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7月25日凌晨，一批国民党特务、上海公共租界巡捕夜闯一住户家，并将住户家男主人逮捕入狱。

男子先是被关在汇山捕房，之后又被引渡至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可不管关在何处，却无一人敢对男子用刑。更甚于蒋介石派人连打数个电话，言辞虽然激烈，话里话外却是希望男子服软投降。

“死可以，变节不行！”

谁知男子不惧死亡，一副铮铮铁骨，连租界探长、一些看守的国民党人士都不免动容，夸其为“铁人”。此等“铁人”正是与李大钊齐名，名传华南大地的杨匏安。

“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和南陈。”

在中共党史上，素来有北李南陈的说法，北李即李大钊，南陈即陈独秀，二人携手相约建党，历来被传为佳话。

不过在中共党史上，除北李南陈还有一种说法——北李南杨，其中南杨指杨匏安。若算起来，杨匏安的确是华南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比1920年到上海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还要早一些。

杨匏安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可追溯到1915年在日本留学期间，当时他接触到了许多西方思想，并系统看了日译版马克思主义。

留学回国后，他并未第一时间投身革命，而以“家庭”为重。结婚、生子，日子过得极为“悠闲”。

不过他并非对时政不闻不问，相反会因国事暗淡、政坛昏暗而感到心情沉重、忧郁。从其早年文学作品不难看出，此时他像极了“迷路的孩子”，找不到革命的出路，生出了消极遁世的想法。

短暂消沉之后，实在看不得百姓受苦、祖国沉沦的杨匏安，决定为老百姓谋一条出路。恰在此时，“五四”运动爆发。

新文化运动像一束光，照亮了他的世界，让其找到了那条路——共产主义。早年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的他，重拾起来时倍感亲切。彼时被报社聘为编辑的他，开始在报纸上发表一篇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尚处于发展阶段、共产主义尚且萌芽的特殊时期，他用手中笔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的语言，让更多青年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选择向共产主义靠拢。正是如此，他在广东共产党组织成立第一时间就选择了加入。

革命先驱、早期党员，足以配得上“元老”二字，也当得起“华南马克思主义传播第一人”的名号。

加入共产党之后，杨匏安从未松懈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正是通过不断学习，再加上对中国国情的清晰认知，他认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和实际情况结合，并着重提到了农民运动、与革命者携手。

其上观点，已然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新方向。事实也证明，杨匏安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时，做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

在杨匏安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后，一直致力于拯救中国的孙中山也找到了这条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两人一心为民，殊途同归！

国民党一大前，为“联俄联共”创造先决条件，孙中山和中共决定就国民党改组进行试点，并选定广州市党部。

试点工作展开后，杨匏安和诸多共产党员积极配合，为国民党改组作了大量有效工作，对国共第一次合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国民党一大后，他被任命为组织部秘书。至于蒋介石，此时正在为争“黄埔军校校长”一职闹别扭。

两党合作全面展开，中央组织部任务繁重，除人员委派、掌管党务，还要总控改组工作，一应重担都落在了他身上（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另有工作安排）。

作为国民党当时最繁忙的一个部，在杨匏安总控下，有条不紊的进行。不过在进行国民党改组过程中，还是遇到了不少麻烦，阻力大概来自两方面。

1、国民党右派

自孙中山先生提出“联俄联共”的想法后，国民党右派就极力反对，称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有阴谋。

为让孙中山回心转意，右派不惜肆意抹黑中共，甚至造谣杨匏安主持的中央组织部是个“只管共产党”的组织部。

2、帝国主义、军阀

帝国主义、军阀都见识过共产主义的厉害，一个苏联就已经让帝国主义焦头烂额，可不愿再出现一个实行共产主义的中国。

除国民党右派、帝国主义、军阀的阻拦，改组工作在地方上实行的也不顺利，来自于县行政官员的阻挠力量很大。

针对党内外矛盾、国民党左右派之争等问题，杨匏安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灵活处理，一应问题都得到妥善解决。

就在他一展抱负、为国共统一战线发光发热之际，孙中山溘然长辞。中山先生在世时，国民党党内虽有派系之争，在他一心为民的精神感染下，矛盾尚未明面化。这一去世，再也没人能压住那群国民党元老。

彼此争权夺利，全然不顾中山先生遗志，导致国民党四分五裂，而广东国民党反倒成了一股“清流”。

在别处国民党争权夺利时，广东成立了广东省党部，党员人数迅速攀升，这与杨匏安、周恩来、邓颖超等人积极工作关系极大，才能让广东党务迅速发展。

在不久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杨匏安当选中央执行委员。

这一身份，让他在共产党、国民党都具有极高分量，哪怕蒋介石等人，都要给这位处理国民党中央日常事务的委员三分薄面。

可任凭广东党务发展的再好，国民党权力倾轧的问题迟早会波及到广东，尤其是国民党北迁武汉后，杨匏安被迫离开广州前往武汉。

抵达武汉不久，中共五大召开。针对党内出现的系列违纪现象，决定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杨匏安为该机构负责人之一。

与此同时，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意味着大革命失败，而他也成了国民党的通缉犯。就在他积极响应党内武装反抗国民党时，又遭到党内打压，可想内心的绝望、无助、悲愤。

