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胡乔木在大会闭幕的那天见到邓小平：请答应我这个请求

1989年的深秋，北京的落叶纷纷扬扬。在十一届五中全会闭幕的那一天，会场内气氛庄重。胡乔木站在会场一角，目光始终追随着邓小平的身影。作为＂党内一枝笔＂的他，见证了共和国从建立到改革开放的历程，也见证了两代领袖的治国方略。多年来，他始终保持着一个习惯：低调、谨慎，从不张扬。即便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20多年，他也从未提出过任何个人请求。然而就在这一天，已届暮年的胡乔木却一反常态，主动向邓小平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请求。这个请求背后，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故事？这个一生谨言慎行的老同志，为何会在这个时候打破自己的原则？

一、胡乔木的为文之道

胡乔木被誉为＂党内一枝笔＂，这个称号并非浪得虚名。1941年，他在延安时就展现出了非凡的写作才能。当时，他负责起草《解放日报》的社论，短短三个月内就写出了90多篇。每一篇社论都立意高远，论证严密，文字简练有力。

胡乔木写作时有个特别的习惯。他总是先用铅笔写初稿，然后不断修改。每一份文稿，他至少要修改五遍以上。有时为了一个词语的准确性，他能翻阅十几本工具书反复推敲。1954年，在起草第一部宪法文本时，他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七个字的排列顺序，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确保这个称谓既符合历史传统，又能体现新中国的政治性质。

1956年，在参与起草党的八大文件时，胡乔木展现出了过人的政治敏锐性和写作功力。他提出，文件中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主要矛盾的论述要谨慎，建议增加＂在一定条件下＂的限定语。这个建议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认可。

在写作方法上，胡乔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三步法＂。第一步是搜集材料，他会把相关的历史文献、统计数据、政策文件都仔细阅读，做好详细的笔记。第二步是构思框架，他习惯用小方格纸画出提纲，每个要点都标注清楚。第三步才是动笔写作，他要求每一段都要有明确的中心，每一句都要讲究逻辑性。

1981年，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胡乔木展现出了高超的历史叙述能力。他提出要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既要肯定成绩，也要总结教训。在描述＂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时，他坚持用准确的史实说话，不回避问题，也不过分渲染。这份决议稿经过反复修改，最终成为了党史研究的重要文献。

胡乔木的写作特点是：用词精准，不用一个多余的形容词；结构严密，每一段都层层递进；论证充分，观点鲜明但不偏激。他常说：＂写文章要像外科手术一样精确。＂这种态度使他的文章既有历史深度，又有现实意义。

1983年，在一次重要会议的文件起草中，胡乔木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表述。这个提法既简明扼要，又准确地概括了党的基本路线。这个表述一直沿用至今，成为了改革开放理论的经典概括。

二、与两代领袖的深厚渊源

1941年，胡乔木在延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那时，他正在《解放日报》工作。毛泽东看过他写的几篇社论后，特意把他叫到窑洞谈话。从那时起，胡乔木开始为毛泽东起草文稿、整理资料。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经常邀请胡乔木到他的住处讨论文稿。每当这时，毛泽东都会让警卫员准备一壶浓茶。两人一边喝茶，一边讨论文章的措辞和结构。有一次，为了修改一篇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文章，他们整整讨论了一个通宵。

1949年后，胡乔木随中央领导进驻北京。毛泽东对他的工作方式更加了解：胡乔木总是带着一个笔记本，随时记录领袖的指示。1956年，在起草＂八大＂报告时，毛泽东专门给胡乔木配了一间安静的办公室，就在中南海的一角。

1975年，邓小平复出工作后，很快就注意到了胡乔木的才能。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听了胡乔木关于经济工作的汇报后，当即决定让他担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这个职务使胡乔木有机会参与到改革开放初期的重大决策中。

在与邓小平共事的日子里，胡乔木形成了一个特别的工作习惯。每次起草重要文件前，他都会先准备一份详细的提纲，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会在提纲上做批注，有时甚至逐条修改。1978年，在起草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时，邓小平就在胡乔木的提纲上做了多处修改，特别强调要突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主题。

1980年春天，邓小平提出要起草一个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胡乔木。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胡乔木带领起草组，多次往返于北京和各地之间，收集资料、征求意见。这期间，邓小平多次亲自过问决议的起草情况，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

邓小平特别欣赏胡乔木的一点是：他能准确把握领导人的意图，又能用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1984年，在起草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胡乔木提出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这个提法既体现了改革的方向，又保持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邓小平看到这个表述后连连点头。

在1986年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对胡乔木说：＂你写的东西，我看着放心。＂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两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从1975年到1989年，胡乔木参与起草了几乎所有重要的中央文件，为改革开放的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学者本色与治学态度

胡乔木的书房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场所。这间位于北京西城区的书房，四壁都是原木色的书架，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天花板。据统计，他的藏书量超过三万册，涵盖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等多个领域。每本书的扉页上都贴着他亲手写的分类标签，整齐划一。

1957年，胡乔木开始系统收集清代以来的重要史料。他特别注重原始文献的搜集，在全国各地的旧书店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有一次，他在南京的一家旧书店发现了一套珍贵的《清实录》，立即请人帮忙运回北京。这套书后来成为他研究近代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在读书方法上，胡乔木形成了独特的＂四步读书法＂。第一步是通读全文，了解基本内容。第二步是划出重点段落，做旁批注释。第三步是摘录关键内容，编写读书笔记。第四步是归纳总结，形成自己的见解。他的每本藏书都能看到密密麻麻的批注，有些甚至写满了整个页边空白。

