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现形记》是晚清著名的讽刺小说，作者李宝嘉，小说最初署名“南亭亭长”。李氏还有一部毁誉参半的《南亭笔记》，其中一则记载，说清末御史汪凤墀〔疑即汪凤池，光绪二十八年（1902）任御史〕到颐和园给慈禧太后呈递奏折，发现军机大臣值班的地方不过是“三间破屋”，冷风吹得破窗户纸呜呜叫，“奇寒彻骨”。

门外聚集着一堆卖食物的小贩，人声嘈杂，“军机大臣震怒”，让人把他们赶走，可哄散了没一会又都回来了，堂堂军机大臣也奈何不得。将近中午，军机大臣纷纷出来买午餐，荣禄买的是馎饦（一种面食），王文韶买了糖葫芦，鹿传霖买了山楂糕。过不多久，太后召见两位军机大臣（隐去其名），因为挨了骂，回来后“面有惭色”，唉声叹气，而荣禄则落井下石，冷言冷语，瞿鸿禨也随声附和。见识了这一幕，汪凤墀说：“我之做官意兴，顿时冰消瓦解。”

《南亭笔记》的记载，多有不可信之嫌。不过，这一条可以得到瞿鸿禨本人回忆的印证：“颐和园军机处直庐，在东宫门外之南。初止五间，中为过道，与章京相对分坐，外临衢道，人声喧嚣。”瞿氏还特别提到，军机大臣和秘书军机章京挤在一起。颐和园直庐不过如此，而紫禁城内的直房也只是“既窄且暗”的蜗居。军机大臣人数不固定，如果达到六位，就很拥挤。

△军机处，图片来源：“国家人文历史”微信公众号

军机大臣只是兼职，本职往往是主管六部的内阁大学士或者六部尚书、侍郎。由于军机处事务繁忙，军机大臣常脱不开身，没法到部里办公，六部的司官得进宫请示。军机处边上有间小屋专供茶水，“湫隘不堪”，司官们常常只能挤在里面，等候接见。军机处对面就是军机章京的办公地，京官何刚德也进去过，“见其屋小如舟，十数人埋头作书，烛几见跋，其景况与寒窗无异”。

军机处这一有清一代最重要的中央机构，其历史沿革、规章制度等，却在清朝官修的政书中记载极少。最重要的《大清会典》，乾隆朝所修的根本没有军机处一门，光绪朝《大清会典》倒是添加了“办理军机处”，但只谈职掌。《大清会典事例》《清朝文献通考》《清朝通志》也都没有军机处一门，《清朝通典》《清朝续文献通考》虽有，然记述很简略。这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军机处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处，在正式的国家政治体制中不好定位。

严格来说，军机大臣甚至不是正式官职，理论上只是差遣。既然只是差遣，军机大臣没有品级可言，而本职工作仍得照常处理。众人眼中高高在上的军机大臣，有可能是个品级很不起眼的小官，回本职衙门还得乖乖排在正职后边。咸丰年间，就有位军机大臣，只是区区从五品鸿胪寺少卿！同样属于差遣，军机处人员没有任何独立编制，作为秘书的秘书，章京也是如此，无所谓品级，全部来自借调。

中国古代，一个机构的法定地位，非常直观地体现在其所拥有的印章上。军机处在建立之初的雍正朝就有了印章，但领班军机大臣虽然掌握印章所藏匣子的钥匙，却基本接触不到这颗神秘的印章。印匣并不归军机处保管，而是深藏宫中，由内奏事处的太监看护。每当需要在文书上盖章，值班的章京得到内奏事房请出印匣，再拿铸有“军机处”三字的金牌，找军机大臣请来钥匙，用完后马上归还宫中。现存清宫档案中，有一种《军机处印出入日记》，就是内奏事处每天记录印匣取用、归还的档案。

军机大臣的主要职责是协助皇上处理奏折，往往只是将天子的口头意见转化为正式的文字，并不能真正参与决策。当然，皇帝终究不是上帝，并非全知全能，很多时候其个人阅历、能力决定了在某些事务上他无法作出独立判断，这时候他常常委托军机大臣主持调研——遇到这种情况，军机大臣的确拥有了影响决策的巨大能量。但如果清朝皇帝不想让军机大臣参与某些政务，完全可以将其一脚踢开。

所以，军机处建立后，像明朝内阁大学士抵制皇帝的事，根本见不到——唯一的例外是文宗奕詝撒手人寰，留下孤儿寡母，以肃顺为核心的八顾命曾短暂地掌握决策权。

清朝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困扰历代王朝的中旨问题，其奥妙就在于创造性地反其道行之，将由奏折朱批与廷寄所代表的中旨制度化，使之成为王朝运转的枢纽与常态。对于包括军机大臣在内的所有清朝官员来说，他们都是遵照皇上的指示办事，都是中旨的奉行者。高宗根本不承认军机处的正式地位——“皇考时设立军机房，不过以为承旨办理机务之地，并非独重其权，显为官职也”。

△军机大臣和珅，图片来源：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截图

仁宗颙琰亲政后，一出手就整顿军机处、处理和珅，是因为高宗晚年和珅利用军机处弄权，让他忍无可忍。而和珅时代军机处权力的膨胀，不过是因为年迈的弘历倦勤，又对和珅极其信任。这和元代宰相权重是一回事，并不意味着对皇权的制约。仁宗轻而易举恢复军机旧制，充分说明军机处的短暂扩张不过是没有合法性的荒腔走板。

清末曾任直隶总督的陈夔龙著有一部享有盛名的笔记《梦蕉亭杂记》，其中谈及咸丰年间的军机大臣，曰：

尔时天子当阳，乾纲独断。任是差者不过秉承意旨，撰拟诏谕，靖共夙夜，即为尽职。文宗末造，洪杨倡乱，糜烂至十六行省。每遇疆吏奏报及统兵将帅六百里加紧奏牍纷至沓来，日不暇及。文宗每日召见枢臣，询问方略。佥云：敬候皇上训示，不敢妄参一议。

闻某中堂年已衰迈，造膝时久，俯伏青蒲，竟至鼾声大起。文宗闻之太息，但令内侍扶出，不忍加以责备。卒由上当机立断，某事如何处分；某股贼匪责成某大臣剿办；某疆吏有意推诿，力加申饬；某将领剿匪出力，破格奖励。一一处分讫，枢臣承旨而出。当时圣躬忧劳如是。

此说容有夸张，但文宗并不仰仗军机大臣，则是事实。

而何刚德也谈到，同治三年（1864）克复南京，论功行赏，在朝中主持大局的军机大臣排在了前线将帅之后，其中就有何氏的恩师宝鋆。何刚德为老师打抱不平，他说太后年轻，而且阅历尚浅，政治经验不够丰富，甚至领班军机大臣恭亲王也不过比慈禧大两岁，所知有限，关键时候往往都是宝鋆等军机大臣拿的主意。也就是说，即便在孤儿寡母执政的特殊年代，尽管军机大臣事实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得不到朝廷的正式承认。

即便在主少国疑、内忧外患不断的非正常时期，军机大臣也始终不敢越雷池半步，这足以说明清代独裁体制之强大。无怪乎晚清重臣、曾任四川总督的淮军名将刘秉璋之子，内阁大学士、帝师孙家鼐之婿刘体智感慨道：“本朝英主迭出，无取乎贵强之相，从未见有大臣匡君之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