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当业历史源远流长，其发端可回溯至南朝时期。在清代之前，朝廷对当铺的开设在管理上相对宽松。然而，自雍正六年起，政策发生转变，官方出台规定，明确要求所有开设当铺的经营者，均需向官府申领经营许可凭证，并按月向朝廷缴纳赋税。
当铺依性质可作多元分类，其中涵盖私人运营的“私典”与具备官方属性的“公典”。此外，尚有一种颇具特色的半官方当铺，其幕后出资人多为达官显贵。以清代为例，皇子成年后获封府邸，依制，皇帝会赐予钱庄与当铺，划归皇子私人财产范畴。
典当，就其本质而言，是以抵押物为依托的一种高利放贷形式。当个体面临临时性资金短缺时，可选取手头具有一定价值的物品，诸如珠宝首饰、文物、衣物、器具等，将其交付至当铺作为质押物，进而向当铺获取相应借款。
以贵重物品于当铺进行抵押，实乃一种成本高昂的经济行为，若非处于极端困境，通常不会有人选择此途径。这是由于当铺存在既定规则，典当者不仅需在规定期限内偿还本金，还得支付高额利息。利息水平存在差异，月利率有二分、二分半或三分等不同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官府对典当行业作出明确规定，所有当铺的最高月利息不得逾三分，若超过该标准，即属于违法获取不当利益。
然而，即便以最低的二分利计，其利率水平已然颇高，折合成年利率可达24%。具体而言，当典当者持物于当铺抵押，若抵押金额为一百两白银，以月息二分计算，一年期满赎回时，需支付本息共计一百二十四两白银。若月息按三分计算，则需支付一百三十六两白银。由此可见，相较于当下银行贷款的利率，典当行业彼时的利率倍数颇高。
典当行业在期限设定方面有着明确规范。其规定，典当期限存在上下限区间，上限为三年，下限为两年。当典当期限届满，若典户缺乏足够资金履行赎回义务，则该典当交易即转变为“死当”状态。在此情形下，依据行业既定规则，所典当之物品所有权随即归属于当铺。
当铺开展经营活动，若当户皆能如期赎回所典之物，其已然可获丰厚利润。而一旦出现死当情形，当铺更是求之不得。盖因当铺于初始估价阶段，一贯秉持审慎原则，遵循就低估值之策略。为达此目的，当铺在开具当票过程中，亦是殚精竭虑，力求在当票内容填写上，契合其低估值之意图。
对于熟知电视剧《大宅门》的观者而言，想必对这样一幕情节印象深刻：剧中角色老七，手持一件质地精良的皮袄，前往当铺进行典当。当铺掌柜接收皮袄后，随即大声宣告：“此皮袄已遭虫蛀鼠啮，皮毛脱落几近光秃，且面料糟朽、里衬破损，仅余这般破败皮袄一件！”
七爷因对典当行业的行情缺乏了解，遂与当铺掌柜产生争执。随后，七爷手持皮袄，转至另一家典当行寻求当押。然而，这家当铺的掌柜在收当时，所运用的专业行话竟与前一家如出一辙。
当铺施行此类举措，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能够削减抵押款项的支付额度；另一方面，在未来客户履行赎回手续时，若出现因当铺保管失当而致使抵押物“虫蛀鼠啮”的状况，当铺便可据此免除自身责任。而典当者彼时因急需资金周转，情势紧迫，自然不会就此类细节与当铺掌柜据理力争。
在典当行业领域，针对各类典当物品，当铺内部均使用特定行话。此举措旨在借助这些专业术语，从多方面精准评估与把控风险，通过优化业务流程、强化风险管理手段等，将潜在风险降至最低水平，进而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商业目标。
典当行业在业务范畴上遵循特定的行业规范。回溯至清代，该行业便存在所谓“三不当”原则。其一，神袍戏衣不予典当，此规定旨在规避可能混入的逝者寿衣、殓服等物品。其二，旗锣伞扇亦不在典当之列；其三，低潮首饰同样被拒。后两者主要是为了防止有人以琐碎物件前来戏耍，扰乱典当行业正常经营秩序。
依据典当业务流程，当铺会向典当者开具当票。就现存清代当票而言，其属于一种纸质凭证，由质地柔韧的桑皮纸印制而成。当票顶部设有横栏，其上印有当铺名号；下方分为三栏竖排布局。其中，右侧一栏填写物品的名称、数量以及质量状态；中间一栏记录典当所获银钱数额；左侧一栏则标注典当日期。此三栏内容皆为临时填注。而诸如典当期限等相关文字，在当票制作时便已预先印制其上。
鉴于当铺行业蕴含丰厚利润，彼时诸多王公贵族与内廷太监纷纷投身其中，意图在这一领域分得一杯羹。因其皆具备官方背景，相较于普通当铺，他们在市场竞争中更具优势。故而，民众往往倾向于选择此类当铺进行典当交易。盖因这类当铺依托官方背景，给人一种即便经营不善歇业，亦有迹可循、责任可究的可靠感。
自乾隆时期起，于京城及各省重镇，诸多当铺的幕后经营者中，不乏当朝官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内务府官员在其中占据相当比例。这些官员凭借贪污受贿所敛之财，大规模投资开设当铺，进而对商民进行盘剥。
以清代巨贪和珅为例，其名下当铺数量颇为可观，达数十之众，且每家当铺所具本银皆逾数万两，足见其富可敌国。和珅获罪后，嘉庆帝将其当铺悉数没收。此批当铺，部分归入内府，以充皇室用度；部分则赐予诸兄弟，以表皇恩。
清末之际，伴随近代银行体系的逐步构建，传统典当行业受其冲击，渐趋式微。然而，在基层民间经济活动范畴内，典当业仍保有一定市场份额。直至新中国成立，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深刻变革，典当行业彻底丧失存续基础，至此正式从历史进程中销声匿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