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0月，毛主席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
为了让他尽快熟悉情况，当地革命武装队伍的领导人袁文才，把山上的战友一一向毛主席做了介绍。
当介绍到一位18岁的姑娘时，毛主席大吃了一惊，他没想到在这么恶劣的战斗环境中，还有年轻的姑娘能吃得了这个苦。
袁文才立即解释：“她叫贺子珍，是永新第一任妇女部长”。
毛主席开玩笑道：“我还以为她是你的女儿，或者是哪位同志的家属呢！”
袁文才不由得语带赞赏：“别看她只有18岁，去年就加入了共产党，也算是我们这儿的老革命了！”
这是毛主席与贺子珍的第一次见面。
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在以后的十载岁月里，他们将会成为彼此最亲密的战友。
一、井冈山初遇1909年，贺子珍出生于江苏永新的一个私塾家庭，作为家中的大女儿，她从小就有胆有识。
16岁那年，在哥哥贺敏学的带领下，贺子珍成了永新县第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上了井冈山之后，她又成了井冈山第一位女党员。
当时的贺子珍年轻、漂亮，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像盛满了秋水一样，所以，大家送了她一个外号——“永新一枝花”。
与贺子珍的明媚照人不同，毛、贺二人第一次见面时，毛主席是非常狼狈的。
据贺子珍后来回忆，当时毛主席穿了一身破旧的灰色中山装，脖子里绑着一根红色的识别带，他个头虽然很高，但神色疲惫、颧骨突出、身材瘦削，由于长途行军时磨破了脚，又化了脓，所以，走路不便，还拄了根拐杖。
即便如此，他的眼睛里依然充满了坚毅和睿智，看着就让人莫名心安。
在日后的越来越多的工作接触中，他们给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一天，贺子珍正和毛主席、朱德等几位同志开会，突然敌人来了，贺子珍二话没说，拿起两把手枪，跨上一匹没有马鞍的马，就冲了出去。
接着朝东西各放了一枪，敌人听到枪声，连忙调转方向追了出去，贺子珍转了一圈把敌人甩开后，自己又若无其事骑着马回来了。
从此之后，毛主席对这位“双枪女将”开始另眼相看。
而贺子珍在与毛主席的相处过程中，也慢慢发现了他的许多过人之处。
1928年，两人在永新塘边村打土豪分田地时，又遇到了一股武装敌人，他们疯狂叫嚣：“要活捉毛泽东，到蒋介石那里领赏。”
贺子珍非常紧张，因为此时毛主席身边的警卫和连队都下到各村做群众工作去了，敌众我寡，这可如何是好？
只见险境中的毛主席没有一丝慌乱，反而淡定的抽着烟，开始指挥群众有序撤离。
敌人进村后没有找到一个人，心里已明白八九分：
这是提前做了准备了，说不定还有埋伏，还是赶紧退走吧。
贺子珍被毛主席处事不惊、沉着冷静的革命领袖气质所打动，两颗互生爱慕的心，就这样走到了一起。
1928年5月，35岁的毛主席和19岁的贺子珍正式结为连理。
二、十年婚姻从1928年到1937年，从井冈山到陕北延安，贺子珍与毛主席度过了艰苦又幸福的十年战斗时光。
婚后，贺子珍担任起了毛主席的秘书工作，她不仅在生活上细心照料毛主席，在工作上，也竭尽所能地减轻他的负担。
为了给毛主席补充营养，贺子珍不顾冰冷的河水，亲自跳到河里捕鱼抓虾；
毛主席爱吃辣椒，贺子珍就千方百计从老乡手里买来辣椒，给他做着吃；
毛主席时常便秘，贺子珍就步行40多里路，向医生借大便通气管；
毛主席爱读报，贺子珍就想尽办法收罗报纸，遇到有价值的材料，贺子珍还会提前标记、收集起来，以供毛主席参考，而用掉的旧报纸，贺子珍就留着给毛主席卷烟……
在此期间，敌人的轰炸机从没消停过。
1935年4月23日，贺子珍所在的连队遭到了敌机轰炸，为了掩护一位受伤的老红军，贺子珍的头部、背部、四肢不幸被弹片击中，她瞬间鲜血直流、昏迷不醒。
医护人员虽然全力救治，但在长征途中，医疗条件实在有限，医生也只能简单处理一下伤口，把嵌入她皮肤表皮的一小部分弹片夹出来，然后敷上白药，把伤口给包扎起来。
就这样，这17片弹片中的绝大部分就一直留在了贺子珍体内，为她以后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病痛折磨。
在经过几天的抢救后，贺子珍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
看到她的伤口还是不断的往外渗血，连队领导就建议把贺子珍留在当地老乡家里养伤。
匆匆赶来的毛主席知道了这个消息，立马拒绝了连队领导的建议，他斩钉截铁地说：
“不能把子珍留在老乡家里，一是无医无药，没法救治，二是安全没有保证，就是要死也要把她抬着走！”
后来，贺子珍回忆这件事说：
“是毛主席救了我的命。我当时昏迷着，不知道连里曾决定把我留下，放到老乡的家……如果那时毛主席同意了，我就没命了。我的伤势很重，农村又没有医疗条件，不要说碰到敌人了，就是光躺着也会死的。”
像这样九死一生的情形，不仅发生在毛主席和贺子珍身上，也发生在他们的子女身上。
贺子珍先后十次怀孕，在艰苦的条件下，只生下来六个孩子。
但最后留在他们身边的，只有一个叫娇娇的女儿。
其他的不是早夭，就是生下后寄养在老乡家里，找不到了。
这对一个母亲来说，是多么的残忍啊！
红军到达陕北后，革命形势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矛盾，也在这对患难夫妻中渐渐产生了。
