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陈永贵决定辞职，对儿子陈明珠说：你替我写，等人找我就不好看了
引言：
1980年的一个深夜，北京中南海附近的一间宅院里，灯火通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坐在藤椅上，神情凝重。他的儿子陈明珠正伏案写着什么，屋内寂静无声。＂爹，真的要这样写吗？＂陈明珠抬起头，欲言又止。陈永贵望着窗外，缓缓点了点头：＂该来的总会来，不如咱自己先递上去。＂这份即将改变这位＂农民副总理＂命运的辞职信，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为何这位在文革期间被誉为＂农业改革旗帜＂的大寨人，会在改革开放初期主动选择退出政治舞台？他与邓小平之间，又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
一、从农民到副总理的传奇
世人皆知陈永贵是＂农民副总理＂，却不知这位从田间地头走上中南海的农民干部，当年入京前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利索。1943年，32岁的陈永贵在大寨村当上了农会主任。那时的大寨还是个穷山恶水的地方，村民们过着＂一年四季糠菜半＂的日子。
1953年春天，大寨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时任山西省委书记李雪峰来到大寨视察，看到陈永贵带领村民们在险峻的山崖上开荒种地。李雪峰问道：＂这么危险的地方也要种？＂陈永贵憨厚一笑：＂再难也得种啊，不种地，咱们吃啥？＂这句朴实的话让李雪峰记在了心里。
1964年2月的一天，大寨迎来了一位更重要的客人。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来到大寨，专门考察这个＂农业学大寨＂的发源地。当时正值寒冬，陈永贵带着田家英爬上了大寨最高的山头。站在山顶，田家英被眼前的梯田震撼了：＂这些都是你们一锹一镐挖出来的？＂陈永贵说：＂就是靠这双手，硬是把石头山变成了粮仓。＂
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位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民，1973年竟然成为了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当时，中央组织部的同志来大寨宣布任命时，陈永贵正在地里整地。他放下锄头，用布衫擦了擦汗，说了句：＂组织信任俺，俺就得把农业的事情办好。＂
1975年1月，更大的变化发生了。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消息传到大寨时，全村人都沸腾了。老支书贾进才说：＂永贵啊，你可是咱农民的第一个副总理！＂陈永贵却说：＂当不当官都一样，地里的活儿还得干。＂
上任伊始，陈永贵就遇到了难题。他不会写材料，开会记不了笔记。一位工作人员回忆说，有次开完会，陈永贵急得直挠头：＂咋给大家传达呢？＂后来，工作人员们想出了办法，用录音机把会议内容录下来，让陈永贵反复听，再用自己的话讲给基层干部听。
1976年春节前夕，陈永贵主持了一次重要的农业会议。轮到他发言时，他没有照本宣科，而是拿出一把玉米棒子，给大家讲起了种地的经验。会场上响起了笑声，但大家都听得很认真。一位与会者后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农民副总理啊！＂
在中南海工作期间，陈永贵保持着农民的本色。他常常穿着蓝布工作服，在机关食堂打饭时总是主动排在队伍最后面。有一次，一位不认识他的年轻干部问：＂大爷，您是后勤的吧？＂陈永贵笑着说：＂对对对，就是后勤的。＂
二、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冲突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的春风开始吹遍神州大地。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陈永贵展示了一份大寨的丰收数据：＂咱们靠集体劳动，亩产突破了八百斤！＂但其他与会者提出，某些试点包产到户的地区，粮食产量增长更快。这让陈永贵很不服气，他拍着桌子说：＂那是投机倒把！＂
1979年春天，国务院召开农业工作座谈会。会上讨论到安徽凤阳小岗村包产到户的经验时，陈永贵提出了强烈反对。他说：＂搞包产到户，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大寨这么多年的集体经验不能丢！＂当时分管农业的其他领导提醒他：＂现在是实事求是，哪个办法能让老百姓吃饱饭，哪个就是好办法。＂
同年夏天，邓小平在一次重要会议上提出：＂农村改革要解放思想，不能教条主义。＂陈永贵当场表示不同意见：＂大寨模式是经过实践检验的，为啥要改？＂邓小平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要用实践的眼光看问题。＂这次交锋后，陈永贵与邓小平的工作关系更加紧张。
