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寻找的故事。《胡先骕全集》正式面世，让这个陌生的名字出现在年轻人面前。而当我们重新讲起胡先骕的故事，会发现在某种意义上他从未消逝过。比如水杉，作为与猛犸象同期生存的古老生物，它一度走向了濒临灭绝，又被这位植物学家找到，重新走向了新的长生。

文 |孙怡

编辑 |金匝

运营 |哈皮

2016年6月，在遥远的爱尔兰的一座400多年的古堡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胡晓江找到了一批早至八十年前的信件。信是写给古堡主人老伯爵的。这个古堡所在的欧洲著名庄园，以拥有很多来自中国的树木而闻名。这些树木则源自这位来信者——胡先骕。

胡先骕（1894—1968），中国植物学奠基人，是中国近代科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毛泽东曾经评价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胡先骕也同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是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主旨的学衡派的骨干，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开创者。从1990年代开始，很多学者重新发现了胡先骕，并对他的多方面的思想和成就进行了研究，但没人敢说已经描绘出了胡先骕的全貌。

▲胡先骕主持静生生物调查所期间留影（1932年）。

胡晓江是胡先骕的孙女，也是《胡先骕全集》的主编。在胡晓江追随着蛛丝马迹找到爱尔兰古堡之际，为《胡先骗全集》搜寻补充新资料的工作已经进行了两年。新的资料总从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来，像一片片拼图，不断扩充着胡先骕的形象。

《全集》副主编、庐山植物园图书馆研究馆员胡宗刚记得，二手市场上曾经流通过一箱胡先骕的植物学著作和论文手稿，最终被一个收藏家以15万元的价格买去，后来收藏家将内容提供给了《胡先骕全集》。

收藏爱好者徐自豪在2016年的一个旧书交易平台上，买到了一份胡先骕亲笔手稿《中华民族之改造》。这份材料中的内容也提供给了《胡先骕全集》。

植物学业内人士都知道胡先骕曾有着广泛的国际交往。寻找的方向自然集中在胡先骕获得学位的美国。但《全集》副主编、植物学家马金双居然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列宁格勒）也找到了胡先骕给苏联植物学家的信。在胡晓江追踪到爱尔兰古堡里的这批信件之前，更是没有人知道胡先骕与爱尔兰有过长达30年的通信交往！

在过去近10年间，时不时就会有陌生人联系到几位主编，问：“这个材料你们有了吗？”

前期打下的基础加上后来陆续找到的拼图块，最终于2023年5月出版的《胡先骕全集》达到了19卷，近1300万字。字数的多少倒在其次，胡晓江更加震惊的是胡先骕涉足的领域之宽广。 “可以几无悬念地说，世上没有任何一个读者能够读懂《全集》中所有的文字，再专业的植物学家，再渊博的文史学家，也必定会在《全集》中遇到自己看不懂的内容。”胡晓江在全集的前言中如是说。

胡先骕的“庞大”必然给整理者带来了不少困难。胡晓江不敢说哪些领域是可以放心排除的，而找到的文章也往往面临分卷的困难。求助专家也困难，连组织讨论都困难。能让植物学家与文学史学者有效对话吗？或者讨论一下细胞天演的人文主义意义？

对于每一位寻找者来说，胡先骕代表着不同的意义。植物学家马金双熟知全球每一个地点的水杉和胡先骕发表的每一篇科学文献，这是他向专业领域前辈的致敬；科学史学者胡宗刚曾经在多个单位的档案馆里扒寻和手抄了大量历史档案，这是他期望完成一个史家的使命。对于胡先骕的孙女胡晓江来说，寻找胡先骕更是她的一次人生课题。

刚开始，胡晓江对这位祖父几乎一无所知。她坦白地说：“实际上我与其他人一样，是从零开始了解胡先骕这个人。”她提到自己的祖父，一般都直呼“胡先骕”。说到胡先骕的家庭，会说“他们家”而不是“我们家”。原因很简单，胡先骕在1968年去世，那时胡晓江还未出生。对于孙女来说，这位祖父仅仅是故纸堆里无数的陌生人中的一个，而从未“真正存在”过。“一个人，哪怕他在你一岁时去世，与他在你零岁之前去世，给你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他和我的生命从来没有过时空交集。”胡晓江说。后来胡晓江还发现，自己的父亲对他父亲的了解也不多。这当然不是因为“没有时空交集”了，而是新社会的年轻人对于旧时代所有的一切有意地疏离、屏蔽和切割。