迫于无奈，杨匏安只能远赴南洋开展革命活动。

哪怕遭到打压，他对中国共产党依旧保有赤子之心，绝不愿与分裂共产党、国民党反动派同流合污。

1929年，杨匏安回到上海。

当时上海正值白色恐怖最严重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四处抓捕赤色分子。回到上海的他，义无反顾留在党中央机关。

不止是他，他的家人俱都参与到革命工作中。当时杨匏安一家近十口人，生活都异常困难，在做完革命工作后，还要为生计奔波，为养活这一家子，他得利用空闲时间写作、翻译，有时还要帮忙推磨。

即便这样，家中依旧有两个孩子因无钱治病而夭折。条件再苦，杨匏安从未向组织要过一分钱，他知道党的经费十分困难，钱要用在刀刃上。在上海工作那段时间，他从未停过宣传马克思主义。

历经“五四”运动、大革命，杨匏安对当下中国有了全新的认知。若说从前他只是重点提到农民运动，如今就将农民运动视为革命成功的第一要素，因此就农民最关心的话题——土地，进行了具体介绍。

他的这套理论，为土地革命提供了一定参考价值。

不难看出，杨匏安是真正将中国老百姓放在心上的共产主义者，他从不局限于书上那一套，而是将一切问题实际化。组织初成立、大革命、土地革命，不同时期会有一套更加成熟的理论阐述。

“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结合，走一条属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道路。”

就在杨匏安积极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时，印刷所却遭到了破坏，他被当局逮捕入狱。万幸的是其身份并未暴露，组织积极营救下，在狱中坐了八个月牢后被释放。

经历此事后，不少人都劝他离开上海去苏区工作。杨匏安摇了摇头，坚持留在上海，更甚于在上海开办政治训练班。

什么叫为革命奋不顾身？如此便是。不过经历入狱一事后，他和家人变得更加小心，谁知党内有人暴露，拔出萝卜带出泥，以致连累了杨匏安等人。蒋介石得知这群共党分子下落后，当即下令抓捕。

未曾察觉暴露的杨匏安，在床上就被一群特务、公共租界巡捕带走，关进汇山捕房。不久，蒋介石委托人带来亲笔信，希望他能投降，他看了一半直接撕毁，甚至送来的第二封亲笔信看都未看就撕成了碎片。

毕竟是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真正的元老级人物，蒋介石惜才，也希望借他的身份打压中国共产党。

虽恼怒杨匏安连撕其两封亲笔信，依旧亲自打电话到监狱。一番嘘寒问暖后，便直接挑明让他投降服软。言语恳切、态度真诚，表示若是愿意为党国效忠，荣华富贵不在话下。委员长所说，让一旁看守的国民党人士、租界探长都颇为心动。谁都知道，若是杨匏安答应，必然能跻身国民党高层。

结果蒋介石未说两句，杨匏安直接摔掉话筒。

“死可以，变节不行！”

只此一句，把蒋介石气得火冒三丈，态度不复从前，心中已然起了杀心。正是如此，才让看押他的国民党人士、租界探长备受触动。

出于杨匏安特殊的身份、宁折不弯的精神，特务们也不敢对他用刑。预感时日无多的他，在狱中给家人写了一封信。

信中言明他的处境危险，让家人保重，并重点提到一事。

“南京有旧识来劝我，不为所动，切勿接受这些人钱财。”

即便到了这等危急关头，杨匏安依旧坚守原则。这被视为大忠、大义之举，则被蒋介石视为冥顽不宁。能为他所用，才算“大忠大义”；若不能为他所用，只有一途——死。

杨匏安十分了解蒋介石为人，这才留下“遗嘱”。他虽决定以死明志，党组织仍旧在尽力营救。

可他身份已经暴露，在蒋介石那里挂了号，任凭通过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出面，蒋介石始终不松口。

万般无奈下，周恩来决定武力营救。按照蒋介石的作风，或许会做最后的尝试，亲自出面劝说杨匏安投降。一旦国民政府转移杨匏安，就在半途劫了囚车。为确保计划万无一失，不少人都被调动起来。

让人没想到的是，蒋介石早已对杨匏安起了杀心，根本没打算亲自劝降，直接给上海国民政府下达了就地秘密枪决的命令。

1931年8月一个晚上，执行枪决命令的国民党将杨匏安带到一处荒地，枪口正对着他，他眼神中没有恐惧、害怕，只有前所未有的坚定。

“砰！”

一声枪响，杨匏安倒下了。

这位年仅35岁的中国共产党元老，倒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枪下。他人虽然倒下了，精神却从未倒下。恍惚间，回到了杨匏安少年读书时。学堂中坐着一孩童，他正有模有样的念着古诗。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从前他对这句千古绝唱知之甚少，只觉得文天祥、岳飞很了不起，从那时便许下了要做这样的人的宏愿。

杨匏安做到了，他用短暂却灿烂的一生，向世人展示了何为真正的民族英雄、何为真正的革命战士。

后来周恩来见到杨匏安的后辈，不止一次对他们说过“杨匏安是真正的模范”这句话。在杨匏安影响下，其后辈在各自岗位秉持无私奉献、脚踏实地的精神，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做出了一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