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毛主席嘱托朱仲丽，代他看望杨开慧的母亲，老太太：祝福他》

1949年深秋，北京城里飘着细雨。朱仲丽正在收拾行装，准备启程回湖南老家。突然，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匆匆而来，递来一个神秘的包袱和一封信。＂这事要请你保密，＂叶子龙压低声音说，＂连江青同志那里也不要提起。＂为什么一个简单的探亲之旅，却要如此郑重其事？为何连江青都不能知晓？那个包袱里又装着什么？这一切，都与二十多年前那段刻骨铭心的往事有关。

一、毛主席的特殊托付

1949年9月的一个傍晚，朱仲丽正在北京的家中收拾行李。作为一名长期在延安工作的外科医生，她此时已经很久没有回过湖南老家。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她的思绪。

门外站着的是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叶子龙显得有些紧张，左右张望了一下，才压低声音说道：＂听说你这两天要回湖南？＂朱仲丽点头确认后，叶子龙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包裹和一封信，仔细地交到她手中。

包裹很普通，用粗布包着，但信封却十分讲究，是上等的宣纸制成。叶子龙交代道：＂这是主席托我交给你的，他想请你代他去看望杨开慧的母亲。＂说到这里，叶子龙的声音更低了，＂这件事情要格外保密，连江青同志那里也不要提起。＂

朱仲丽接过物品，仔细收好。叶子龙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是两百块人民币。＂这是主席的稿费，＂叶子龙解释道，＂他想请你到了长沙后，再给杨老太太一家添置些生活用品。＂

这个特殊的托付，对朱仲丽来说并非偶然。她出生于湖南长沙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朱剑凡是当地著名教育家，与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交情甚笃。在革命年代，朱仲丽又在延安担任医生，经常为中央领导同志们诊疗，与他们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关系。

第二天一早，朱仲丽的丈夫王稼祥正准备启程前往莫斯科。临行前，他特意叮嘱道：＂信要收好，一定要亲自送到。到了长沙，行事要低调。＂话音未落，叶子龙又来了，这次他带来了详细的路线安排。

按照计划，朱仲丽需要先乘火车到汉口，在武昌短暂停留看望姐姐，然后再南下长沙。这样的路线安排既能避人耳目，又显得顺理成章。叶子龙还特意交代，见到杨老太太时，要详细询问她的身体状况、生活起居，并认真记下老人家的话，回来如实向主席汇报。

临行前，朱仲丽将信件和包裹仔细检查了三遍，确保万无一失。这些看似普通的物品，承载着的却是两个家庭二十多年的深厚情谊。她清楚地记得，1927年那个悲痛的夏天，杨开慧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的消息传来时，延安上下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如今，新中国即将成立，这份托付不仅是对往事的追思，更是对革命友谊的见证。

二、长沙之行见证悲欢

1949年10月初，朱仲丽抵达长沙。此时的长沙城刚刚解放不久，街道上仍能看到解放军的巡逻队伍。她按照地址来到杨开慧母亲陈崇英居住的小院，这是一处位于长沙南区的普通民居。

院门半掩着，朱仲丽轻轻推开门，看见一位身着灰布衣裳的老太太正在院子里晒衣服。这位就是陈崇英，今年已经七十岁了。二十多年的岁月，将这位曾经端庄优雅的大家闺秀磨砺得愈发清瘦。

＂老太太，我是从北京来的朱仲丽。＂朱仲丽上前施礼。听到＂北京＂二字，陈崇英停下手中的活计，仔细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朱仲丽从包里取出那个包裹和信件，恭敬地递了过去。

陈崇英颤抖着手接过信件，借着午后的阳光细细地读着。信中，毛主席向老人家致以深深的歉意和问候，说明这些年来一直牵挂着她的安危。包裹里装的是两件毛主席的旧衣服，一件是灰色中山装，另一件是蓝色棉袍，都是他在延安时期穿过的。

＂这些年，他过得好吗？＂陈崇英放下信，声音有些哽咽。朱仲丽如实相告，说了毛主席在延安和西柏坡的生活情况，以及现在在北京城的工作近况。老人听得很认真，不时点头。

随后，陈崇英将朱仲丽请进堂屋。屋内陈设简单，一张旧木桌上摆着几本发黄的书籍，墙上挂着一幅已经褪色的山水画。这里就是杨开慧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二十多年过去了，一切依旧保持着原样。