2014年，胡先骕最小的儿子，76岁的北京大学数学教授胡德焜，牵头编辑《胡先骕全集》。在胡德焜80岁的时候，这一重担落到了女儿胡晓江肩上。胡晓江在10岁时知道了祖父是一个跟一种树有关系的科学家，但她感受不到这与自己的生活有任何关联。一点黑色幽默是，作为中国植物学奠基人的孙女，胡晓江只在初中时学过一点植物学的皮毛，并且那时对植物学毫无兴趣。“我直到现在也不认识几种树，因为植物学一词从来没有出现在我小时候的家庭中。”胡晓江说。

年龄渐大，她反感那些动不动就把“我祖上”、“我爷爷“或“我爸爸”挂在嘴边的人，认为那是“我祖上也曾阔过”式的浅薄。同样，她不认为后辈需要光宗耀祖，甚至不认同“为尊者讳”的中国传统古训，她反对任何意义上将先人进行 “神话”。现在，作为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和大学教授，胡晓江习惯于跳出个体层面来看待自己的寻找。她感兴趣的是被历史迷雾挡住的真相。

而这一路寻到的，却让她屡屡震惊。

胡先骕很小就被称作“神童”，他五岁能解《论语》，七岁能诗，15岁考取京师大学堂预科，18岁考取了公费留洋，去美国加州大学念农学，后来专攻植物学。从美国发现的材料里，胡晓江发现，胡先骕已经表现出了后来成为“胡先骕特色”的文理双全。在应对繁重的化学、土壤、拉丁文、植物、昆虫等课业的同时，胡先骕还读了几百本英文小说，写了大量古体诗词去发表在诗词刊物上。他毕业时获得了植物学专业的荣誉学生称号，也奠定了日后《学衡》论战中展示的西方文学基础。同样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胡晓江，不知道胡先骕怎么做到这些，只能认为那是 “天才的世界，别人不懂”。

植物学是一门认识植物，给植物确立身份、来源和特性的学问。“对于当代人来说，植物学好像是个冷门学问。实际上植物学在胡先骕那个时代的重要性要远远高于现代人的理解。食物自不必说，在没有混凝土、没有塑料、没有铝合金的时代，几乎所有的建设材料都来自于植物。在化学药品出现之前，植物也是医药的基础。植物资源是国家最重要的命脉。”马金双说。

在胡晓江过往读到的科学家故事里，叙事的重点往往是此人如何坐冷板凳而取得了研究成果。类似的故事胡先骕也有很多。比如胡先骕是第一个命名植物新属（秤锤树属）和新科（鞘柄木科）的中国人，他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国植物志属》首次系统梳理了中国的植物谱系，为后续几十年的中国植物研究打下了基础。最为世人所熟知的，就是他在1948年与郑万钧鉴定命名的被学界认为灭绝已久的“活化石”水杉，轰动了世界。

但真正让胡晓江惊讶的，却是对于胡先骕对“科学事业”大厦的建设。中国国立大学第一个生物系——国立东南大学生物系（1921）、中国第一个生物研究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1922）、“中国最有成就的生物研究机构”——静生生物调查所（1928，今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和动物所）、中国植物学会（1933）、庐山森林植物园（1934，今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1936，今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等等，这些中国植物学体系的各个重要组成部分，无一不深深地带有胡先骕的印记。胡先骕倡导《中国植物志》（1934），倡导建立“中央植物园体系“（1944），还创办了好几种生物学专业期刊、编写了三部大学植物学教科书、培养了大批植物学人才。胡先骕校订的几代中学植物学教科书，使得现代植物学知识成为中国人基础教育的一部分。如此种种，都超出了胡晓江对于“科学家”的固定认知，也让她明白了“奠基人”一词真正的意涵。

建立于1928年的静生生物调查所是胡先骕一生最看重的事业。静生所最初设立在北京石驸马大街83号。这个小院是教育家范静生的旧居。范静生一直大力提倡在中国北方建立一个生物调查机构，未料没有见到调查所建成，范静生就不幸病逝。这个小院被范家捐出来用于以范静生名字命名的“静生所”。这里记录着胡先骕个人事业最瞩目的时刻。

