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蒋介石被汪精卫、李宗仁等派系赶下台，宣布下野。短短三个月后，他却强势复出，数月时间便将军、政、党大权握于手中。

除凭借帝国主义（日本、美国）和江浙资产阶级的支持外，他还离不开国民党元老谭延闿的帮助。

在谭延闿帮助下，他不仅顺利迎娶宋美龄，薄弱的军权也得到了加强，有了第二军、第十三军两支主力军加持。

迎娶宋美龄代表有了财力，再加上两支主力军加持，直接增加了他夺取最高权力的可能。

于蒋介石登上权利巅峰来说，谭延闿确实助力良多。而蒋介石能娶到宋美龄、拥有国民党党中央最高权利，可不仅仅是谭延闿帮的，还是“让的”。

之所以如此说，那就得从谭延闿和孙中山的渊源说起。

1920年11月，谭延闿被湘军将领联合赶下台，被迫离开湖南，赋闲上海。这位盘踞湖南多年的领袖人物，第一次深感人生失意。

自年少参加科举中会元、赐进士出身后，他一路平步青云，从妾室之子逆袭成为独霸一方的封疆大吏，其后三度被赶下台，两次重新掌权，沉沉浮浮多年，没成想最后还是落了一场空，这不免让他感到失望。

赋闲上海后，谭延闿与一众国民党员多有接触，他早年曾参加过国民党，之后因权力倾轧又主动退党，此次再度接触，反倒别有一番感受。

几经接触，他再度加入国民党，并主动拜见孙中山。两人过去多有分歧，再见面又摒弃前嫌、携手并进。对中山先生的政治主张、伟大人格有更深理解后，谭延闿曾不止一次公开评价孙中山。

“革命领袖非孙公莫属。”

从这时起，两人因个人人格、政治纠葛等各方面影响，成为了并肩作战的“同志”。当时蒋介石任大本营参谋长，与谭延闿多有公事接触，实际这并非两人第一次见面，早在1916年有数面之缘，时隔七年携手合作。

正是因谭延闿、蒋介石相互合作，才让广东大本营更加稳固，两人形同孙中山之左右手，备受倚重。

许是如此，孙中山有意将宋美龄介绍给成名更早的谭延闿。这桩婚事若成，谭延闿等同身后多了宋氏家族的支持，将来大有所为，谁能想到谭延闿以“恕不能违背亡妻遗言”为由拒绝了孙中山！

原来作为妾室之子，因母亲悲惨遭遇，他自小就对三妻四妾的封建陋习格外不满，暗中发誓绝不纳妾。

之后娶妻生子，始终坚持，原以为能与妻子白头偕老，怎料妻子英年早逝，留下一子三女，妻子临终前最放心不过的便是孩子，因此希望他不再续弦，安心抚养一子三女长大成才。妻子遗言、母亲悲惨遭遇，让谭延闿下定决心不再续弦，由此当孙中山提出此事后，他立马回绝。

可以预见的是，若是他没有回绝，有中山先生说媒，最终极有可能抱得美人归，此时他之心思俱在政治上。

1924年6月，黄埔军校正式成立。

军校成立之前，就“校长”一职多有争论，彼时人选有程潜、谭延闿等人，副校长则拟定为蒋介石、李济深。

对这一安排，蒋介石很是不满。于孙中山来说，校长一职理应由资历高、忠于革命的人来当，谭延闿、程潜倒是合适人选。尤其是谭延闿，资历高的同时还有办教育的经验，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然而蒋介石听说校长一职怎么也落不到他头上，干脆负气离职旅居上海。他并非撂挑子不干，而是借此“逼宫”，毕竟广州尚有张静江（国民党元老）从中斡旋，这确实让孙中山有所动摇。随着黄埔军校成立在即，谭延闿知趣退出，不掺和这场政治交锋。

谭延闿退出，再加上张静江、廖仲恺、胡汉民暗中协助，孙中山只能以“事紧急，盼速来”六字电报，让蒋介石南下广州。

看似头角尚未峥嵘的蒋介石，已然对孙中山具有一定影响力，才让中山先生如此迫切，最终不得不妥协，委任蒋介石为军校校长。

本就在国民党政坛羽翼渐丰的蒋介石，如今凭着军校校长一职，亦能在军中扶持嫡系，从而掌控军权。

手握重权的他，在权力上的野心进一步膨胀。此时国民党内部隐隐划分为以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以及谭延闿为主的几大派系。好在有孙中山先生在上面压着，彼此争斗尚且保持克制。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

骤然失去领袖之后，国民党各派之间明面化，斗的最厉害的当属汪精卫和胡汉民，蒋介石、谭延闿伺机而动。

其后廖仲恺遇刺身亡，胡汉民被汪精卫、蒋介石联手赶下台后，戏台上就只剩下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

谭延闿依旧作壁上观，充当和事佬，坐收渔翁。不久发生“中山舰事件”，势力平衡隐隐被打破。

蒋介石借此打击了国民党左派和汪精卫，加强了在政治、军事上的地位，这让汪精卫大为光火，意欲动用武力讨伐蒋介石。充当和事佬的谭延闿见风使舵，从支持汪精卫讨伐，进而又因蒋介石答应推举其为国民党主席后，站在了蒋介石这边。

被孤立的汪精卫孤掌难鸣，只能负气离职出国。随着胡汉民、汪精卫相继出国，蒋介石、谭延闿成了这场争斗的胜利者，而且谭延闿也顺利当上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就在此时，国民政府因迁都一事产生争议。

北伐战争进展迅猛，长江流域基本平定，广州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以稳固统治，蒋介石则主张迁都南昌。

