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长江下游北岸，皖鄂赣三省交界之处的安庆，是我党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的故乡。

1879年，陈独秀在安庆出生，自幼丧父，由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和严厉可怕的曾祖父一手带大。

陈独秀自幼性格倔强，在跟随祖父和曾祖父修习四书五经的过程中，无论挨怎样的打，都一声不哭，立定不动。

他的曾祖父为此断言：“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

结果最后，曾祖父只说准了一半，17岁，陈独秀即考中秀才。

次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但两年后就被开除。

此后，陈独秀离经叛道，自此走上了一条悲壮的先驱者之路。

他从事反清，逃亡日本。

1911年辛亥革命，他成为安徽地区民主革命领军人物，极负盛名。

两年后，他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遭袁世凯通缉被捕入狱，出狱后逃离安庆，开始了漂泊四海，居无定所的生活。

这期间，陈独秀的结发妻子高晓岚带着3个儿子和1个女儿，独自撑起了陈家。

而陈独秀扛着包袱，走遍了江淮南北，四处寻觅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并在这个过程中结识了李大钊，他们誓要找到一条真正的救国救民之路。、

1917年，应北大校长蔡元培邀请，陈独秀去到北大任文学院院长，并主编《新青年》杂志。

1920年，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取名“中国共产党”。

此后从1921年到1927年，陈独秀一直担任着党的总负责人。

这一段时期，成为陈独秀人生的最重要阶段。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1927年7月，陈独秀辞了身上的一切职务。

1929年11月，陈独秀又因为违反中央规定被开除党籍。

这时，陈独秀的子女们自然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不为大众熟知。

陈独秀一生四子二女，其中，最大的三子一女是由原配夫人高晓岚所生，另外一子一女是由第二任妻子高君曼所生。

值得一提的是，高晓岚和高君曼是同父异母的亲姐妹，当年陈独秀和天生丽质受过高等教育的姨妹高君曼一见倾心，意气相投，两人背离世俗，终于私奔同居结婚。

期间，高晓岚和陈家长辈们曾坚决反对，但都无济于事。

也正因此，陈独秀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对陈延年、陈乔年（陈独秀和高氏原配生的两个儿子）兄弟俩并没有产生什么直接影响。

陈延年是站在生母高晓岚一边的，对父亲缺乏联系和感情。

1915年时，延年17岁，弟弟乔年13岁，陈独秀将他们从安庆接到了上海求学，想要开阔儿子的眼界见识。

向来不同凡俗的陈独秀对两个儿子的要求十分严酷，而两个儿子因为生母的关系，对待父亲也表现得十分倔强。

俗语说“虎父无犬子”，两年后，兄弟俩双双考取了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前身），而陈独秀则应邀去了北大。

此后，延年和乔年的生活费都靠自己挣，他们到码头打零工，声言决不依靠任何救济。

兄弟俩说到做到，期间经济条件宽裕、十分疼爱他们的祖母谢氏从皖抵沪去看望他们，心疼地直流泪，说是给予他们补助照顾，但兄弟俩直接拒绝了。

而陈独秀也够心狠，就真的顺应儿子的意志，不给他们寄任何生活费。

后来，延年和乔年赴法勤工俭学，自发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

1922年，在旅法少年共产党旅欧支部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陈延年同周恩来等被共同选为委员。

回国后，延年和乔年都成为中央委员，在党内拥有很高地位。

兄弟俩在参加党的会议时，自然就会碰到同期身为我党主要领导者的陈独秀，父子三人以“同志”相称，不论父子情。

而陈独秀和高君曼的感情也已经逐渐冷淡，她带着儿子陈鹤年和女儿陈子美移居到了南京，自此和陈独秀不复相见。

1927年时，陈延年被捕，遭曾被陈独秀笔不留情骂过的人报复出卖，暴露身份，被乱刀杀害。

临死前，他拖着沉重的脚链和被折磨得体无完肤的身躯，走出一条血路。

在刽子手要他“跪下”时，他大声高呼：“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下跪。”

7月，陈延年英勇牺牲，年仅29岁。

次年6月，陈乔年被捕入狱，一如一年前的哥哥一样，遍体鳞伤的他被押赴刑场，从容赴死，年仅26岁。

他最后只留下一句话：“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乔年死后，陈玉莹（陈独秀和高晓岚的女儿）想要为惨死的二哥收尸，却不被准许，气急攻心，直接血崩死在了医院中。

此后，高晓岚和陈独秀所生三子一女只剩下最后一个小儿子陈松年，和两个哥哥相比，他的人生似乎是最为平淡的。

痛失3个孩子的母亲再不准许他离开安庆，也正因如此，陈松年在中学毕业后，并没有像两个哥哥一样，去到北京、上海读书，甚至出国留学，而是曾就读于安徽大学学习化学，但还没毕业就辍学了。

