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是江青的狗头军师、头号智囊，两人堪称一丘之貉。
两人虽然是从建国后才开始走到了一起，但实际上，两人其实很早就有了一些时间和地点上的交集，非常巧合。
首先，两人都是山东人，江青1914年出生于山东潍坊诸城县，张春桥1917年出生于山东菏泽巨野县，比江青小3岁。
江青在1928年跟着母亲去了济南，考入了山东实验剧院，学习戏剧，3年后，也就是1931年，张春桥也跟着父亲去了济南，在济南正谊中学读书。
同样是在1931年，江青从北平回到了济南，嫁给了一个富家子弟裴明伦。
也就是说，在1931年上半年，江青和张春桥都在济南，当然两人这时候还不认识，可能也没有见过面。
到了1931年7月，江青和裴明伦离了婚，在老师赵太侔的帮助下，去了青岛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图书管理员，每月工资30元。
有趣的是，毛主席当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时，工资还只有8元。
到了1933年，江青在黄敬的介绍下，加入了共产党。
同样是在1933年，张春桥在济南加入了复兴社的下属组织“华蒂社”，意思就是“中华的法西斯蒂”，其性质已经不言而喻。
后来，张春桥从上海回到济南时，就住在复兴社山东头目赵福成家里，赵福成后来很明确地说过，张春桥就是复兴社的成员。而复兴社，就是军统的前身。
到了1935年，江青在上海演出话剧《娜拉》，引起了轰动，连鲁迅都不顾病体专程去看了一场，对江青的表演也很欣赏，江青（此时叫蓝苹）也开始在上海声名鹊起。
就在同一年，张春桥从济南来到了上海，在一家杂志社工作，乐于接受新事物的张春桥，应该也会去看过江青演的《娜拉》。
进入1936年，江青与上海大才子唐纳结婚，由沈钧儒做证婚人，在上海轰动一时。而且，江青在这一年拍摄了好几部电影，成为上海很有名的电影明星。
（图：右三为江青，右五为唐纳）
这一年，张春桥也在上海掀起了一场风波。
1936年3月15日，张春桥以“狄克”为笔名，在《大晚报》上发表了一篇《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表面上是批评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实际上就是把矛头指向了上海文坛盟主鲁迅，呼吁说：
“批评家！为了读者、为了作者，请你们多写点文章吧！多教养作者吧！许许多多的人们在等待着你们的批判！不要以为那些作家是我们的就不批评！我们要建立国防文学，首先要建立更为强健的批评！我们要结成联合阵线，首先要建立强健的批评！更为了使作家健康，要时时刻刻地执行自我批评！”
当时的鲁迅已经重病缠身，但看到这篇文章后，非常生气，就写了一篇《三月的租界》作为反击。
对于刚刚19岁，在上海文坛名不见经传的张春桥来说，鲁迅的回应就是最好的宣传，因此，张春桥也开始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病逝，因为江青是左翼联盟的人，就去参加了鲁迅的葬礼，并在11月15日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再睁一下眼睛吧，鲁迅！》。
而张春桥，虽然不是左翼的人，没有资格参加鲁迅的葬礼，但是也在11月9日发表了一篇《鲁迅先生断片——我的悼念》。
那么，江青和张春桥在上海期间有没有交集呢？还是有的。
军统大特务沈醉后来回忆说：“我当时去崔家，经常见到蓝苹，她有时还给我倒茶，因为崔是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的编辑，常在该报写‘北国美人’等类文章来给蓝苹捧场，一个四等演员有这样的人来捧场，当然是求之不得。我不但记得很清楚，而且在粉碎‘四人帮’后，知道那个在崔家见过的穿蹩脚西装的狄克，就是张春桥，我的脑子里也有印象。”
这个“崔”，名叫崔万秋，是《大晚报》副刊“火炬”的主编，和江青、张春桥一样都是山东人，而且都是上海文化圈的人，因此，崔万秋对江青和张春桥是很照顾的，经常在《大晚报》上帮江青做宣传，张春桥写的文章，也有很多都是发表在《大晚报》上。
所以，江青和张春桥在这个时期应该是见过面的。当然，一个属于娱乐圈，一个属于作家圈，两人的交往应该也不是很深。
江青与张春桥离开上海的时间，也都是在1937年，而且都是先回的济南，后去的延安。
1937年7月7日，北平爆发了七七事变，中国人也开始全面抗战，江青知道上海肯定会成为战场，就匆匆离开了上海，回到了济南，在济南住了几天后，又经过西安去了延安，到达延安的时间是在1937年8月。而张春桥，一直到1937年9月才离开了上海，回到了济南，到了12月，济南也沦陷了，张春桥又离开了济南，一路辗转去了延安。
不过，张春桥在延安住了没多久，就被调去了晋察冀根据地，担任《晋察冀日报》编辑，与江青应该也没有交集。
直到1963年，江青去上海抓样板戏，柯庆施派张春桥给她帮忙，两人才开始了正式的合作，后面的事就不需要多说了。
（参考资料：《江青传》《张春桥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