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溥杰去世，自此走完了末代皇弟的一生。

临终前，他也终于完成了晚年一直萦绕心间的一件大事，那便是写成了自传，将自己从卖国到爱国的前后半生分段铺陈开来，展现在世人面前。

其中二三十年代，这一近代中国的风云年代，同时也是溥杰生命中关键的转折年代。

溥杰结识了一位当时的风云人物——少帅张学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写进了自传中。

在这段岁月回忆的尾声，溥杰这样说：当年没有听张少帅的话，成我一桩终生憾事。

与君初相识

1926年，20岁的溥杰，经人引荐，第一次在北京饭店的舞场上认识了张学良。

溥杰说：“这在我一生中是件大事，我们后来成为了好朋友。”

彼时，第二次直奉战争已经结束，奉系军阀进入鼎盛时期，少帅张学良毋庸置疑是天津城内炙手可热的大人物。

而溥杰的哥哥，也就是末代皇帝溥仪在张园自设“清室驻津办事处”，继续做着复辟大清的美梦。

在此之前，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溥仪退位，清朝统治已然宣告结束。

1917年，张勋复辟，再次拥立溥仪为皇帝，但这在滚滚历史长河中终究不过一场闹剧，12天后就败了。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废除了大清皇帝的称号。

这一年，溥杰18岁，他跟随哥哥溥仪，离开了紫禁城，去到了天津。

在天津，溥仪继续以“宣统皇帝”的身份不断联络着各路军阀政客，从事复辟活动。

思想开明的张学良曾几次三番劝溥仪顺应历史潮流，放弃复辟美梦，真正做个平民。

但是溥仪的封建纲常思想早已根深蒂固，又岂是张学良几句话就能转变的。

而此时的溥杰和哥哥溥仪一样，满心满眼都是复辟满清王朝，并为此而努力。

因为“九五之尊”的身份，溥仪不便于出入各种社交场合，而溥杰就成为了溥仪的代言人，代替自己的哥哥，出入社交场所，结交权贵，以求靠山，东山再起。

也就是在这样的机缘巧合下，溥杰结识了张学良，两人一见如故。

在交往的过程中，溥杰越来越感受到了两人之间的差距，他和张学良，一个是被忽视不屑一顾的没落皇室，一个是手握重兵的青年将军。

溥杰在自传中甚至用了“仰慕”一词，来形容他对张学良的直观印象。

对于张学良“这位青年将军”的一举一动，溥杰更十分注意。

他在自传中写道：“他（张学良）进出时前呼后拥，备受人们尊敬，令我羡慕，真有‘大丈夫不当如是耶’之感。”

这样的感受，更坚定了溥杰要从军带兵打天下的信念。

深陷复辟清王朝思想藩篱的他深以为，要想恢复大清天下，就一定要以坚强的武力为后盾。

下定决心的溥杰几次三番向张学良表达了自己想要“投笔从戎”的愿望。

张学良于是招待溥杰赴南口参观了打退冯玉祥军队的战役，溥杰在自传说，这对当时的自己来说是“莫大的荣幸”。

1927年，张学良又赶赴河南指挥作战。

这期间，溥杰时常去信慰问，还说自己想要到前线去看望。

张学良回到天津后，再见溥杰，知他心思，干脆表示：“你既然这么想当个军人，可以考虑投考讲武堂，我负责让你进去！”

张学良口中的讲武堂，即东北讲武堂。

它同云南讲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后来的黄埔军校，并列为旧中国四大军事学校。

从东北讲武堂出来的军官，对东北军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溥杰一听，当即十分开心。

接着，张学良又翻开西服上衣，指着挂在西服内兜的一枚徽章，对溥杰说道：

“这是‘同泽俱乐部’（类似东北讲武堂校友的意思）的徽章，有它，在奉天看戏看电影都不用花钱。”