陈崇英让孙子去买了些点心，又烧了壶热茶。她向朱仲丽讲述了这些年的经历：1927年女儿遇难后，她独自抚养三个孙子。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她靠做些针线活维持生计，有时还要四处躲藏。最困难的时候，就连一日三餐都难以保证。

说到这里，老人从柜子里取出一个布包，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一些发黄的照片和书信。这些都是杨开慧留下的遗物，其中有她和毛主席在第一师范时的合影，还有几封他们早年的通信。陈崇英将这些珍贵的物品收藏了二十多年，从未示人。

临别时，朱仲丽按照毛主席的嘱托，拿出那两百块钱，想要帮老人添置些生活用品。但陈崇英坚决推辞，只说：＂你替我转告他，我很好，不用挂念。就祝福他，祝福咱们的新中国。＂

朱仲丽在长沙停留了三天，每天都去看望陈崇英。老人的话不多，但每次提起毛主席，眼中总是闪烁着慈爱的光芒。第三天傍晚，朱仲丽告别陈崇英，踏上了返回北京的路程。背后，夕阳下的小院里，老人的身影显得格外单薄。

三、往事如烟忆旧情

1949年10月中旬，朱仲丽回到北京，立即向毛主席汇报了长沙之行的详细情况。在中南海的一间会客室里，她将这次探访的每个细节都如实相告。

朱仲丽从包里取出一个笔记本，翻开第一页念道：＂老太太的身体还算硬朗，就是有些风湿病。家里很简单，但收拾得很整洁。＂接着，她详细描述了陈崇英的生活情况，以及这些年来老人是如何抚养杨开慧的三个孩子长大成人的。

说到陈崇英拒绝接受那两百块钱时，毛主席站起身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朱仲丽继续讲述道，老人家将杨开慧的遗物都保存得很好，包括那些珍贵的照片和信件。其中有一张是1920年在第一师范时期的合影，还有几封早期的通信。

这些往事将时光拉回到了二十多年前。1920年，毛泽东在第一师范任教时，经常到杨昌济家做客。杨开慧那时才十九岁，正值豆蔻年华。两人志同道合，很快坠入爱河。杨昌济去世后，陈崇英将女儿托付给了这位年轻的革命者。

1923年，毛泽东带着杨开慧和儿子去上海工作。陈崇英独自留在长沙，靠给人缝补衣服维持生计。每次收到女儿的来信，她都会仔细收藏。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杨开慧留在长沙照顾孩子和婆婆，并坚持地下工作。当年11月，她不幸被捕，在狱中写下了著名的《死》诗，最终英勇就义。

朱仲丽讲到这里，特意提到了陈崇英说的一件事。1928年春天，在一个雨夜，有人悄悄送来了一封信，是杨开慧在狱中托人带出来的。信中写道：＂望母亲珍重，善待三个孩子。＂这是女儿留给她的最后一封信。

陈崇英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带着三个孩子四处躲藏。有时住在亲戚家，有时借住在老朋友处。最困难的时候，她靠卖掉自己的首饰度日。即便如此，她仍坚持让孙子们读书识字，从不让他们中断学业。

朱仲丽还转达了陈崇英对新中国的祝福。老人说，看到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建立了新政权，她感到十分欣慰。这是女儿用生命追求的理想，如今终于实现了。

听完汇报，毛主席久久沉默。过了许久，他拿出一张纸条，写下了几行字，交给朱仲丽：＂请你再帮我一个忙，把这些话带给老太太。就说我一定会善待开慧的三个孩子，让他们都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

朱仲丽小心地收好纸条。窗外，北京城的秋风吹过，卷起一片片落叶。这些飘零的落叶，仿佛诉说着那些逝去的岁月，那些刻骨铭心的往事。

四、两代恩情续前缘

1949年冬，朱仲丽再次踏上南下的列车。这一次，她不仅带着毛主席的新信，还携带了一批急需的药品和生活用品。北京城的初雪刚刚飘落，南方却依然秋意正浓。

到达长沙时，正值农历腊月。陈崇英的小院比上次来时增添了几件新物件：墙角多了一个煤炉，院子里放着几盆新栽的菊花。老人告诉朱仲丽，这些都是杨开慧的小儿子毛岸英特意安排人送来的。

朱仲丽取出毛主席的信件，恭敬地递给陈崇英。信中除了问候，还详细介绍了三个孩子的近况：大儿子毛岸英在东北参加工作，表现很好；次子毛岸青在陕北，已经开始接受军事训练；小儿子毛岸龙也在北京上学，成绩优异。

