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8月，邓小平到江西上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

没过几个月，一桩重大案件就摆在了邓小平面前。

这个案件便是谢步升案。

1932年初，中央苏区展开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并在中央苏区的各级政府、各单位、各村街道及路口，都设置了一种特制木箱——控告箱，以便群众检举揭发。

不久后，控告箱就收到了一份举报材料。

材料的主角就叫谢步升，这个名字在今天看来可能会觉得陌生，但是在八十年前却是名噪一时。

谢步升原本家境十分贫苦，1岁起就开始给地主家打短工。

1929年时，年届30岁的谢步升参加了工农武装暴动队，任云集暴动队队长。

不久后，面对险恶形势，他又不辞而别，离开了暴动队，主做贩运生意，生意做得不错，他家的情况逐渐好了起来。

1930年时，他又突然抛下了贩运生意，积极投入到打土豪、分田地的活动中去，由于在活动中表现积极，屡立战绩，他被吸收，正式入党，还当上了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

这个官职虽然不大，但随着苏维埃政府临时成立，谢步升的声望陡然升高。

由于办事干脆利落，十分果断，他更深受领导们赏识。

但也就是这时，这位曾经的“穷苦工”，很快一改往日的质朴作风，开始注重打扮，在往日的兄弟们面前露脸炫耀……

事实证明，他很快就堕落了，甚至过往劣迹也被人扒了出来。

负责筹集会议所用粮食时，他用大斗收，小斗量，卖给筹备处，实则余出3000多斤大米，谢步升全部将其私卖给了米贩子，大赚了一笔。

他还用自家不满半岁的小牛换取苏维埃政府送往灾区的两头大水牛，而后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的公章，伪造通行证，将水牛私自贩运到白区（国民党统治区）出售，每头获利大洋3元。

此外有知情人检举，早在1927年时，他曾将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中掉队的一名军医杀害，劫走了其身上值钱的金戒指和毡毯等物。

在暴动队当队长的时候，他还曾利用职权贪污财物，将打土豪时所得的金银首饰、皮袄子和几斤上等毛线都私自带回了家，分田时又将好田留给自己，并强行多占公田。

与此同时，他生活腐化，同一个大地主的小老婆勾搭成奸，因为嫌弃自己的妻子杨氏碍手碍脚，他又干脆将杨氏卖给了邻村的一个老光棍，期间一直对邻居谎称妻子是回娘家了，不久又说妻子改嫁了。

……

这一桩桩一件件，经过核实，都被罗列在了案情报告中。

邓小平听了报告，怒不可遏，马上就召开了县委、县苏领导及裁判部负责人碰头会。

会上，邓小平义正严辞地说道：

“同志们，我们的苏维埃政权建立才几个月，有的干部就腐化堕落，贪赃枉法，这叫人民群众怎么相信我们的党，相信我们的苏维埃政府？”

会后，邓小平即要裁判部迅速将案情报告中央裁判部。

谢步升被抓，轰动了瑞金。可也就在这时，一股阻力随之而来。

因为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在苏区中央局任职，在他看来，谢步升并无大错，是调查员故意发难。

于是，苏区中央局的个别领导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通知瑞金县苏裁判部：将谢步升释放，谢步升的问题，由中央局调查处理。

对此，邓小平十分气愤，他坚持自己的意见，拍着桌子放下话：“像谢步升这样的贪污腐化分子不处理，我这个县委书记怎么向人民群众交代？”

于是，邓小平决定亲自到苏区中央局去反映谢步升的犯罪事实，同时要调查员去向毛主席汇报情况。

彼时，毛主席正在东华山休养，调查员按照邓小平的吩咐，连夜去将谢步升的问题及所遇到的情况向毛主席进行了汇报

毛主席闻讯，力主严惩，当场表态：“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毛主席的如此指示，可以说是为果断处理谢步升增添了勇气和决心。

1932年5月5日，瑞金县苏裁判部对谢步升进行公审，判处枪决。

谢步升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提出上诉。

4天后，以梁柏台为主审的中华苏维埃临时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二审开庭，经审理，对瑞金县苏裁判部的判决予以核准，否决谢的上诉。

“把谢步升处以枪决，在3点钟的时间内执行，并没收谢步升个人的一切财产”。

5月9日，红都瑞金响起了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后第一声惩治腐败分子的枪声。

谢步升成为了我党反腐败历史上第一个被除掉的贪官。

此案后，1932年4月，原胜利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钟铁青，原县委书记钟圣谅、原县委组织部长钟学湘伙同机关工作人员倒卖烟土案发。

1933年3月，钟铁青等4人被公审判处死刑。

这年夏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再收到一封匿名举报，瑞金县会计科长唐达仁等贪污腐败。

同期，中央苏区为筹建中央政府大礼堂和修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等纪念物，专门设立了“全苏大会工程处”。

工程在1933年8月刚动工，11月就有人举报左祥云和与总务厅事务股长管永才联手贪污工程款。

也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33年12月15日，毛主席签署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反腐法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

训令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工作人员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二年以上五年以下监禁等。

训练中所涉公款数额，按照当时物价计算，贪污500元，就相当于贪污了1000担谷子。

训令的颁布，可以说对腐败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威慑作用，也使苏区的反腐败斗争有法可依。

训令颁布当月，毛主席就听取了唐达仁案相关调查汇报，作为瑞金贪污窝藏案的主犯，唐达仁被交法庭处以极刑。

1934年2月，最高法院又在中央大礼堂公开审判了左祥云及有关人员。

审判历时将近5个小时，左祥云在任期间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的犯罪事实卒最终确定，判决左祥云死刑，执行死刑。

在毛主席“打老虎”的训令威严下，在中央苏区，凡经发现的贪污腐败分子和贪污浪费行为，都像“过街老鼠”一样，没有藏身之地。

当地民间流行的一首歌谣，更生动形象地描绘和记叙了当年场景:

“《训令》如霹雳，震得天地响。蛀虫再狡猾，休想走过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