▲静生生物调查所成立（1928年10月1日于北平石驸马大街83号范静生故居）。

收藏爱好者徐自豪手中有一张绘制于抗战时期的平面图，详细地描绘了静生所在北京石驸马大街时的模样。正院的东侧种满了树和花。每一株植物都拥有自己的名字，细节到具体几棵、几株，至于刺梅这类灌木植物，则是三堆。八宝玻璃窗用红色笔画成六边形，普通玻璃窗则是一条红色实线。透过图纸，人们还能知道，前院的门前有两级台阶，后院的东南角落有一口小小的水井。

这个小院子胡晓江在很小时候是去过的，但除了隐约记得院子里住了很多户人家之外，几无记忆，从未知晓它曾经的模样。

后来静生所发展壮大，搬入了文津街上的专用大楼，这座小院变成了对公众开放的“通俗博物馆”。战争期间，因为资金缺乏不得以将几间屋子租给北京一家消火弹企业，租金每月国币500元。这些认真的研究员们，明明是缺钱租房，却在合同里对乙方限制颇多，叮嘱这不能动，那不能碰，包括院子里的每一株植物，甚至还要求“乙方对于院中竹林藤萝各种花卉树木应负善良保护之责”。

抗战期间，静生所被日军占领，胡先骕直接指责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简称中基会）没有尽到通知和转移的责任。他认为中基会不作为，“你们（中基会）无非是出了一点钱，我们的生命都在这里”。中基会为静生所提供了最主要的资金支持，是名副其实的“金主”，但在胡先骕眼里，这些都比不上静生所里的研究。这段往事让胡宗刚震惊。

很多人在回忆录中，都不约而同地指出胡先骕是一个过于率直的人。用现在的话来说，胡先骕甚至有些“情商不高”。

胡先骕曾经担任过国立中正大学第一任校长。他对全校学生说：“很多大学学生一生只能见到两次校长，第一次是开学，第二次是毕业，你们却可以经常见到我，这是你们的荣幸。” 连去别的大学演讲，他照样说：“我的名字已经是历史注定了的。”

胡先骕每周要请社会名流或者教授来学校开讲座，客人讲毕校长胡先骕要做总结发言。有一回一位院长因为没有做准备，讲得不好，胡先骕当着全校师生和那位教授的面，直接说：“我没想到XX教授的水平之低，以至如此。”在场的一位学生将这件事写在了回忆录中，坦陈连自己都觉得胡先骕这么做太不圆润了。

一位年长的亲戚曾经告诉胡晓江，抗战时期，胡先骕在江西老家，当地县长带着驻军将领去胡先骕家拜访，大家相谈甚欢。拜访结束后，胡先骕送两人到了门口，他突然对将领说：“你的士兵军纪不好，经常骚扰百姓，你得管管。” 这冷不丁的一句话，让场面陷入尴尬。

卢开运是燕京大学生物系的讲师，只比胡先骕小四岁。卢开运请胡先骕审读自己的著作。胡先骕则毫不客气。在徐自豪收藏的卢开运的《高等植物分类学》（1934年自印本）里，388页的教材，胡先骕批注修改多达700多处，删减120处，质疑15处，修改图注8幅，平均1页至少有2处修改。

面对那些需要协调多方的复杂任务，胡先骕也依旧不够圆润。

胡先骕早早就意识到，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阴影下，位于中国北方的静生所并不安全。他自言要学“狡兔三窟”，提前在南方布局建立基地。创建植物园与研究植物不同，更是一项管理工程，关系到用地、地方财政、人力以及管理问题，远远超出了一个科学家的职责范围。

胡宗刚找到的材料显示，1933年胡先骕提议由静生生物调查所与江西省农业院合办庐山植物园，1934设立年庐山植物园的决议已经通过，但2万元开办费却迟迟未得到批复，胡先骕着急地给江西农业院院长董时进写信，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如果2万元太多，先批1万5千元也可以。然后他说，如果这个植物园不成立，我将无脸见人，以后你农业院的事，我也不再管。这样的“软硬兼施”，估计是胡先骕最“圆润”的表现了。

