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有记者在监狱采访了河南落马高官，河南省交通厅原总工程师李瑞林。他因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刑7年。这位副厅级干部对自己因一时贪念沦为阶下囚导致晚节不保，悔恨不已。他表示，刑满出狱后会创业，做对社会有益的事。

这位落马高官的动情忏悔令人印象深刻，同时大家也好奇，像他一样的贪官出狱后会做什么？虽然没查到他出狱后的轨迹，但我们找到其他落马高官出狱后的信息。一起看看，贪官出狱后都在什么。

一 回归民间成普通人

一些落马官员出狱后，凭借一技之长，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重新回归社会，自食其力，努力生活。比如湖北省十堰市原市委常委兼丹江口市委书记、天门市市委书记张二江。他在任内贪污受贿，劣迹斑斑，被称为“吹、卖、嫖、赌、贪”五毒书记，2001年落马，被判刑15年。

没想到，这位落马高官，是武大历史系高材生，古汉语素养很高，讲国学讲的好，据说服刑期间，还出了4本关于古文献注疏方面的专著。凭借在古文献注疏方面的造诣，他出狱后很快找到了营生手段。当时成了“三无人员”的他，在友人的帮助下开了间茶馆，也兼卖点酒水、土特产。写书稿费加上茶馆收入是他晚年的主要收入来源。

有不少人去听他讲国学，也会有校友捧场，有时候也会有民间机构请他去讲国学，做研究。他对宣传国学很有热情，表示想发挥余热。他坦言，自己只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好人。

另一个典型，是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2006年因重婚罪被判入狱2年。在担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前，他当过统计局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等，被认为是学者型官员代表。出狱后的他，曾在国企下属研究机构任职，顶着新职务发表论文，还引起了不小的风波。一时间传言四起，有人对他出狱担任的新职务提出质疑，后来还有人对他出狱过程“不透明”提出质疑。

为了平息风波，他隐退了一阵子，从2010年开始，又在学术界和民间团体中间活跃起来，以学者身份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还当选了北京宁化客家联谊会会长。此外，据说他还担任澳门城市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兼任云南白药集团董事。不过考虑到影响，他一直非常低调。

也有一些人不走正道，竟然赚黑心钱。比如珠海市工商局原局长钟维顺，2001年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入狱15年。出狱后他给卖假货的旅游黑店当顾问，还利用之前的关系当奸细，一有风吹草动第一时间给黑店通气。被抓时，这家黑店跟他合作骗钱已高达600多万。

二 转战商场做生意

还有一些落马高官，出狱后不满足于平平淡淡度过晚年生活，他们转战商场，还想干一番事业。当过郑州市委常委、巩义市委书记的杨振海，1996年因受贿罪被判了8年，2004年刑满释放。这位落马高官也有一技之长，他毕业于河南焦作矿业学院，早年在一家冶炼厂工作，从技术员做到工程师，后来又当了厂长。有这个技能，出狱后，家里人就建议他当个技校老师。但他选择做废品收购，一年净赚十几万。后来有工厂聘他做副厂长，主抓技术。

而最典型的还要属褚时健。一代烟草大王，在1999年因巨额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无期，后多次减刑并于2011年出狱。当时已是70多岁的老人，但褚时健还有二度创业劲头，他承包山地种橙子，又成了橙王。

不过，要说贪官下海比较热的，还要属屡屡塌房的足球界。像原中国足球著名裁判陆俊，他曾是足球界的风云人物，1991年成为国际裁判，甲A联赛10年最佳裁判，被誉为我国最好的裁判，2012年因涉赌被判入狱5年半，出狱后也开公司做生意。不止他，有很多出狱的足坛同僚，大多都选择做生意，据说有人做海鲜生意，年收入高达200多万。

不过，下海经商的，真正自食其力还是少数，更多的是靠着当贪官时的人脉和资源撑起生意。比如镇江市京口区原区长沈柯章，他因为巴结当时的区委书记秦光华以拓展“人脉”，又是行贿又是挪用公款，在2001年被判入狱2年。出狱后，他就借着之前的“人脉”开了公司，不仅生意红火，竟然还违规建别墅。

三 花样百出二进宫

一些贪官出狱后，利用为官时期的影响力，变相为自己谋利益。像安徽阜南县委原书记殷光立就是个典型。2001年，他因任内在干部调配过程中收受贿赂十几万，被判入狱10年。由于殷光立案是个窝案，牵涉十几名县委书记，涉案干部多达800余人，在当时引起不小的震动。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搞动作。

