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川周明是二战时期日本的一位知名人士，于1886年12月6日出生在日本山形县酒田市。
其祖先是医生世家，世代传承“大川修研”姓氏。
长大后的大川周明相继毕业于庄内中学、第五高中、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
在庄内中学期间，他师从庄内藩儒学家角田利继，打下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
他还反复阅读《南州王子逸文》（庄内地区的人编纂的西乡隆盛遗作），学习西乡批判明治政府的精神。
在第五高中就读期间，大川周明主导了“栗野事件”（校方有关入学考试舞弊的事件）。在大学期间，大川周明思索古代圣贤的言行，感到苦恼、失落，遂寻求基督的救赎。
之后，加入了一个基督教新宗教团体。
1913年，应堂会创始人松村怀石的请求，大川周明试图出版一本列举历代天皇功绩的书《列王传》，但没有成功。
不久，他便对基督教会的虚假道德观感到愤怒，这种道德观轻视物质，并呼吁对社会制度进行彻底改革。
接着，大川周明“拜马克思为师”。
而且，在了解了柏拉图的国家理想之后，他“感到基督和马克思都不再是我的老师了”。在探究了爱默生、但丁、黑格尔等西方古典哲学之后，他又回归印度哲学并深陷其中。
大川周明精通英语、法语、德语和梵语，尤其精通阿拉伯语，曾翻译过整本《古兰经》，还尝试将《古兰经》全部翻译出来，并尝试将《古兰经》翻译成中文、希腊语和拉丁语。
学生时的他，曾在参谋本部担任德语翻译，结识了宇垣一成、荒木贞夫、杉山一、竹川芳嗣、东条英机、永田铁山、冈村宁次等人。
大学毕业后，大川周明支持印度独立运动。他积极参与印度独立运动，曾一度在家中收留拉什比哈里·鲍斯（印度独立活动家）和希拉兰巴·古普塔，并撰写了《印度民族运动的现状和起源》。
大川周明批评了日本过分重视英日同盟和站在英国一边，并努力向日本民众宣传印度当前的局势。
1918年，大川周明加入南满洲铁道。
因为他关于殖民地印度的研究论文，受到了满铁首任董事长后藤新平的高度评价。
后来，他又担任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科长。1929年，大川周明出任基金会东亚经济调查局理事长。
1939年，他出任法政大学教授兼大陆部主任。 编辑。
大川周明还对伊斯兰教感兴趣，并主张泛亚主义，在研究、人际交流和人才培养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
他在《亚洲复兴问题》一书中，针对亚洲各地的独立运动和西方列强的动向，呼吁亚洲从西方手中解放出来，并主张“日本改革”。大川周明还撰写了《亚洲的建设者》，书中收录了阿卜杜勒·阿齐兹·本·沙特、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礼萨·巴列维等人的传记。他还把鲁道夫·施泰纳的三层社会理论引入日本。
三层次社会理论是鲁道夫·施泰纳提出的一种社会理论。法国大革命的理想——自由、平等、博爱，最初来自共济会的思想。三层社会理论发展了这一思想，并将基于“精神生活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经济生活中的友爱”等不同原则运行的社会理想化。
话说回来，大川周明还主张复兴日本精神，并撰写了佐藤信博、源赖朝、上杉谦信、横井湘南等人的评传《日本精神研究》。
大川周明还撰写了概述日本历史的《日本2600年历史》一书。
该书一经出版，便成为畅销书，但大川周明在书中赞扬了当时被视为叛徒的北条芳时、北条康时以及足利兄弟尊氏和足利忠义 ，而受到批评，并被迫进行修改。
大正、昭和时期，大川周明与北一辉、光川龟太郎交好，特别是在上海与北一辉交谈了两天，北一辉将“改革日本”方案的手稿托付给他。
当时日本正值普选运动兴起，大川周明创立了游尊社、行慈社、神武会等团体，倡导“改革日本” 。