双方争执不下，只能由谭延闿居中调和。在中山舰事件中，他从最初主张武力讨蒋到决定居中调停，再到最后妥协倒向蒋介石，实际已经表明他不想和蒋介石正面交锋以致决裂。从其经历来看，也符合他圆滑处世的态度。

不过由于国民党大多要员坚持迁都武汉，再加上汪精卫卷土重来，谭延闿最终未能从中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只能同意迁都武汉。

迁都武汉后，汪精卫等人试图限制蒋介石权利。被惹怒的蒋介石干脆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对立。

武汉、南京国民政府对立，让谭延闿左右为难。

然而当武汉国民政府与中共合作日益加深，反倒让他更偏向于蒋介石。只因官宦世家出身的他，对家族利益、个人利益看的很重，在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期间，谭家受损较大，这让他很是不满。

为表达内心的不满，谭延闿每逢会上讨论讨蒋有关事宜，俱都充耳不闻。从此时起，欲要渔翁得利的他，渐渐转向蒋介石这一边。

1927年8月，宁汉合流。

在汪精卫、李宗仁等人的逼迫下，蒋介石被迫下野，然而蒋介石下野缓解各方的矛盾，此时谭延闿主张“迎回”蒋介石。

为帮蒋介石复出，他可没少出力，除在国民政府四处游说、来回斡旋之外，他做的最具分量的一件事，就是撮合了蒋宋联姻。

从蒋介石被逼下野来看，他在国民党根基依旧不稳，虽在政治、军事上有一定能量，依旧会受汪精卫、李宗仁联手掣肘。若想要稳坐领袖那个位置，手中不仅要有权、有兵，还得有钱、有势。

所以蒋介石下野后，就疯狂追求宋美龄。毕竟宋美霖背后有一个足以撼动整个民国的宋氏家族，其姐夫孔祥熙是孔氏后人，弟弟宋子文是大银行家，姐姐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遗孀，一旦这桩婚事成了，他将拥有前所未有的助力。

蒋介石穷追猛打下，宋美龄逐步沦陷。然而当宋家知晓这件事后，除大姐宋霭龄支持外，宋子文等人一律反对。

来自家庭的阻力，使这桩感情前途未卜。

一次谭延闿到宋家拜访，巧遇正为此事黯然神伤的宋美龄，一番交谈后当即自告奋勇充当为其疏通。

然而事情进展并不顺利，几次与宋子文交流都未见成效。于宋家人来说，蒋介石从年龄、资历、性格等各个方面，都算不上宋美龄的良配，更何况蒋介石尚有婚约在身，让宋美龄嫁给这样一个人，实在有些委屈。

由此来充当说客的谭延闿，还被宋子文讨厌。眼见疏通不成，还惹恼了宋家第二代“掌门人”，谭延闿很是委屈。

若是这桩婚姻不成，就真成了两头不讨好。无奈之下，他只能再次硬着头皮多次登门，总算说通宋子文。1927年12月，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蔡元培充当证婚人，而谭延闿则是两人的“红娘”。

有了宋氏家族作背书，再加上游说日本政府得到支持，蒋介石的实力瞬间赶超汪精卫、李宗仁等人。

仅仅下野五个月，他就重回国民政府。

眼见蒋介石重回国民政府，汪精卫、李宗仁等人立即停止“内斗”，一致对外。可当双方再度交手后，才发现蒋介石早已今非昔比。

此时蒋介石手中有权、有钱，有军队，还有谭延闿的支持，任凭汪精卫等人联手也不是他的对手。

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几乎就成了蒋介石的一言堂，汪精卫等人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牢牢掌控中央机关。

至于谭延闿，总算将“代”字去掉，成了南京国民政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权利变大，相反权利正被蒋介石步步蚕食。

关于蒋介石的为人，李宗仁有这样一句评价。

“共患难难，同富贵更难。”

蒋介石为人自大、盲目，又极度刚愎自负，他身上有太多的上位者的特征，因此容不下能与之平起平坐的人。

无论是反对他的汪精卫、李宗仁，亦或支持他的谭延闿，他绝不允许这些人再拥有掀桌子的实力。

故而从蒋介石复出之后，就开始削减李宗仁、汪精卫等人的权利，其中也包括谭延闿。谭延闿作为一位有着十余年从政经验的政客，如何不知蒋介石心中所想。因此当上国民政府主席后，他就秉持一个原则：安分守己，尽职尽责。

坚守这一原则的谭延闿，为蒋介石北伐期间助力良多。与此同时，两人在“反共”一事意见格外一致。

有他坐镇后方，南京国民政府并未出太大的乱子。

1928年8月，北伐基本圆满完成，待蒋介石回到南京城后，谭延闿识趣主动辞去主席一职，蒋介石接任，真正掌控军、政、党大权于一身。

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彻底成了蒋介石的一言堂，反对声音几近于无，担任行政院长一职的谭延闿采取左右逢源的方式，上不得罪蒋介石，下不与其他官员交恶，对政治渐渐了无兴趣，迷上了“吃东西”。

谭延闿父亲本就是个吃家，他自小耳濡目染，也就喜欢上了吃。过去因忙于政治、军事争权夺利，机会寥寥，如今好不容易得了空闲，自然在上面费尽心思。不过于谭延闿来说，除了寄情于物之外，其余抱负又不能实现。

吃美食、品美食、研究美食，也就成了他余生最大的乐趣。这一吃，吃出了个“民国第一吃家”的名声，吃走了蒋介石的猜忌，也吃来了一身疾病。

医生曾多次劝他，切忌大鱼大肉，多吃蔬菜，可对政治失意的谭延闿而言，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已成了排忧解难的“药方”，故而他将医生辞了。辞去医生没多久，他就因突发脑溢血一病不起。

临终前，谭延闿将女儿嘱托给蒋氏夫妇，让其为之找门好亲事，蒋介石连连答应，并在他死后下令国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