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为管理大批被俘国军将领，分别在多地设立了战犯管理所，其中尤以功德林最出名。

“功德林这地方，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得来。”

由于功德林关押的基本都是国民党响当当的人物，如黄维、杜聿明、宋希濂等，许是如此，反而有人给功德林战犯“排资论辈”。

论名声、地位、影响，被关押在功德林的8位黄埔一期生，必然能排在前列。这八人分别是曾扩情、范汉杰、宋希濂、邓子超、李仙洲、黄维、杜聿明、周振强，堪称“黄埔系”骨干。

这几人或多或少都在国民政府扮演过重要角色、立下过不少功劳，是典型的“顽固分子”。即便如此，新中国对他们依旧以“思想改造”为主，最后这八人有七人被特赦，唯独邓子超被处决。

鉴于黄埔一期生的身份，加上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以致不少人对唯一被处决的这位黄埔一期生十分好奇，他为何会成为特例？另外七人又是何时被特赦？

若论起来，唯一被处决的邓子超绝不是八人中官职最高、作恶最多的人，他唯一“拿得出手”的也只有庐山保卫战。

在关于邓子超的诸多记载中，谈及最多的也是庐山保卫战。

作为国民政府抗战史上少有的壮举，这场保卫战确实创造了孤军抗战的奇迹。彼时庐山周遭相继沦陷，庐山上只剩下两个团。

孤岛、孤军，战士们斗志却格外旺盛，而邓子超作为保安第三团团长，也抱着必死之决心，与庐山共存亡。

“卫我庐山，伫看日没。”

气壮山河兮，何惧生死？将领如此，壮士相随。两个团在庐山修筑工事，严阵以待。日军连攻数日，俱都被不惧生死的国军挡了下来。捷报传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相继报道，声援庐山将士。

经此一战，邓子超名传华夏。

庐山保卫战之后，他凭战功得以升迁。让人意外的是，这位黄埔一期生直到1947年11月才被授少将衔。

与之同时期的宋希濂、杜聿明等人，少说也是中将，为政一方。他之所以有如此际遇，或与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蒋介石“清党”中脱离共产党有关。

在解放战争中，邓子超并未指挥过大型战役，也没有被委以重任，唯有“候补国大代表”这一身份，稍有存在感。

存在感不强、地位不高，这类人照理对蒋介石也不存在“忠心”二字。事实上在解放战争接近尾声时，他就带着家眷徙居赣州，脱离了国民党军政界。从这一选择不难看出，他是知晓国民党必败的局面，提前作了选择。

不过这既不算起义、也不算投诚，属典型的“见风使舵”，毕竟邓子超也算是国民党高级官员，自然逃不了人民的审判。

1950年，邓子超被逮捕入狱，关进了功德林。

当在功德林看到杜聿明、宋希濂、黄维等人，他没有他乡遇故知的感怀，唯有“遭针对”的不平衡。

他既没有指挥过大型战役，又一直给别人当下手，在国民党地位本就尴尬，徙居赣州本以为能躲清闲，又被抓到功德林和这群人关在一起。

恐惧、不安、愧疚，负面情绪促使其开始走极端。不听管教、不接受思想改造，大有“死前一搏”的势头。

说来也是，邓子超与杜聿明等人不同，他曾经加入过共产党，之后又主动退出，转身就将矛头对准中国共产党，是最令人憎恨的“叛徒”。

特殊的身份，必然会想更多，他担心会遭到秋后算账，新账旧账一起算，那他还能走出功德林吗？没人清楚。在面对可能存在的死亡威胁，他做法愈发极端。从最初的反抗管教、拒绝接受思想改造，到撺掇其他人逃狱。

事情越闹越大，功德林管教人员起初以思想教育为主，希望邓子超能正视自己的历史问题，积极接受改造。

即便管教人员一再宣扬优待俘虏、坦白从宽的宽大的政策，邓子超始终油盐不进，这事也闹到了中央。

不接受改造、有反抗情绪，中央领导能理解、也宽容，如长时间不愿接受改造的黄维，始终采取思想感化的方式，并未采取强制手段。

可邓子超做的实在过火，甚至企图越狱，这是不被容忍的。

1951年元月，中央下达了枪决邓子超的命令。

从1950年被捕到1951年元月下达枪决命令，曾给了他无数次机会，只要有一次抓住，也不至于落到这般田地。

咎由自取、自取灭亡，由此他成了关在功德林中的8位黄埔一期生中唯一一位被枪决的国军将领。

邓子超被枪决一事，对功德林接受思想改造的国军将领触动很大。除部分依旧冥顽不宁，逃避改造之外，多数人思想已发生改变。

此时功德林悄然划分为了“派系”：顽固不化派、积极接受改造派、随波逐流派，可不管哪一种，只要不做出越狱逃跑、引发暴乱这些事，功德林管教人员都煞费苦心，势要将这群人改造过来。

如刚开始关进来的黄维，虽“顽固不化”，政府依旧没有放弃，还请了专人为他治疗结核病。组织会诊、购买昂贵抗生素、每日提供一斤牛奶、三两猪肉、两个鸡蛋，在国家最困难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一样。

不止是他，政府对其他人一视同仁，好吃好喝、耐心教育，后来黄维、宋希濂等人提起这些事都格外感激政府。

不过在建国初期尚未就被俘国民将领如何处置形成一套成文的规定，以致不少被俘国军将领依旧存有抵触情绪，认为这是中共的手段，目的是为了让他们交待问题。到1954年，情况发生了些许变化。