1979年冬天，一份来自山西的调查报告摆在了陈永贵的办公桌上。报告显示，一些效仿大寨模式的地区出现了＂吃大锅饭＂现象，农民干活积极性不高。陈永贵拿着报告找到了主管农业的其他领导同志争辩：＂这是个别现象，不能否定整个大寨经验！＂
1980年初，中央派出多个工作组深入农村调研。一位工作组成员向陈永贵汇报：＂很多地方反映，大寨模式投入太大，产出效益不高。＂陈永贵反驳说：＂革命就是要艰苦奋斗，不能讲究经济效益。＂这番话在与会者中引起很大争议。
3月份，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农村政策时，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党的基本国策，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陈永贵当场表示：＂这样会造成两极分化。＂邓小平回应：＂我们要的是共同富裕，但不是同时富裕。＂
5月，陈永贵到河南考察，看到一些地方改革后农民收入提高，但他仍然坚持己见。在汇报会上，他说：＂搞承包，就是走回头路。＂当地干部反映：＂但老百姓都愿意干啊。＂陈永贵摇头：＂群众觉悟还不够高。＂
6月的一天，中央农村工作部召集各省农业厅负责人开会。会上播放了一部纪录片，记录了浙江、四川等地农村改革的成功案例。陈永贵看完后说：＂这些都是短期现象，长远来看还是集体化好。＂这番话让很多与会者感到不解。
到了1980年夏天，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区，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都有了显著提高。面对这些铁的事实，陈永贵依然固守着自己的观点。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他说：＂大寨精神不能丢，集体化道路动摇不得。＂这次发言后，会场一片沉默。
三、深夜写辞职信的背后故事
1980年8月的一个深夜，陈永贵坐在中南海住所的藤椅上，让儿子陈明珠执笔写辞职信。这个决定并非突然，而是源于之前的一系列事件。
7月下旬，陈永贵回大寨视察，发现村里已经有人偷偷搞起了包产到户。一位老乡告诉他：＂现在种地、收成都按户分，干活积极性高多了。＂陈永贵当场训斥了村干部：＂大寨是全国农业的榜样，怎么能带头搞这个？＂但村干部说：＂上面已经同意了。＂
8月初，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会上播放了一组调查数据：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地区，粮食产量平均提高30%以上。一位来自安徽的干部介绍经验时说：＂农民种自家的地，比种大集体的地要卖力得多。＂陈永贵坐在台下，一言不发。
8月10日，陈永贵被告知，山西省委已经决定在全省推广农村改革试点。这意味着连大寨所在的昔阳县也要改革。当天晚上，他独自一人在院子里踱步到很晚，院子里只听得到他的脚步声。
8月15日，一份来自中央的文件摆在陈永贵的办公桌上。文件指出：要坚决纠正＂左＂的错误倾向，允许和鼓励农村改革。陈永贵拿起钢笔想在文件上签字，但迟迟没有落笔。
8月20日，陈永贵参加了一次重要会议。会上，几位省里的同志轮流发言，都谈到了新形势下农村改革的必要性。轮到陈永贵发言时，他只说了一句：＂我考虑考虑。＂这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没有坚持自己的观点。
8月25日的晚上，陈永贵召集秘书们开了个短会。他说：＂把这些年大寨的材料都整理一下。＂秘书们还没反应过来是什么意思，他就转身走了。第二天，秘书们发现办公室的柜子被收拾得很整齐。
8月28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位老同志来看望陈永贵。两人谈了很久，老同志临走时说：＂永贵啊，时代变了。＂陈永贵送他到门口，望着老同志远去的背影，久久没有转身。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8月30日的深夜，陈永贵最终决定写辞职信。他让儿子陈明珠写，因为他担心自己的字写得不好看。陈明珠问他要写些什么，他说：＂就说我年纪大了，文化水平低，干不了这么大的事。＂
辞职信写好后，陈永贵仔细看了一遍，在上面摁了手印。他对儿子说：＂明天一早，你就把这个送到组织部去。等人来找我，就不好看了。＂那天晚上，父子俩谁都没说太多话，但都明白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
第二天一早，当陈明珠拿着辞职信走出院子时，看到父亲正在院子里浇花。那些是母亲当年从大寨带来的山花，在北京的土地上也开得很旺盛。陈永贵头也没抬，继续专注地给花浇水，就像过去在大寨干农活时那样。
四、邓小平与陈永贵的最后一次谈话