陈崇英听着孙子们的消息，不时点头。她从柜子里取出一个旧布包，里面是几件已经发黄的童装。这是当年杨开慧亲手为三个孩子缝制的，二十多年来，老人一直珍藏着。

说起三个孙子，陈崇英向朱仲丽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1928年，杨开慧被捕后，三个孩子由她独自抚养。那时最大的岸英才八岁，最小的岸龙只有四岁。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他们经常在深夜转移住处。

有一次，他们藏身在长沙城郊的一个农家。那天夜里下着大雨，敌人突然搜查到了附近。关键时刻，是一位姓王的农妇将他们藏在了稻草堆里，又给三个孩子每人塞了一个红薯充饥。这份救命之恩，老人至今难忘。

1930年春天，组织派人将三个孩子秘密护送到了上海。临别时，陈崇英将杨开慧留下的几件衣物和一些照片交给了孩子们。她说：＂这些是你们娘亲的遗物，一定要好好保存。＂

朱仲丽听后，从包里取出一封厚厚的信封，这是三个孙子共同写给祖母的家书。信中，孙子们详细描述了各自的工作和学习情况，表示一定不负祖母和父母的期望，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

陈崇英小心地将信收好，又让朱仲丽带一件东西回北京。那是一条手工绣花手帕，是杨开慧少女时期的作品。老人说：＂这是开慧最得意的绣活，就送给他吧，也算是一个纪念。＂

临走时，朱仲丽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将带来的药品和生活用品一一打开，向老人介绍使用方法。其中有治疗风湿的药膏、御寒的棉衣、还有一些营养品。陈崇英推辞再三，最终在朱仲东的坚持下收下了这些物品。

夜幕降临时，朱仲丽起身告别。站在院门口，陈崇英拉着她的手说：＂你替我谢谢他，就说老太太一切都好，让他安心工作，把国家的事情办好就是最大的孝道。＂

五、岁月长河映初心

1950年春节前夕，朱仲丽第三次来到长沙。这一次，她带来了毛主席的特别嘱托：请陈崇英到北京居住。寒冬时节的长沙，细雨绵绵，朱仲丽推开那扇熟悉的院门，发现院子里多了几个年轻人，正在打扫庭院。

原来是杨开慧的三个儿子都回来了：毛岸英从东北请了假，毛岸青从陕北归来，毛岸龙也从北京赶到。三兄弟在这个除夕之夜，终于又团聚在阔别多年的老家。陈崇英坐在堂屋的太师椅上，看着眼前的三个孙子，一一询问他们的近况。

毛岸英向祖母汇报了他在东北的工作：参与了当地的土地改革，帮助农民分到了土地。毛岸青则讲述了他在部队的经历：每天刻苦训练，立志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最小的毛岸龙说起了在北京的学习情况：成绩一直保持在班级前列。

这一晚，祖孙四人围坐在火炉旁，说起了往事。陈崇英从箱底取出一件旧棉袄，这是当年杨开慧亲手为岸英缝制的，虽然已经褪色发旧，但针脚依然工整。三兄弟轮流端详这件充满记忆的衣物，想起了幼年时母亲的音容笑貌。

第二天一早，朱仲丽向陈崇英转达了毛主席的邀请。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北京的医疗条件更好，而且可以与孙子们团聚，毛主席希望她能搬到北京居住。陈崇英起初推辞，说自己已经习惯了长沙的生活。

这时，三个孙子也一同劝说祖母。毛岸英说，北京的四合院已经准备好了，就在中南海附近，方便照顾。毛岸青补充道，那里有专门的医生，可以随时照看老人的身体。毛岸龙则表示，他可以经常去看望祖母。

在孙子们的盛情邀请下，陈崇英最终答应了搬迁的请求。临走前，她仔细收拾了这个住了大半辈子的小院。每一件物品都带着深深的回忆：墙上的那幅山水画是杨开慧少女时期的习作，架子上的那几本线装书是杨昌济留下的，还有那个装满照片和信件的布包，更是盛满了一家人的欢乐与苦难。

1950年2月，陈崇英在三个孙子和朱仲丽的陪同下，乘火车北上。离开长沙时，她特意去了杨开慧的墓地，将一束白菊放在墓前。这座她经常打扫的墓地，承载着二十多年来的思念与追忆。

火车缓缓驶出长沙站，车窗外的橘子洲头渐渐远去。这片她和女儿曾经常常散步的江畔，见证了太多悲欢离合。而此刻，她将踏上新的征程，在北京开启人生的新篇章。春风拂过车窗，带来了北方的气息，也带来了新中国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