好在出自家学渊源，陈松年学了不少古典东西，文学修养也不错，在安庆一所学校当教员。

直到母亲离世，父亲再次被捕入狱，陈松年才终于时隔多年离开安庆，带着妻子窦珩光去了南京探监。

因为当年陈松年出生时刚好赶上了父母离异，以至于他出生后就未见过自己的父亲。

直到23岁这一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他生平第一次见到了自己想念多年，已经步入晚年的生父颜面。

父子相见，陈松年情不自禁地留下了眼泪，而向来对子女要求严酷的陈独秀，更难掩动容，只默默嘱咐小儿子，不要哭，男儿有泪不轻弹！

此后狱中5年，陈松年往返监狱8次，去探望父亲，独自支撑起了陈家一大家子。

1938年，安庆被侵略占领后，28岁的陈松年弄了几条小船，将家中财产全部转移到乡下祠堂，但最终还是被洗劫一空。

随后，陈松年和妻子带着祖母还有刚满1岁的大女儿离开安庆，去到了汉口，看望刚刚获释不久的陈独秀。

后来，陈独秀流浪到四川江津，在那里度过了人生中最凄苦却也是最自由的的最后一段时光。

期间，他拒绝了蒋介石的资助，还有胡适让他去美国的提议，只接受昔日北大同事和学生们的帮助。

都说老人一般是知错不改的，但陈独秀却截然相反，他利用这段时间，对自己早年间的思想进行了全盘反思和清理。

尽管日子过得艰难，但陈松年一家的到来，却也给陈独秀平添了不少快乐。

对陈独秀来说，人生最后复盘重估思想的岁月里，陈松年是唯一陪伴左右的儿子，而对陈松年来说，这也是他几十年人生中难得地和父亲待在一起的岁月。

1942年，陈独秀在江津病逝。

但因为买不起棺材，陈松年只能把父亲暂时安置在江津康庄墓地，直到抗战胜利后1947年6月，在亲友的帮助下，陈松年才终于将父亲的灵柩迁回安庆安葬。

这期间，陈松年一家的生活一直过得困难。

解放后，由于其父身份和其他复杂因素，延年和乔年的名字也不为人知，松年一家的家境并没有改变，一家人的基本生活甚至无法维持。

1953年时，陈松年48岁，此时的他为了承担一家生活，正在安庆一家窑厂打工。

名义上，他是窑厂会计，也是技师，但实际上，工人干的全流程，从土法烧窑，到机械烧窑，他都干。

但即便如此，松年一家的生活过得还是很困难。

也就在这时，1953年2月，毛主席乘军舰“洛阳号”巡视长江沿岸，中途路过安庆。

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登舰迎接主席。

想到安庆是陈独秀的故乡，还有和陈独秀在北大的过往，毛主席突然向傅大章问起：“陈独秀家还有什么人？”

听到主席问话，傅大章当即将自己所知道的都说了出来。

“陈独秀有个儿子叫陈松年，在安庆窑厂工作，当技师，家庭人口多，收入低，生活有些困难。”

主席默默听完，随后就说道:“陈独秀这个人，是有过功劳的，早期对传播马列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是有贡献的。他是五四时期的总司令……”

说完，主席便下达了一指示：“陈独秀后人的生活，还是要予以照顾。”

而也正是毛主席的这句话，让陈松年一家之后的生活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障。

遵照主席的指示，陈延年和陈乔年的烈士身份得到确认。

松年一家很快得到了组织上的关怀，每月都可以从安庆地委统战部领到30元的补助。

松年第一次领到这30元，还有两个哥哥的烈士证书时，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

他当即朝着墙上悬挂的毛主席像，深深地鞠了三躬。

对他来说，这是一家人生活得以维持的重要一笔钱，也是对陈家先烈的告慰。

烈士证书上赫然写有这样一句话：“查陈延年、陈乔年两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不朽，其家庭当受社会之尊崇……”

这之后，松年一家的生活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

后来，松年还当选为安庆市人民代表和人大常委会委员，被聘去安庆市文史馆工作。

1980年，陈松年退休，补助金从30元升到了60元。

这时，陈松年的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也都已经长大成人，成家立业。

此前家境困难时，松年夫妇就坚持要儿女们好好读书，上大学，这才有了几个孩子的后来。

不过几个孩子无一例外都学的理工科，和祖父陈独秀以及两个大伯的人文社科学业道路相距甚远，但好在都学有所成。

1990年，陈松年在安庆医院病世，享年81岁，他终于追随父亲和哥哥而去了，而那份毛主席关怀下开始发放的补助金一直发到了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