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辽国的前身是亚奴隶制贵族部落所领导的游牧社会。之所以称之为亚奴隶，本质是因为，除了基层对人种的非理性、野蛮化管理统治之外，最高的政治阶级，也并没有形成庞大且高效生产的国家机器，于是，向下的统治随意化，向上发展零散化，此类的民族特征，只能称之为不完善的奴隶制社会，即为亚奴隶！

耶律阿保机和述律平经历部落的征战，矛盾纠纷后，成功开辟辽国，完成了“可持续发展”政权的打造。最初的契丹八部之间，地位大为平等，除了选举出“夷里堇”作为军事威望者，领导者之外，其余的一切商业或生产都是完全自治，互不干涉。而辽国的出现，打造了统一化的税收体系，更加细分的阶级化管理，这样的成长是具有积极意义。其中国家机器的建立，也对当时在北方草原境内的汉人给予极大的生存缓和性，根源来自于契丹理性政治化的民族管制！

再到后来，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建立后晋。辽国境内的汉族人口出现暴增，加上国内本来的渤海、东部汉人，燕云十六州的并入，令辽国面对汉人的管理，出现了一定的急迫性，成为主要的政治问题。从军事上来说，游牧骑兵的确要比南方中原、农耕文化更强，但是文化、政治以及经济建设方面，汉族却是远超辽朝，所以辽国统治者对汉人的管理以及同时进行的国家生长就成为了两个捆绑在一起的政治修炼，这也是辽国走上“汉化之路”大背景！

公元916年，辽国正式确立。早期的耶律阿保机手下有两名最为主要的汉人官臣，一为随着述律平陪嫁而来的汉人奴隶韩知古，二为从南面中原政权不得志而来投靠的汉人韩延徽。韩知古为玉田韩氏，韩延徽则是幽州韩氏，最初，二韩地位相当，都是耶律阿保机“以汉制汉”的重要一环！

二韩分治

辽国未建立之初，二韩在耶律阿保机的麾下，各有分工。韩延徽主战争，韩知古主内务和进言，虽说两者专事不同，但本质都是耶律阿保机“辩证”看待民族问题的重要幕僚，其中就体现了辽太祖本人的政治野心是不小的，起码拥有了如同唐太宗一般的“二元化”思维，即草原与农耕思维的结合，有以这两个官员为首的汉人参与政治，耶律阿保机可以令奴隶制社会加速蜕变，成为根基巩固的“官税循环”合理的政治王朝！

韩延徽：倡议战后“农业思维”

早期契丹部落为了积蓄开辟王朝的力量，也同样在汲取农耕的精华，但是每到征战，契丹的匈奴本性暴露无遗，导致众多汉人被战争波及后，纷纷奔逃，契丹人这样的行为意义和杀鸡取卵无异。面对困局，耶律阿保机就请教韩延徽，韩延徽便提出了“树城郭，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以故逃亡者少”（《辽史·列传第四》）

这套“汉人逻辑”，不仅是用于对汉人的征战维稳，更是面对室韦部、党项以及其他的中小型部落。韩延徽以汉人的“小农经济”作为稳定人口流失的基础，更提出了“树城郭，分市里”此类建立避免风餐露宿，且有完善的商业贸易生态体系的居所。这样的构思自然是打动了耶律阿保机，与原本的草原的莽撞统治，要科学得太多！

韩知古：政治内嵌汉文化

韩知古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掳到述律部，鉴于他的性格，韩知古更像是一个“相臣”。虽神册年初被立为节度使，可结合在建国前的表现，韩知古更擅长于对契丹政治的改造和内容增量。

神册年间设有汉儿司。汉儿司的职能也是与其名同义，那便是“汉族的专属管理机构”。韩知古就是最早的汉儿司负责人，封为“总知事”，并且主管诸国礼仪。由官职可见，耶律阿保机对韩知古开放权力的程度是不小的，最重要的还不只是让其管理汉人，而是“主礼仪”，礼仪之事，甚深者，影响民族和国家根基，耶律阿保机用一个汉人来主礼，这就体现了，辽国统治者对走上汉化道路的一种默认！