那个当初觉得胡先骕不够圆润的年轻学生，毕业后终其一生与胡先骕再无交往，但在晚年却成了胡先骕最热忱的宣扬者。而被胡先骕屡屡责备的中基会，给予了胡先骕最大的支持。被胡先骕“软硬兼施”的各方，也帮他成就了各种事业。胡先骕的率直，来源于他骨子里的纯粹。胡宗刚在胡先骕身上，看见了一种主体意识，这种意识超越了所谓的社会规则与人情，也最终得到了最广泛的认可。

▲庐山森林植物园成立合影（1934年8月20日 江西庐山）。

1949年后，胡先骕的命运开始急转变化。

时代在剧变，胡先骕却停留在过去的纯粹上。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静生所被接管时，胡先骕作为前负责人，需要对静生所的历史做回顾发言。他提到静生所最初是基于范静生的倡导，房子也是范家所赠，需要归还范氏。他提到范静生夫人与儿子如今生活困难，静生基金应当拨款帮助。提到标本应当好好保存。提到静生在云南存有一批器材、图书和标本，应当好好利用。甚至提到还欠哈佛大学三四万号标本，来日须补上。只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1953年，在代表官方立场的文章《中国植物学历史发展的过程和现状》中，1949年以前的中国植物分类学被认为走向畸形，国际间的学术交往是“帝国主义的烙痕”。时代的指向已经极为明显，也不难猜出静生所改组后的结果——作为植物学领袖的胡先骕，一生的事业要与他切割与剥离了。

但无论局势如何变幻，胡先骕还是原来的那个他。1952年，许多知识分子批评胡先骕政治立场不稳，其中重要的证据就是不称胡适为“战犯”。在高压之下，胡先骕坚决不说胡适一句坏话，哪怕他们在五四时期做过彼此政论上的“敌人”。

当命运已经不可控制地向下倾斜，胡先骕却不愿低下头颅。1954年，胡先骕在《植物分类学简编》中，对红极一时的李森科学说进行了直接批评。尽管李森科学说在本质上就是一场闹剧，但李森科当时仍在苏联农业科学院身居要职，中国也处于向苏联学习的“一面倒”中，这种直接的发言也给胡先骕招致了严重的批评。最后，中科院在纪念米丘林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对胡先骕进行了批判，《简编》也被禁售和销毁了。

胡先骕的处境愈发不妙，当时他的徒弟甚至徒孙都是一级研究员，胡先骕却只被评定为三级，还接连两次落选学部委员的评选。晚年的胡先骕依旧不收敛。在1957年的一份交心材料中，胡先骕又一口气写下了二十几个不满意。这些不满涉及广泛的政治、社会和科学问题，但没有涉及任何自己的不公遭遇。尽管已经被边缘化，他依旧写下“我不满意于植物所的保守倾向，尤其不满意对于新系统学的研究一无计划”，言辞之激烈，表意之恳切，令人动容。

这也给家人带来了许多忧虑。胡晓江提到，一直跟着胡先骕生活的姑姑（胡先骕的女儿）回忆道，那段时期，只要胡先骕一出门，家里就提心吊胆，反复嘱咐他在外面不要说话，“但是没有用”。胡德焜也回忆过，父亲根本不听子女的话，认为他们都是“俗人”，还说：“我能看出问题而不说么？”

▲胡先骕与家人（1944年于江西泰和）。

胡先骕态度坦然。他认为自己“已经赢得了生前身后的名”。胡宗刚认为：“如果人对自己有这种意识的话，他也无所谓了，不会苟且。”

胡德焜曾回忆道，60年代以后，石驸马大街83号走向了凋零。仿佛突然之间，院里的植物开始大量衰败。正院东侧的丁香长了虫子，海棠不再开花，蘑菇甚至长到了房顶上去，原先茂盛的藤木架，也在一场大雨后，轰然崩塌。

1968年7月16日，胡先骕去世。在火化前，胡德焜独自一人进入太平间，把两块巧克力轻轻地放在了父亲的口袋中。这是胡先骕在青年时代留学美国时爱上的零食。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在几个月后的日记中哀叹：“生物学钱（钱崇澍）、秉（秉志）、胡（胡先骕）三老相继去世，物理胡刚复、饶毓泰，化学王琎，地质谢家荣、何作霖，气象赵九章等相继之，今日又有数学熊迪之（熊庆来），我辈真成鲁灵光了。”