1980年9月初的一个下午，邓小平在中南海专门约见了陈永贵。这次谈话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成为了两人之间的最后一次长谈。当时的记录显示，这次谈话既谈到了农村改革的问题，也谈到了陈永贵的辞职申请。
谈话一开始，邓小平就直入主题：＂永贵同志，你的辞职报告我看了。组织上觉得，还是要跟你谈谈。＂陈永贵说：＂小平同志，我是真觉得自己干不了了。＂邓小平拿出一份材料：＂这是安徽、四川等地的改革情况，你看看。＂
当谈到大寨模式时，邓小平说：＂大寨精神中艰苦奋斗的传统要保持，但具体做法要与时俱进。＂陈永贵插话：＂可是大寨的经验是毛主席肯定的啊。＂邓小平回应：＂毛主席也说过，要实事求是。现在农民要求改革，我们要顺应这个要求。＂
谈话中，邓小平特意提到了陈永贵的成长经历：＂你是从贫下中农出身的干部，对农民的苦最了解。现在农民要求改革，就是为了摆脱贫困。＂陈永贵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就是怕改革把集体经济搞散了。＂
邓小平拿出一支烟递给陈永贵：＂我知道你是为农民着想。但现在的问题是，农民自己要求改革。我们党的干部，要始终站在农民的立场上想问题。＂陈永贵接过烟，但没有点。
谈到具体的改革方案时，邓小平说：＂包产到户不是搞私有化，是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将来条件成熟了，还可以搞新的合作形式。＂陈永贵问：＂那大寨以后怎么办？＂邓小平说：＂大寨可以先试点，让农民自己选择。＂
谈话进行到一半时，秘书送来了茶水。邓小平喝了口茶说：＂永贵同志，你在农业战线干了这么多年，组织上是认可的。但现在形势变了，我们的政策也要跟着变。＂陈永贵低着头说：＂我这个人文化少，新情况理解不了。＂
临近结束时，邓小平站起来，走到陈永贵身边：＂你的辞职申请，组织上准备同意。但我想说，你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大家都记得。＂陈永贵也站起来：＂谢谢小平同志的信任。我回大寨后，一定支持改革。＂
送陈永贵出门时，邓小平又说：＂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找组织反映。＂陈永贵转过身，向邓小平鞠了一躬：＂我这就回大寨去。那里还有很多农活要干。＂
这次谈话之后不久，陈永贵的辞职申请得到正式批准。9月中旬的一天，他简单收拾了行李，带着从北京买的一些农具，坐上了回山西的火车。火车启动时，站台上送行的工作人员看到，这位曾经的农民副总理，正隔着车窗看着远处的天安门方向。
五、回到大寨后的平凡生活
1980年9月下旬，陈永贵回到大寨后，立即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他住进了自己的老房子，这座土坯房比起北京的宿舍简陋得多，但他表示：＂这才是我的家。＂第二天一早，他就拿着锄头上了地。
10月初，大寨开始试行包产到户。陈永贵作为普通社员参加了分地会议。在分地现场，他主动要了几亩荒坡地，说：＂这些地没人愿意种，我来种。＂村里的老乡劝他：＂您是从北京回来的，分好地多不好？＂他回答：＂我就是个庄稼人。＂
1980年冬天，陈永贵带头修梯田。天气很冷，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带着工具上山。有一次，县里的干部来看他，发现他正在用铁锨挖地，脸上和衣服上都是土。那位干部说：＂您歇会儿吧。＂陈永贵继续干活，说：＂地里的活儿不等人。＂
1981年春节前，村里开会讨论新年生产计划。会上有人提议要发展多种经营，种些果树。陈永贵举手发言：＂这个建议好，我家那几亩坡地就适合种果树。＂年后，他真的开始在坡地上种起了苹果树。
1981年3月，邻村来人请他去做报告。陈永贵站在台上说：＂现在是改革的时代，我们要支持改革。＂台下有人问他对包产到户的看法，他说：＂实践证明，这是条好路子。＂这番话在当地引起不小的轰动。
春耕时节，陈永贵家的地里出现了新式农具。这是他从北京带回来的，比传统农具更省力。左邻右舍纷纷来借，他总是痛快地借出去，还教大家使用方法。很快，这些新式农具在村里推广开来。
1981年夏天，大寨迎来了一批记者。他们想采访陈永贵，但找到他时，他正在田里除草。记者问他现在的生活，他指着地里的庄稼说：＂种地、收粮，就是我的生活。＂有记者注意到，他的口袋里还装着一个小本子，记录着每天的农活。
秋收季节，陈永贵家的粮食产量超出预期。村里人来看他的收成，他说：＂这是改革的好处，大家都能按劳分配。＂当年冬天，他把自己的种植经验写成材料，交给了村委会，供大家参考。
1982年春天，陈永贵开始在自家院子里搞起了养鸡。这在当时是个新尝试，他还专门到县里买了本养鸡的书学习。渐渐地，村里养鸡的人多了起来，还形成了一个小规模的家禽市场。
到了1982年底，陈永贵的果树开始挂果。第一批苹果虽然不多，但他把大部分都送给了村里的老人。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拿去卖，他说：＂我种地不是为了赚钱，是想试试新东西。＂这些果树后来成了村里发展果业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