此话一出，溥杰更加向往当一名军人，就此开始满怀期待等着跟随张学良去圆梦。

结果世事难料，满怀期待的溥杰没有等来张学良带他赴奉的消息，却等来了张学良作战失败，要带兵退回关外的坏消息。

被押回天津

临走前，张学良特意溥杰打去电话，要溥杰带全家暂赴天津外国租界躲避。

张学良在电话中说：“冯玉祥来了，你们是很危险的。”

这一点，溥杰心里自然清楚，毕竟当年也是冯玉祥将他们一家赶出了紫禁城，但是当时，比起人身安全，他更在意的，却是自己从军的那件事。

“你走了，我上讲武堂的事情可怎么办？”溥杰在电话另一端焦急的询问。

张学良闻言，已经有些不耐烦，估计他心里在想，这个溥杰，一家安全都不保了，还在想着从军的事情。

“你的事好办嘛，你到天津可以住在法租界我二太太的家里，等有机会到奉天来就是了。”无可奈何的张学良如此回答。

就这样，溥杰住进了张学良二姨太谷瑞玉的公馆内。

紧接着，1928年6月4日，发生了皇姑屯事件，张学良之父张作霖乘坐的火车被炸。

远在北平的张学良闻讯，化装秘密赶回奉天。

彼时，张作霖其实已经被炸身亡，但是奉天府封锁消息，秘不发丧，直到少帅赶回，这才公布消息。

一时间忙得焦头烂额的张学良此时早已无暇顾及远在天津的溥杰。

作为张学良的二太太，谷瑞玉要从天津回奉天奔丧。

溥杰想起张学良此前对他说的，只要他到了奉天，一切都好说，于是收拾行囊，跟随谷瑞玉一起，奔赴奉天，投靠张学良。

而命运却同溥杰开了一个玩笑。

得知弟弟要去往奉天的溥仪，找到了日本驻天津副领事白井康，托其无论用什么办法，都要找回溥杰。

结果等到溥杰的船在大连刚靠岸，就被日本人“请”到旅馆，软禁了起来。

不久后，溥杰就被天津派去的人押回了天津。

刚一回天津，溥杰就遭到了哥哥的厉声训斥。

溥杰不服气，第一次同哥哥大声争辩，大谈自己的抱负，只有从军，掌握军事本领，有朝一日才能有本事恢复祖宗基业。

对于弟弟的这个想法，溥仪是赞同的，但是弟弟要去投靠张学良，这是他不能容忍的。

他对溥杰说：“你的志向不错，但是，想当军人也用不着给张学良做事，我可以送你到日本士官学校去学习……”

此时的溥仪，正和日本人打得火热，并决定派自己的亲骨肉中最可靠的人去到日本学习陆军技术，而溥杰就成为了这个“牺牲品”。

自此，溥杰去投奔张学良的事情彻底“流产”，东渡日本的命运被决定。

赴日留学

1929年3月，溥杰被溥杰送去日本留学。

而另一边，皇姑屯事件后，临危受任的张学良明面上顺理成章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接手了父亲留下的东北军。

暗地里，张学良则要面对奉系军阀内部盘根错节，暗潮汹涌的各方势力，另外还有皇姑屯事件背后真正的策划者——日本人。

为此，张学良首先毅然除掉了奉系军阀中的亲日派元老杨宇霆和常荫槐。

尽管这个杨常事件多有争议，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如张学良的原配夫人于凤至所说，“这个事儿是逼出来的”，而张学良晚年自己也说，“这是凄惨的遗憾的事的结束”。

这期间，日本人紧盯张学良，派出了林权助（日本外交官，侵华老手）。

林权助以所谓张作霖“老朋友”、张学良“长辈”的姿态前往游说，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以求阻止张学良和南京政府合作。

但是张学良却只说：“林老先生，你替我想到的事情比我自己想到的都要周到，但唯独一件事你没替我想过。”

林权助当即惊讶提问：“哪件事我没提你想到？”