这些名字都落入了漫长的沉寂，让之后出生的胡晓江们无从知晓。

在整理从爱尔兰古堡得到的旧信时，胡晓江发现两封附信。是胡先骕请老伯爵转给另一个叫做Seton的人。他谈及自己用英文翻译的《长生殿》。胡晓江隐约记得老一辈的谈话中提及过到胡先骕曾翻译了《长生殿》，但所有人也都知道那是一个“早就丢了的”东西。

到了2018年，胡晓江要给每个与胡先骕通信的人写简介，却怎么也查不到这个Seton。越是查不到就越想查到，胡晓江开始较起劲来，查到了大量当时在北京的外国人。直到有一天她发现，原来录入人员在录入手写信件时，将此人姓氏的5个英文字母看错了2个，真正的收信人叫“Acton”。再一搜竟然发现，Acton原来竟是英语文学界的名人、著名作家艾克顿(Harold Acton.1904-1994)。他的手稿曾经存放在那个爱尔兰老伯爵家里，如今被耶鲁大学图书馆的“珍稀手稿部”收藏。待胡晓江顺藤摸瓜去耶鲁大学图书馆网站搜索，《长生殿》竟然赫然在目。闻听此信，正在美国的马金双夫妇驱车四小时前往耶鲁大学，在那里他们看到了至今难忘的一幕——一套由胡先骕翻译的《长生殿》，五十出译文无一缺漏，安静地躺在耶鲁大学内数十年之久，一直在等待着来找它的人。

这件事给胡晓江的启示是，不要放弃寻找，一切皆有可能。

▲《长生殿·传概》译稿。

历史的折痕在80年后被悄悄打开了：胡先骕和英国青年艾克顿相识于1935年。1938年一整年，胡先骕一边写《种子植物分类学》一边翻译《长生殿》。完成的译稿交给艾克顿，拜托他修改校对，两人的最终目的是让《长生殿》登上伦敦和纽约的舞台。但1939年二战在欧洲爆发，艾克顿带着各种文学手稿匆匆离开中国，后来参加了英国空军，两人从此失联。

《长生殿》是清代剧作家洪昇的经典作品，结构宏大、人物众多，被誉为中国传统戏剧的巅峰之作。目前《长生殿》最早的英译版本是杨宪益和戴乃迭在1955年的译本。如果胡先骕在近20年前的译本没有丢失，杨宪益和戴乃迭还会翻译《长生殿》吗？胡晓江认为很可能不会。

2022年3月，癌症晚期的胡德焜走到了人生的末尾。胡德焜曾希望最后去一次庐山植物园祭拜一下自己的父亲，但他已经没有了力气，到了机场也没能登机。胡晓江请出版社赶印了《全集》样书，带着这套样书，她在胡先骕墓前合了一张影，把照片发回了北京。几天之后，84岁的胡德焜去世。待到2023年5月《胡先骕全集》发布时，胡先骕所有的子女都已逝去，无人看到父亲全集的出版。但分散在各地的胡先骕的孙辈和重孙辈却由此而重聚在一起。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历史已经完成了接续。

▲胡晓江与《胡先骕全集》合照。

胡晓江知道，还有大量的家庭没有完成自身历史的接续。在编辑《胡先骕全集》的这些年里，胡晓江接触到了大量祖父同代人的名字，其中不少都曾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她想方设法找到了很多人的后人，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现，自己曾经对胡先骕感到的陌生感，绝非特例。大量的家庭处在历史断裂带的一侧，对另一侧毫无所知。胡晓江对其中一些前辈人的了解，也已超出了他们自己的后代。胡晓江鼓励他人也去寻找。有人会说自己的爷爷奶奶“只是个小人物”，“没写过什么东西”，“不可能找到什么”，胡晓江会现身说法，甚至亲自动手帮他们找。在胡晓江眼中，每个家庭的历史都值得接续，每一个人的真相都值得找到。

被众人找到的胡先骕，正如他自己所认定的那样，早已获得了不朽。2022年，国家植物园建立。当年在大山深处存活下来的水杉，已经植遍全球。这株来自冰河世纪的植物，笔直向天，背负着穿越时间的力量。

▲2023年5月20日，北京，国家植物园北园，樱桃沟水杉丛中薄雾阵阵。图 /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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