这一年制定的《宪法》中，为战犯的赦免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据。

次年毛主席在国务会议上提到“特赦”一事，这是政府第一次就“大赦”问题在国务会议上正式提出。

彼时参会者除中央领导之外，还有不少党外人士。从这次大会后，关于大赦、特赦被提及的次数越来越多，甚至在1956年1月31日的一份批示中提出了“政协后可以放十几个战犯看看”的意见。

直到此时，关于战犯问题被明面化、公开化，引起了广泛讨论。对于外界的变化，被关在功德林的战犯也多有耳闻。历经好几年改造，这群曾挥斥方遒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仿佛看到了自由的曙光。

外界的讨论仍旧在继续，主要围绕在释放战犯的决策。彼时在押的国民党战犯有近千人，释放战犯的方式尤关紧要，讨论也形成了两个方向。

1、部分释放，部分判刑。

2、全部释放。

鉴于毛主席对在押战犯提出了“一个不杀”的原则，多数人更倾向于第二种方案，因此讨论主要集中在“释放方式”这个问题上。

部分人认为要放就全放，周总理等一部分人认为可以逐步释放，在整合双方意见后，最终决定逐步释放。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决策，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因“台湾问题”。自从新中国提出“和平解放台湾”这一设想后，中央领导就在思考如何影响台湾，促使台湾与大陆进行和谈，而“释放战犯”就是一个契机。

达成统一意见后，何时实施、如何实施“逐步释放”也成了个问题。放早了，人民不愿意；放完了，效果大打折扣。

1957年1月，“释放战犯”被正式推动。为确保释放第一批战犯取得显著效果，有关部门在释放名单上下足了心思。

在确定名单之前，各大关押战犯的管理所都进行了长时间思想改造，并安排了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探望。

系列动作，推动了战犯们思想有了更大转变。如杜聿明、曾扩情、周振强、廖耀湘等，这批人先后给中央写了数封感恩信，言辞恳亲、态度诚恳，纷纷表示愿意为祖国一统事业贡献一份力。

收到来信后，中共中央已然决定释放一批战犯，并将时间定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这个特殊时间。

消息传来，功德林人心攒动。虽然多数人已经认罪改过，心里总归向往自由，希望走出去看看。

12月4日，首批特设战犯名单当众宣布（特赦大会）。

当念到杜聿明、曾扩情、周振强、宋希濂四人名字时，一旁的黄维、范汉杰、李仙洲露出了羡慕之情。

同是黄埔一期生，同在功德林改造，这四人出现在第一批特赦名单上，而他们被特赦遥遥无期，有人心生绝望、有人满心期许。

不管黄维等三人如何想，被特赦的杜聿明四人在特赦大会后又被周总理会见，在总理的一番陈述下，他们再一次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于他们思想震动很大。心中仅存的那点异样情绪烟消云散，只希望能为祖国一统尽一份力、为新中国建设尽一份力。

随着第一批特赦顺利进行，第二批、第三批有序延展。在功德林表现良好的范汉杰、李仙洲的名字也出现在第二批特赦名单。

当范汉杰、李仙洲走出功德林，这里关押的黄埔一期生就只剩下黄维。

不得不说，黄维在这群人中尤显得“顽固不化”。进功德林之初，他依旧端着一副将军的架子，也不配合管教人员。好在他不似邓子超那般搞越狱、挑动暴乱那一套，因此政府对他也格外宽容。哪怕他不讲话、不表态，政府照旧给他安排医生、送补给。

结果黄维认为这是共产党的“诡计”，心里依旧很抵触。鉴于他在功德林改造不够、思想不到位，本有机会出现在第一批、二批、三批特赦名单上的他，特赦时间一拖再拖。更让人没想到的是，他在监狱里还搞起了“永动机”。

虽然科学早已证明永动机不存在，可黄维不甘心，他一边想证明永动机存在，一边又不愿接受思想改造，便全身心投入到永动机研发上。

这一行为让他逃过了不少思想教育，也让其在功德林一直待到了1975年。当时毛主席等人商议，决定将在押的战犯全部释放，予以公民权，黄维自然也在名单之上。然而就在特赦前一个月，他突发心绞痛，在医院全力救助下才捡回一条命。

1975年，黄维被特赦。

在功德林待了二十余年的他，终于全面恢复自由，可以去台湾、香港，也可以留在北京，他最终选择留在北京。

几十年风风雨雨，当初“顽固不化”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在中共默默地感化下，已然心向大陆、心向祖国。当时台湾方面为说服黄维到香港、美国等地生活，给出了丰厚条件，他都没有接受。

“共产党对我有恩！”

只此一句，表明了他的立场。和曾经早早释放出来的多数国军将领一样，他最大的心愿就是为两岸和平统一做点事。在黄维给老同学写的信中，曾多次提及“祖国一统”，他也曾多次到香港尝试和台湾建立联系。遗憾的是，在他即将奔赴台湾为两岸关系做些事的前夕，因心脏病发作不幸离世。

从黄维、杜聿明、曾扩情等人的遭遇来看，在功德林思想改造后，“祖国一统”已然大过了党见之争，于国家面前，个人得失、荣誉显得微不足道，这也是他们在被特赦后甘愿为两岸事业来回奔走的主要原因。

同时也从侧面反应了新中国对待这群被俘将领始终心存善意，除迫不得已之下，依旧希望能通过感化的方式，让他们为国家一统做些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