2006年，殷光立在狱中申请假释获批，出狱后他就开始找工作。按照法律规定，服刑人员可以在假释期间找工作，但仅限于民营公司或者创业，禁止进入国家机关单位或者国企。但殷光立不管不顾，通过各种运作，先后进入安徽龙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安徽省龙亢农场、安徽农服担任高层职务，这些公司都是国企安徽省农垦集团的子公司，他这样做明显是违规操作。

进了国企之后，他又重操旧业，干起了违法乱纪的勾当，在2017年东窗事发，他又因涉嫌受贿、私分国有资产等罪名被逮捕，上演“二进宫”。

还有一些贪官出狱后会收到巨额“补偿费”，很多人不明就里照单全收，结果自导自演又来了个“二进宫”。比较典型的，是江西省吉安县国土资源局原副主任科员龚伏金。2005年他因受贿罪被判2年刑期。他为官时的“关照”对象为了表示“感谢”，在他取保候审以及出狱后，先后两次送钱，共计3万元，他直接收了，没多久又因此被判刑2年，缓刑3年。

实际上，这种现象不是个例，《检察日报》在2010年就报道过，浙江宁波象山县多位高官，刑满释放后都拿到了“关照”对象们的巨额“补偿费”，其中不少收了钱的人还广而告之。

此外还有一个情况，是一些贪官涉案多，出狱后又被查出新罪行，也来了“二进宫”。像长沙市规划局原副局长周江，2016年因受贿罪被判入狱3年。出狱一年多，他又因牵涉别的案子被调查，并在2020年因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入狱5年。

周江犯罪，他妻子是同谋，就在周江第一次坐牢期间，他妻子还在跟人家索要20万的行贿款，直接坐实周江受贿罪证，提前锁定“二进宫”的命运。

四 各种奇葩操作

还有一些贪官出狱后，竟然享受到重新安置的待遇。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就出过这样的奇葩事。2012年，有人举报称，阜宁县给与60余位刑满释放的贪官“特别照顾”，为他们重新安置工作。这跟殷光立出狱进国企异曲同工。更离谱的是，有人就在单位挂名领薪水，根本就不去上班，还有人干脆办了提前退休，享受着公务员退休待遇。

另一种奇葩操作，是用假名字坐牢，出狱后照样“当官”。2007年，河南省平顶山市民政局有一个叫王书中的副科级干部，因承包地经营纠纷把人打成重伤被判6个月刑期。因为手里有两张身份证，他出狱后利用另一个身份“王忠”继续公职，不仅避开了党纪政纪处分，还成了鲁山县民政局党组成员。遭到举报被查实，他直接被双开了。

同样离谱的骚操作，有贪官出狱后炮制假证想翻案。郑州市市政管理局户外广告管理处原处长李国臣，2005年因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刑2年。出狱后，他找两个朋友合伙伪造两张欠条，让朋友拿着欠条向法院起诉。然后他拿着法院判决书，到郑州市检察院意图“翻案”。证据是伪造的自然真不了，司法鉴定拆穿了欠条伪造的谎言。事情败露后，李国臣的两个朋友被捕，他本人又添一项妨害作证罪。

相比于这些奇葩操作，外界更关注的，是贪官出狱受优待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从广东省揭阳市委原书记陈弘平涉嫌受贿、贪污和行贿一案的庭审能看出一些端倪。这位市委书记当庭否认罪行，把贪污受贿说成是借款和礼金，还以为当地经济做贡献为由，一再向法庭请求对行贿企业“网开一面”。

这番卖力为商人求情，很难不让人浮想联翩。因此很多人认为，贪官进牢房不是反腐最终战，贪官出狱才是反腐最后一公里。只有把这最后一公里一并处理干净，才能彻底肃清贪腐“毒瘤”。

参考文献

艾恬,杨江.斩断贪官出狱后的“特殊退路”[J].党员文摘,2018,(02):18-19.

赵蕾.服刑贪官出狱前的感叹[J].廉政瞭望, 2010(13):2.

中共盐城市纪监委.落马贪官刑满出狱后的现状调查

观察者网.落马官员出狱后去哪儿了？有人开烧烤店有人收废品

海南广播电视总台.贪官出狱后都在做什么？

环球网.湖南贪官周江“二进宫”：妻子是“另一只手”，被查后还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