关于两人的性格，毛主席曾形象地打过一个比方：“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钢铁相撞，响个叮当。”
红军到达陕北后，许多知识青年纷纷涌进革命圣地延安。
他们带来了更新的知识，更时髦的生活方式，毛主席整天忙于与他们交谈，无意间冷落了妻子贺子珍。
这位从不服输的女战士，怎么甘心落后呢！
她要去学习新的知识，她要取出身上这些日日夜夜折磨人的弹片！
贺子珍下定决心，准备离开延安到上海去。
面对妻子的决绝，毛主席极力挽留，但这个外柔内刚、不惧任何险阻的“女司令”，怎么会轻易改变主意呢？
就这样，贺子珍收拾行装，只身到了西安，她准备从这里转赴上海，并让人给毛主席带回了一块手帕，上面写了四个字：“从此诀别。”
然而，计划赶不上变化，此时的上海已经沦陷了。
毛主席又再次发来电报，请求贺子珍回到延安，但贺子珍不为所动，她想着既然出来了，就得完成目标才回去，上海既然去不成，那就去苏联吧！
1938年春，贺子珍转道兰州、迪化，最终到达了苏联。
但事情的进展并不如她想象中那么顺利，甚至可以说，事与愿违。
先是苏联医生告诉她，由于时间太久，她身上的弹片已经被肌肉、头骨、肺叶包裹，不可能再取出来了，只能长期忍受这种折磨。
而后，贺子珍在苏联生下的最后一个儿子廖瓦，仅仅十个月大，也因感染肺炎不治身亡。
再后来，国内传来消息：毛主席再婚了。
更令人心痛的是，由于沟通不畅，贺子珍与苏联方面产生摩擦，竟被当做精神病关押了起来！
这一件件不幸的事情，击垮了这个曾经无所畏惧的女战士。
贺子珍曾经在给毛主席写信时说，“在苏联的生活比长征还苦啊！”
直到1947年8月，贺子珍才在王稼祥夫妇等人的帮助下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
三、久别重逢回到祖国后，贺子珍先是留在哈尔滨总工会工作，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又被调去了上海，与哥哥贺敏学、嫂子李立英生活在一起。
1950年2月的一天，毛主席在视察哈尔滨时，突然问秘书叶子龙：“贺子珍在哈尔滨吗？她现在做什么工作？”
叶子龙想了一会，回答说：“她现在已经去上海休养了，目前没有工作。”
一听这话，毛主席罕见发了脾气：“为什么不给她安排工作？难道她的革命资历还不够吗？！”
事后，毛主席还专门联系了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提出贺子珍的生活费用从他的稿费里出，并建议给她安排个工作。
在了解了贺子珍当时的身体状况后，陈毅给主席回电说，贺子珍是老革命，而且从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本该由组织安排工作，可她当时的身体状况不允许，让她暂在上海休养，是最好的选择。
毛主席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这才放下心来。
之后，贺子珍不愿让毛主席的处境为难，始终通过女儿李敏，保持着与毛主席不远不近的联系。
在他们的交往信件中，贺子珍提到最多的，就是“请你注意身体”。
虽然她久病缠身，但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毛主席的健康状况，每逢寒暑假结束，她都会让女儿带去一些毛主席爱吃的新鲜蔬菜、瓜果等。
而毛主席也会不时的捎些东西来。
有一次贺子珍因为反复听毛主席的讲话，把收音机烧坏了，毛主席知道这件事后，专门又送给她一台最好的熊猫牌收音机。
毛主席曾不无感伤的对女儿李敏说：
“我知道，你妈妈生病都是为了我，都是因我而起，只有我才能治好她的病。可我有什么办法呢？李讷已经18岁了……”
1959年7月9日，贺子珍正在南昌闲居，忽然，她接到一个通知，请她立即上庐山。
贺子珍以为是组织派她去休养，便没有想太多，直接登上来车就走了。
谁知，到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贺子珍竟在庐山“美庐”别墅的一间屋子里，见到了魂牵梦绕的毛主席！
多年的情绪一下涌上心头，贺子珍顿时泪如满面，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毛主席见状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光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了。”
紧接着，毛主席又问道：“你这几年生活得怎样？身体都好了吗？”
贺子珍的情绪逐渐稳定下来，她哽咽着说：“我好多了，可看着你的身体大不如前了。”
毛主席叹一口气，又问起了贺子珍当年在苏联的情况：“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
闻言，贺子珍又哭了起来，她回答说：“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
他们在一起谈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毛主席站起来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