1960年代初，胡乔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美学。他专门邀请了几位著名学者来家中讨论。这些学术讨论会经常持续到深夜，参与者包括朱光潜、宗白华等知名学者。在这些讨论中，胡乔木提出了＂美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一重要命题，引发了广泛讨论。

胡乔木还是一位出色的诗词创作者。他的诗作格调高雅，意境深远。1965年，他创作了一首《咏梅》，其中＂冰雪严寒志更坚，暗香浮动破重关＂的诗句，被后人广为传诵。在繁忙的政务之余，他经常与郭沫若、臧克家等诗人切磋诗艺。

在治学态度上，胡乔木特别强调＂实事求是＂。1978年，他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指出：＂研究历史要以史料为依据，不能主观臆断。＂这种严谨的学术态度影响了一代学人。他的书房里专门设有一个＂史料室＂，里面存放着大量的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

对传统文化的研究，胡乔木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要在批判继承中发展传统文化。1982年，他主持编写了一部《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系统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价值。这部著作成为了许多高校的重要参考教材。

在与知识分子的交往中，胡乔木始终保持着学者的本色。他经常邀请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到家中座谈，讨论学术问题。这些座谈会形式灵活，既有严肃的学术讨论，也有轻松的诗词唱和。许多青年学者都从这些交流中获益良多。

四、那一天的特殊请求

1989年11月6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结束后，胡乔木站在会场的一角，等待着与邓小平见面的机会。这一天，这位年过七旬的老同志破天荒地准备向邓小平提出一个请求。

在此之前的几个月里，胡乔木一直在整理一批重要的历史文献。这些文献包括建国以来的重要会议记录、领导人讲话稿、政策文件等。其中有许多是他亲自参与起草的文稿，有的甚至还保留着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批注。

会议结束后，在人民大会堂二楼的休息室里，胡乔木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当邓小平经过休息室时，胡乔木上前说明了自己的请求：希望能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收集、整理和研究党的重要历史文献。

这个请求背后有着深远的考虑。1988年，胡乔木曾到中央档案馆调研，发现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保存条件并不理想。有些手稿已经发黄变脆，有些油印件字迹逐渐模糊。作为亲历者，他深知这些文献对于了解党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的重要价值。

在提出这个请求时，胡乔木特别举了一个例子。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作为记录人员，详细记录了会议的全过程。这些记录不仅包括正式发言，还包括会议间隙的重要谈话。这些原始记录对于研究那段历史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为了说明建立专门机构的必要性，胡乔木还向邓小平汇报了一个具体情况。1978年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起草组花了大量时间查找原始文献。有些重要文件散落在各个部门，有些甚至已经找不到原件。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历史研究工作的开展。

胡乔木的这个请求得到了邓小平的重视。邓小平当场表示，这项工作确实很重要，应该认真研究。随后，他还特别询问了胡乔木对这个机构的具体设想。

在谈话中，胡乔木提出了三点具体建议：第一，要尽快收集和抢救重要的历史文献；第二，要建立科学的整理和保管制度；第三，要培养专业的文献研究队伍。他还建议，这个机构可以设在中央党校，这样便于开展研究工作。

这次谈话持续了约半个小时。作为一个平时极少提出个人请求的人，胡乔木这一次如此郑重其事地提出建议，显示出他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这个请求虽然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关系到党的历史文献的保护和研究这一重大问题。

五、晚年岁月里的耿耿忧思

1992年春，胡乔木在家中开始整理个人档案。他将自己保存的文稿、信件、笔记等资料分门别类，装入特制的档案袋。其中最重要的一批是他在延安时期的工作笔记，记录了许多重要会议的细节。这些笔记本已经发黄，但字迹依然清晰可辨。

在整理资料的过程中，胡乔木发现一份1943年的讲话记录。这是他在延安中央研究院的一次讲课记录，谈的是如何做好文献工作。当时他就强调，要重视历史文献的收集和保护。近50年后，这个问题仍然是他最关心的事情之一。

1993年夏天，胡乔木专门邀请了几位老同志到家中座谈。讨论的主题是如何做好党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在座谈会上，他提出了建立标准化档案管理制度的建议。他特别指出，很多重要历史事件的细节，如果不及时记录下来，就会随着当事人的离世而永远消失。

这一年的秋天，胡乔木开始着手编写一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一项工作。为了这项工作，他每天都工作到深夜。他的办公桌上常常堆满了各种参考资料，有的还做了详细的标注。

1994年初，胡乔木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强党史研究工作的建议书。在建议书中，他特别强调要重视口述历史的采集工作。他建议组织专门力量，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进行系统的访谈，将他们的亲身经历记录下来。

在生命的最后时期，胡乔木仍然保持着严谨的工作作风。每天清晨，他都会在书房里阅读当天的报纸，并做详细批注。对于重要的新闻和文章，他会专门剪报保存，并写下自己的见解。这些剪报资料后来成为了一笔宝贵的历史记录。

1994年底，胡乔木的身体状况开始恶化。但他仍然坚持关注党史研究工作。他让秘书整理了一份详细的工作建议，其中包括如何系统整理建国以来的重要文献，如何建立科学的档案管理制度，如何培养新一代的党史研究人才等内容。

在住院期间，胡乔木还专门叮嘱身边工作人员，要把他收藏的重要历史资料妥善保管好。这些资料中包括许多珍贵的手稿、批注和会议记录，都是研究党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1995年2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胡乔木仍然牵挂着党的历史文献工作。他反复强调，一个政党要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必须高度重视历史文献的保护和研究工作。这既是他一生的追求，也成为他留给后人的重要嘱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