大家传递党的指示，互通情报，起交通作用。此外，监狱内还开设有鞋、木工、造纸、织布、缝纫等16个手工作业工场。工场的工人就是犯人，他们进行无偿劳动，创造的财富全被监狱当局侵吞。
犯人进监狱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被剃成光头，然后换上监狱里的衣服。这种衣服专为犯人所做，颜色为灰色，上衣没有扣子，只拴条布带子，上脚镣的人穿的裤子是两片，也只拴几条布带子。每件衣服上都编有号码，这个号码也就是在押犯人的编号，叫犯人也不叫姓名，只喊号码。然后按照案情轻重、徒刑长短，戴上不同型号的刑具。一般普通犯禁闭几天后即送工场劳动，对政治犯则不同，除砸上脚镣外，还要隔离关押，不能接触其他犯人，更不许看书报或接触外界。
我的囚衣编号是73号，照例由教诲师“教诲”一通后，被关进“恭”字监。我被关进去的第二天，郭洪涛同志借放风之机，偷偷到我囚室铁窗下面和我打招呼，悄悄地告诉我：“监狱党支部已讨论决定恢复你的组织关系（因被捕后即失掉关系），参加监狱党支部的活动。”
他们之所以这么快就来恢复我的组织关系，是根据我被捕后的表现决定的。因为我在法庭上拒绝供出自己身份，没有背叛组织，没有出卖同志，没有供出监狱党支部与外面的联系，从而保护了监狱党支部，自己被判无期徒刑。从此，我便在监狱党支部领导下，开始了一个共产党员在一个特殊的战场上进行的特殊的战斗。
监狱里的生活是黑暗的。犯人的政治权利被剥夺，不准自由看书，不准看报，更不准谈论“国事”。吃住条件更为恶劣，按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犯人每月生活费为2元4角，但山西当局又按八折克扣，剩下1元9角2分。就是这个很低的标准，监狱当局还要再扒层皮，真正到犯人口中就所剩无几了。每天只能吃到两顿粗米黑豆饭，有时有少许萝卜咸菜，很少吃到蔬菜，有时能吃到一点盐（内地产的硝盐，很苦，与现在吃的普通海盐大不一样），更谈不到吃油了。这还不算，看守还经常向犯人敲诈勒索，以肥私囊。牢房中又黑又暗，臭虫、跳蚤咬得人夜不能眠，墙壁上到处是被打死的臭虫留下的血痕。这种恶劣的生活条件，使许多人染上了疾病，又得不到及时治疗，致使不少人死亡。政治犯陈权同志忍受不了这种非人的折磨而自杀身亡，激起了政治犯的愤怒和抗议。
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坐监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一种新形势下的斗争，且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时间。因此，同志们都很注意学习，珍惜宝贵的时间。政治犯们原来有一个地下“图书室”，可以看到一些外边送进来的社会科学书籍。后来书越来越多，大家便选出一位同志负责保管，写出存书书目，人们可以按书目去借，看完之后退回。为防止被监狱看守发现，在管理上我们就分散保存，有的存在个人手中，有的埋在地下。在阅读时，我们也采用了“两手准备”,在手上同时放两本书，一本是社会科学书籍，一本是监狱里允许看的佛道经文之类。如果看守来了，就把社科书藏在佛道经书下面，看守走了，就继续看要看的书。有一次，李波同志看《反杜林论》时，不小心被看守发现，随即报告了典狱长。典狱长便提讯李波，追问看的什么书，他机智地回答："《反杜林论》讲的是佛教派系斗争，杜林是个佛教徒，反杜林的也是个佛教徒，我是在研究他们之间的斗争问题。”
典狱长本来信奉佛教，听后半信半疑，但又弄不明白这到底是本什么书，只得说：“你讲了半天，我不明白你说的什么。算了，你拿回去看吧。”
以后，我们继续用这种办法看一些社会科学书籍，并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请理论水平高的同志给大家讲解马列主义理论。当时在押的共产党员孙启明同志，原是河北省委派到山西特委的负责人，曾在苏联留过学。还有娄凝先同志，原是山西少共（青年团）的负责人，北京大学的学生。他们的理论水平都很高，党支部就请他们来当辅导员。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大家一面看书，一面讨论，学习热情很高。特别是在讨论、研究问题时，同志们互相启发、辩论，使许多问题越辩越明，弄通了不少道理。就我个人而言，真正懂得点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也是从那时开始的。在被捕之前，有的负责同志跟我谈起过，如果万一被捕坐监，可以利用坐监的时间进行学习，把敌人的监狱变成我们的学校。因为在工作时很难顾得上系统地学习点理论，我也曾想看点大部头的社会科学、马列主义书籍，但终因工作紧张而未能如愿。记得天章同志曾说过：“现在我们的工作既艰苦又紧张，因此，要重点学好党的文件，注意多看报纸，以了解形势发展态势，适应工作需要。当然，抽空看一点书也是必要的。至于大部头的书，一来我们没有时间看，二来也不一定看得懂。”
现在果真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我便利用一切机会和时间，同大家一起读书学习，同时争取更多地得到同志们的指导和帮助。这段时间，我主要读了三本书，一本是日本人山川均著的《辩证法与资本制度》，一本是《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一本是日本人河上肇著的《新经济学大纲》。