“我是中国人。”张学良淡定回答，言下之意已经再明确不过，是中国人这件事，无法更改，更决定了张学良绝不受日本人控制的意志。

此后，日本人还不死心，又派出了土肥原贤二（曾任张作霖军事顾问，后成为战争罪犯，臭名昭著的特务头子）前往游说。

这一次，土肥原贤二更加直接，他直言，要张学良当“满洲皇帝”！

张学良闻言，怒不可遏，厉声质问土肥原贤二：“你这是要干什么？要我当满洲皇帝，你什么意思！”

当天，土肥原贤二就被赶出了张府，张学良发誓再不与土肥原贤二见面。

此时，凭借雷厉风行的手段，张学良已经迅速稳定了东北政局。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又窥测战机，通电全国，选择了支持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合作，随即挥兵入关，一举结束中原大战。

此时，张学良时年尚不满30，蒋介石把北方数省的权力全部交到了张学良手上。

张学良如此举动，可以说令日本人设想全部泡汤，直接推延了日本侵占东三省的时间。

日本和平夺取中国东北的野心破灭，于是一面开始酝酿以武力谋取，另一面则将目光瞄准了溥仪和溥杰两兄弟。

彼时，溥杰被哥哥送去日本留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先是学了一年的日语，又进入到日本贵胄子弟设立的学习院学习。

这期间，溥杰慢慢接受了日本的文化，并在不知不觉间被日本人所拿捏。

选择了当傀儡

1931年7月，九一八事变前夕，溥杰准备回天津过暑假，就在离开日本前，突然收到了日本军官的邀请，参加聚餐。

也就是这次聚餐，溥杰被日本军官告知：

“回到天津，请转告令兄，别看张学良在东北为所欲为，不久中国东北也许会发生什么事情，令兄是大有前途的，希望他多保重，等待时机到来。”

溥杰闻言，也暗暗觉得“时机将至”。

7月10日，溥杰回到天津，当即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溥仪。

溥仪也从弟弟带话中品出了重要信息。

紧随其后，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以武力谋取我东三省的野心已经再掩藏不住。

此后不久，也就是同年的11月2日，土肥原贤二，这个被张学良轰出家门发誓绝不再见的日本特务，上了溥仪的《召见簿》。

这一次，土肥原贤二如法炮制，再用“王道论”和“满洲皇帝”出言诱惑。

而溥仪自愿上钩，同意了土肥原贤二的提议，甘愿去当那个傀儡皇帝。

这时，得知溥仪要投靠日本的张学良，气愤不已。

11月6日晚，在溥仪接待土肥原贤二后的第4天，张学良派人给溥仪住所张园送了一筐水果。

溥仪的随侍按例检视，竟然在水果框中发现了隐藏的两枚炸弹。

给溥仪送炸弹，张学良本意是给溥仪以警示。

结果事与愿违，溥仪闻讯大惊失色，顿失安全感，更加速了出关投敌的步伐。

1932年，还在日本留学的溥杰再次回国度假。

这一次，张学良给溥杰写了一封信，信中，张学良言辞恳切，极力劝说溥杰：

“日本人歹毒异常，你要警惕他们，并要劝诫你哥哥，让他同日本人脱掉干系……”

但是最终无济于事。

被复辟野心冲昏头脑的溥杰和哥哥溥杰，只将张学良之话视作逆耳之言。

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

溥仪和溥杰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傀儡。

一直到1945年，溥仪和溥杰在被日本关东军摆弄了十多年后，随着日本战败，成为民族罪人和战争罪犯。

此后开始了接受改造的后半生，最后终于成为了新中国的公民，真正走上了爱国道路。

回顾过往，溥杰才认清了自己前半生和后半生的分水岭，其实早在他拒绝张学良提议的时候就已经划定。

对此，溥杰在自传中直言：“可惜，我当时正同溥仪一道，千方百计地在做恢复满清王朝的努力，对张少帅的忠言根本听不进去，这真是一桩终生的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