他与贵族院议员德川芳亲侯爵是密友，并获得了德川的经济支持，德川是大川和其他日本改革派的经济赞助人。
大川周明还参与了三月事变、十月事变、亲友会事变等大部分昭和维新事件，并因五一五事变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1936年6月11日，大川周明被关押在丰玉监狱里。
九一八事变时，大川周明与首领之一板垣征四郎关系密切，支持笠木义昭所创立的大友邦会、参与九一八事变及自治领导团的满洲国的成立。
并从拯救居住在满洲的日本人及满洲人民免遭政治暴政的角度出发，主张“若成立新国家，并和日本缔结国防同盟及经济同盟。则将拯救满洲、日本及中国，为实现东方和平作出巨大贡献”
大川周明虽然主张北守南进，但认为“日中合作”必不可少，并不希望中日发生战争。
中日战争爆发时，大川周明正在狱中。一直到1937年10月13日方才获假释。
获释后，他在东京品川区上大崎的家中休养了一段时间。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川周明态度为“不到最后一刻才希望开战，并试图将战争推迟至1940年，那时日本将有更充分的准备。”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大川周明仍与飞騨晴光等人一起努力，防止日本与英国和美国之间爆发战争。
大东亚战争期间，大川周明还协助大东亚部起草了《大东亚联合宣言》。
1944年，大川周明购买了位于神奈川县爱甲郡中津村的熊坂长庵宅邸，并以此为家。该住宅现在被称为山十家。
二战结束后，1945年12月2日，盟军最高司令官总部命令日本政府逮捕大川周明，并将其关押在巢鸭监狱。
虽然当时被捕者中很多都不是军人，但大川周明却是唯一一个最终被指控犯有甲级战争罪的人。
根据1946年3月21日提交给远东军事法庭被告人选拔委员会的报告，起诉大川周明理由包括“出版煽动性书籍，发表呼吁变革的演讲，成立极端民族主义右翼组织”，以及“密谋策划满洲事变，以便陆军可以从合法独立的中国手中夺取满洲”。
东京审判时，大川周明赤脚穿着浅蓝色睡衣、脚穿木屐出庭。
庭审开始后，他开始脱睡衣，并在休庭期间从背后用力击打坐在他前面的东条英机的头部，击打声音响彻云霄，同时还高喊：我要杀了东条英机！”
这一幕清楚地被录了下来，东条英机被击中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笑了笑。
不仅如此，大川周明还说出了“Inder kommen Sie！”（德语，意为“来吧印第安人”。一说是在说美国掠夺了印第安人）；
“这是一出喜剧！”（一说是在说战胜国的审判不公平）；
“我，我思”（即“我思故我在”，有人说是在发表某种哲学或意识形态的主张）等语无伦次的言论，引得法庭上哄堂大笑。
在15分钟的休庭期间，澳大利亚首席大法官韦伯认定大川周明精神错乱，并于1947年4月9日正式将大川周明取消出庭受审。接下来，大川周明在东京的一家美军医院住院（后转到东京大学医院和松泽医院），他的医生内村雄二诊断他患有梅毒引起的精神障碍 。
在接受抗疟药物治疗后，大川周明的病情有所好转，并坚持接受审判。
但法庭接受了内村的意见，即他“尚未恢复到可以接受审判的程度”，而没有采纳美军医院的意见，即他已恢复了受审能力。
所以，大川周明未被允许接受审判，继续在松泽医院住院。
住院期间，大川周明完成了翻译整部《古兰经》的梦想。
东京审判结束后不久，大川周明就出院了。他是东京审判中唯一一位在审判结束时仍然健在且无罪的被告。
接下来，大川周明被禁止担任公职。
之后，他在家乡神奈川县爱光郡中津村度过余生，并致力于建设“瑞穗之乡”的乡村振兴运动。
大川周明最终于1957年12月24日去世。
据悉，在临终前，大川周明承认自己当年在东京审判所做出的那些举动，所说出的胡言乱语，是有意地在装疯卖傻，为了逃避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