在和同志们的讨论中，使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了提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印象很深：在讨论马克思讲的“一切的方法它必须自身就成为目的”这个观点时，我们就联系实际，联系绝食斗争，弄明白了绝食斗争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通过绝食，改善待遇，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团结狱中的难友和敌人进行斗争。当准备绝食时，绝食是目的，绝食开始后，它就是方法，目的是争得改善待遇。即使达到这个目的，也还要继续斗争，因为还有新的目的。马克思还有句话，“大凡成为问题的东西，必定有解决问题的条件存在着”。这个道理拿到现在来看很容易理解，但在当时要想真正懂得，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类似这样的问题，我都是通过学习、讨论得到了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受到很大教育。现在回想起来，我还非常怀念这一特殊时期的学习生活，实际上是我思想理论水平的一次飞跃，而这次飞跃对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十分重要的。
狱中的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在真正的共产党人面前，再苦的日子也会过得趣味盎然。我们在一起过的真正是共产主义生活，彼此不分你我，有钱共同花，有饭大家吃。按照狱中的规定，犯人家属每月可探一次监，并允许家里送些吃的、用的零星物品，但必须经看守检查后方能送到犯人手中。无论谁家送来了东西或钱，都由大家共同享用。那时，我的家庭经济状况较好，当父亲得知我被捕入狱后，便四处奔走，设法营救。太原市的一位大律师王鹤亭（府谷县人）与典狱长许伯华的私人关系很好，父亲便通过王大律师的疏通，改善了我在狱中的生活条件，解除了脚镣。父亲又找了在太原很有名气的山西同善社社长王树侯写了一份呈文，呈给绥靖主任阎锡山、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以助军饷保我出狱。记得呈文的题目是《毁家纤难》，主要意思是愿出钱做军饷，以支援国防，希望能保我出狱，就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我看了以后表示不可。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呼声日益强烈，群众的反日情绪日益高涨，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在所谓“国难会议”上决定：国家处于危难，政治犯可以减刑三分之一。这样，我就由无期徒刑改为15年有期徒刑。因此，当父亲来看我并告诉我营救打算时，我告诉他，像我这样的政治犯现在是不可能出去的，好在已改为有期徒刑，出狱有望了，劝他回去，不要再四处奔走了。父亲听从了我的意见，临行前，向太原的万盛恒栈（我家在此栈有股份）的掌柜交待：每月给我送30元钱、两袋面粉。这样，我就成了狱中难友的“富翁”，这些钱和面粉就由难友们共同享用了。
【高克亭（1911年7月1日—1998年3月17日），陕西府谷县城关镇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太谷铭贤中学党支部书记，中共山西特委委员、交通员，共青团河北省委山西特派员，中共太谷县特支书记，山西省互救会中共党团书记。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任陕甘宁边区党委组织部调查统计科科长。同年10月调山东工作，历任中共苏鲁皖边区省委及山东分局组织部科长，鲁东南特委书记，中共滨海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鲁中区党委组织部长、城工部长，鲁中区党委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鲁中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鲁中南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军区副政治委员、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954年历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兼工委书记、省总工会主席、分局工业部长、山东分局副书记。1954年—1958年，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山东省副省长。1958年10月—1978年，任青海省副省长、省委副书记、书记。1978年—1979年，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省革委副主任。1979年后历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省顾委主任，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党史学会会长。1998年3月17日逝世。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