谁知，事情出现了变化，这次见面，竟是他们分别22年后的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大喜忽然变成大悲，贺子珍经受不住感情上的这种落差，一下子又病倒了。
但她对毛主席的思念和关心从未停止。
有时候，贺子珍会主动向哥哥嫂嫂倾诉对毛主席的思念，说着说着她就会流下泪来。
多年后，李立英回忆贺子珍难过时的模样：“她只是流眼泪，但不是嚎啕那种。”
四、相继离世1976年9月，毛主席走完了他这辉煌的一生。
临终前，他用拇指和食指比划了一个圆圈，在场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直到后来李敏才忽地想起来，爸爸这是不是不放心妈妈呢？
因为贺子珍的小名就叫“桂圆”……
得知消息后，贺子珍强忍住内心巨大的悲痛，没有在孩子们面前哭出来，只喃喃地说：“不是一直好好的吗，怎么突然就走了呢？”
这些年的风风雨雨，早已磨炼了她的心性，关于毛主席的一切，早就深深地刻在她的心里了。
此时的她，比任何时候都要坚强。
直到3年后，贺子珍才终于如愿来到北京，参观毛主席纪念堂。
看着毛主席的雕像和在水晶棺中的遗体，年已70岁的贺子珍终于没能忍住，痛哭失声，在送给毛主席的花圈上，她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在北京待了近一年后，贺子珍因身体原因仍返回上海静养。
1984年4月15日，孔令华突然接到一通电话：“贺子珍同志病重，请李敏全家马上到上海去。”
孔令华赶紧收拾行李，一家人匆匆忙忙从北京赶到了上海。
当时贺子珍高烧不退，再加上肝炎、糖尿病、肝功能衰竭等多种病症的困扰，病势越来越重，一度昏迷不醒。
18日早上，贺子珍突然清醒，看着守在身边的亲人，她还开玩笑说：“你们是不是怕我不行了，所以都来了。”
就在大家以为她的病渐趋好转时，当天晚上，贺子珍却再度高烧，陷入了昏迷。
19日下午，贺子珍永远离开了人世，结束了她艰难曲折的一生。
五、身后事争议作为一位走过了75年风雨人生的传奇女性，贺子珍一生扮演着不同的身份和角色。
她是井冈山上第一位女红军，为早期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
她是毛主席的第二任妻子，与毛主席有长达10年的夫妻情分，陪伴毛主席度过了人生中的许多困难时期。
她是全国政协委员，却因种种历史原因“遗失”了档案资料……
这种种身份，都让上海市委对贺子珍的身后事无所适从。
临终前，贺子珍曾对哥哥贺敏学说：
“我这辈子没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这是第一回，也是最后一回，我死后能不能去北京？骨灰盒能不能放在北京的什么地方？”
贺敏学知道，妹妹这是放不下毛主席，想离主席近一点。
所以，在上海市委提议将贺子珍的骨灰放在上海时，贺敏学当即提出了不同意见：
贺子珍在上海的时间是不短，但基本上没工作过，不是上海干部，是中央管的干部，你们这里也没有她的档案，主席本人(遗体)在北京，女儿女婿也在北京，把她的骨灰放北京，让她靠近主席，女儿女婿平常也方便去看，至于是不是放八宝山，放哪一室，由中央决定。
上海市委不敢擅自决定，只能将此事上报，最后邓小平一锤定音，做出了两项重要指示：
“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八宝山一室。”
八宝山一室是专门保存中央领导骨灰的地方，邓小平这两句话既对贺子珍的骨灰作出了安排，也敲定了贺子珍葬礼的规格。
贺子珍的临终心愿终于得以实现！
4月25日，全国各地的报纸争先报道了贺子珍逝世的消息，对这位老革命给与了高度评价：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长征过来的老干部贺子珍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逝世……
贺子珍同志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
当医务人员清理贺子珍的遗物时，发现她的遗物仅有两只旧皮箱。
其中一只皮箱里有一个“三等甲级”的革命军人残废证，这是1951年政府发的。
按照规定，她每年可以领取330元救助金，直到1984年，一共11220元。
但取款项签名栏没有一个字，这说明，贺子珍对这34年的救助金，分文未取！
她，用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她，无愧于毛主席的伟大战友！
另一只皮箱里，装着一条红色的旧毛毯，贺敏学认出这条毛毯，竟是贺子珍与毛主席结婚时用过的！
没想到，贺子珍竟当宝贝一样珍藏了半个多世纪！
无独有偶，毛主席也珍藏了一件类似的”宝贝“！
贺子珍逝世20年后，她的外孙女孔东梅想起，毛主席的卫士李银桥曾提到过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他整理主席的衣服时，发现了一件磨得破破烂烂的灰军装。
李银桥看到这件衣服实在没法补了，就想把它给扔掉。
谁知，主席竟小心翼翼的接过衣服，放在腿上边抚摸边不舍地说：
“这件衣服跟着我参加过洛川会议啊！”
而洛川会议召开时，正是贺子珍离开毛主席前往苏联时。
毛主席一生情绪内敛，他大概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这位曾与他患难与共的老战友吧！
谁会记得我
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