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秋季，我军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大授衔，这次授衔的重要依据就是资历、职务和战功。按照这三个标准，一共产生了一千多名开国将帅。他们当中，不少人都主动让衔，比如徐立清和许光达等人。但也有一些人认为自己的军衔授低了，还因此闹了意见，比如钟伟，就因为对自己的军衔不满，称要把勋章挂到“狗尾巴上去”。

但老实说，钟伟的军衔并不低，52年定级的时候他是正军级，这个级别可授少将也可以授中将。钟伟红军时期主要从事政工工作，担任过宣传队队长、政治部青年科科长、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团政治处主任等职，到达陕北后才出任师政治部主任。由于长期担任政工职务，导致他红军时期的战功不是很明显。

解放战争时期他虽然在东北战场上表现十分出色，但部队南下后却在青树坪吃了一场不小的败仗，这也是四野南下作战期间唯一的一场败仗。红军时期的资历和战功都不突出，解放战争末期又因为轻敌吃了一场不小的败仗，这两点对他的授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最终他被授予了少将军衔。

除了钟伟之外，认为自己军衔授低了的还有王近山。王近山打仗一向以勇猛著称，是二野著名的悍将，不论资历、职务和战功，他确实有授上将的可能。但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两场败仗对他的授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一个是180师，第五次战役后撤阶段，由于多种原因，该师遭到重大损失，数千人被俘。

虽然180师失利的原因有多种，比如63军不打招呼就后撤，致使其右翼失去掩护；再比如师长郑其贵犹豫不决，指挥不力，部队突围的关键阶段竟然在驾德山开了数个小时的会议。除了这些原因之外，王近山绕过60军军长韦杰直接给郑其贵下达了一个并不恰当的撤退命令，也是180师受损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自己还因此做了深刻的检讨。

除了180师失利之外，还有一场败仗对王近山的授衔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就是白马山战役。当时负责进攻白马山的是有“万岁军”之称的38军，该军在和韩军交手时从未吃过败仗。不料就在战役将要发起的时候，一个名叫谷中蛟的文化教员突然叛变，为了邀功请赏，他将38军进攻白马山的计划透露给了韩军，韩军据此作出了针对性的部署。

谷中蛟叛变后，接替梁兴初出任38军军长的江拥辉向兵团代司令王近山建议改变原定的作战计划，提前发起进攻。结果遭到拒绝，王近山还对江拥辉说：“你拿这么大一把牛刀杀鸡，还哆嗦？”最终白马山战役按时发起，38军经过苦战不仅没能占领白马山还付出了6000多人的伤亡代价。180师受损和白马山战役失利，王近山都负有一定的责任。由于这两场败仗的影响，他的代司令始终没能转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授衔，最终他被授予中将军衔。

对自己军衔不满意的，除了钟伟和王近山之外，还有许世友。红军时期他担任过军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山东兵团司令，职务和战功都不低，因此许世友认为自己有授大将的资格。但八路军成立时他才是副旅长，后来调到山东担任胶东军区司令，这一资历不足以授大将。解放战争后期他还因为伤病缺席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等战役战斗，抗美援朝战争中也只扮演了一个打酱油的角色，因此授上将并不低。

还有一些朋友认为解方、段苏权和萧克的军衔授低了。解方虽然担任过志愿军的参谋长，但他没有红军时期的经历，也没有参加过长征。55年大授衔的时候，除了陈明仁等几个国军起义将领之外，没有红军时期经历的，军衔最高也就是少将，因此解方授少将并不低。

再看段苏权，虽然红军时期他担任过师政委，但当时黔东独立师的兵力很有限，只有几百人，还不及中央红军的一个团，而且该师也只存在了几个月的时间。因此虽然都是师政委，但段苏权这个师政委和红军主力师的政委是有很大区别的，这也是1952年要定级的一个重要原因。

黔东独立师失败后，段苏权因伤回了老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才重回部队，这段脱队经历也影响到了他的授衔。而且辽沈战役期间，他在攻打锦州机场和大意丢失小紫荆山阵地两件事情上都受了刘亚楼的批评，不久后职务被黄永胜取代。综合来看，他55年授少将并不低。

有人说大授衔时段苏权因为对自己的军衔不满，当场撕掉了肩章，这纯属胡说八道。如果真的在如此严肃的场合作出了这样出格举动的话，恐怕军衔都会被剥夺。段苏权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决不会作出当场怒撕肩章的举动。不管是他本人的回忆文章还是其他将帅的回忆文章，都没有撕肩章的记载。因此那些说段将军因对自己的军衔不满怒撕肩章的人纯粹是信口开河，不负责任，也是对段苏权将军的极大不尊重。

再说萧克，红军时期他担任过红二方面军的副总指挥，抗战时期担任过八路军120师的副师长，这个资历至少大将起步。但八路军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在战场上的表现却不尽人意。1939年萧克来到平西担任冀热察挺进军司令，肩负着开辟冀热察抗日根据地的重任，但他在平西三年，不仅没能打开局面，最后连部队的生存都生了问题，挺进军的番号也被撤销。

解放战争初期，萧克担任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在战场上的表现并不出彩，不久后职务被杨得志取代，他来到华北军政学校给叶剑英当副手。直到1949年5月才接替刘亚楼出任四野参谋长。1955年大授衔的时候，四大野战军的参谋长不是中将就是上将，因此综合来看，萧克授上将并不低。

大授衔时军衔授低了的其实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贺晋年，他是副兵团级，还是陕北红军出身，妥妥的上将资历，但因为受到了高岗的影响，最终被授予少将军衔。除了贺晋年之外，军衔授低了的还有谭友林。他13岁就加入了红军队伍，19岁担任红二军团第5师的政委，当时该师的师长是贺炳炎，大授衔时贺炳炎是上将。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谭友林担任新四军第4师12旅旅长，当时该师另外两名旅长分别是刘震和腾海清，55年大授衔的时候刘震是上将，滕海清是中将。解放战争期间，谭友林是四野39军副军长，当时该军的军长是刘震，政委是吴信泉，副政委是李雪三。55年大授衔的时候，刘震是上将，吴信泉和李雪三都是中将。

谭友林一生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立过许多战功，也多次在战场上负伤。大授衔时，他的职务是沈阳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不论资历、职务还是战功，他都可以授中将，但最终他仅被授予少将军衔，但却获得了三枚极为宝贵的一级勋章。得知这个授衔结果后，红二方面军出身的五位上将王震、萧克、李达、甘泗淇和贺炳炎联名给总政写信，要求授予谭友林中将军衔。

当时负责评衔工作的是罗荣桓，收到王震等人的信件后他十分重视，认为谭友林的军衔确实授低了。为此他亲自找到谭友林说：“友林同志，你的军衔授低了。凭资历、职务，与你同期的战友授的都是中将军衔。我向你承认错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细致。”谭友林对此却看得很开，他说：“跟这些战友比啥？和我同期参加革命的许多战友为革命早就牺牲了，我现在儿女满堂，还当了将军，知足了！”由于心态豁达，看得开，谭友林将军十分长寿，去世时享年9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