时仪法疏阔，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使国人易知而行。——《辽史·列传第四》

辽初“时仪法疏阔”，这里所说的“疏阔”的参照物是汉人丰富的文化根基。契丹是游牧，“兵力至上”的野蛮文化，原以武力定地位。而耶律阿保机也向往用礼法分阶级，走上稳定的统治道路，于是韩知古就应承辽国统治者的想法，参与契丹的旧俗改造，加之汉文化圆润弊端，让汉文化成为契丹国政的一种特色，更成为契丹国的一种风向！

二元化管理

辽国最早的官制，始于唐朝，看《辽·百官志》可发现，和唐宋制并无太大差别。但是辽国有自己建立在汉官制之上的民族特色，那便是“南北面官制”。南北官，分管军政，游牧与农耕的民生，北面官管理契丹国事和军事大权，南面官管理文化、财政、礼仪、民生和汉人的事务。这是耶律阿保机最早接受二韩建议，所开辟的“二元化”管理制度的成果，类似于近现代的一国两制！

最早的南北机构，是根据“夷里堇”所分开的两部，号为南北院，也号为南北府，雏形诞生于公元922年。南北即是机构，也是各类官员的前缀，根据《辽·百官志》记载：“契丹北枢密院。掌兵机、武铨、群牧之政，凡契丹军马皆属焉。......契丹南枢密院。掌文铨、部族、丁赋之政，凡契丹人民皆属焉。”

总体而言，除了给予北院的军事体系“诏正班爵”之外，南院的掌“部族、丁赋”，更体现了契丹游牧开始重视赋税以及奴隶矛盾的关系调整（最初的诸多部落，都是契丹奴隶，并非封建公民，包括但不限于汉人）。这样二元化的管理特色，即是北方匈奴开始走向理性的尝试，也反映了游牧民族浅薄的政权管理底蕴。

因为南院带有“少数民族”以及“仿汉管理”的特色，于是在太祖和太宗朝，韩延徽与韩知古先后拜中书令，权力极高，不仅参议政事，也有决策的职能。到了辽世宗朝，韩延徽还官拜南院宰相，正式确立了南院汉人的地位，也高速推动了各项汉化的工作！

辽的汉化，自太祖朝到接受中原燕云十六州之前，都属于在探索以及试错阶段，虽说对旧制有着极大地改善，可对于汉与其他少数民族而言，因为游牧和农耕之间的地位差距太大，低下的性质并没有被太大改变，奴隶制社会本质根源仍旧极深。公元936年，据《辽·地理志》记载，“太宗立晋王，石晋归还燕云十六州之地”，也正是这一次的南京版图扩张，涌入了大量“汉属性极高”的汉人。

他们携带完整的农耕文化而来，他们自给自足，有着丰富的汉族文化，辽国统治者就不得不重视这批正统，安稳生存环境的汉人。于是自此起，辽朝自太宗乃至景宗，都在逐渐提高汉人地位，以汉人的礼法作为划分阶级的本质核心，其中更不乏逐渐提高二韩以及其后代的在野参政地位，而在这个过程中，韩延徽一脉逐渐落没，而韩知古一脉，在韩匡嗣与其子韩德让手上，把玉田韩氏的地位推至最高。

发迹于景宗朝

韩知古的几个儿子中，从大儿子韩匡图到七子韩匡赞，就有四人任节度使，其中还有两位封王，就是“燕王韩匡嗣”以及“邺王韩匡美”。而韩匡嗣又任卢安军节度使，韩匡美任天雄军节度使，可见，韩知古的儿子辈，在辽朝的地位中更是节节攀升，开枝散叶。

但后来，由于满城之战中，韩匡嗣因为过份自大，没有听从耶律休哥的警戒，盲目信任了宋军李继隆等人的诈降计，导致此次辽军大败。自此回朝后韩匡嗣受辽景宗处分，几乎致死，但由于萧燕燕及一批外戚的求情，加上辽景宗幼年与韩匡嗣本来就交好，韩匡嗣就仅是被剥削爵位，“打入政治冷宫”。最后在公元982年，韩匡嗣老死。

不过韩匡嗣的去世并不代表玉田韩氏就此落寞，因为韩氏还有一位传奇人物：韩德让。韩德让在比满城之战更早之前的“幽州保卫战”中，联合耶律休哥，大败北伐宋军，建立奇功，而且韩德让幼年曾和当朝帝妻萧燕燕互为青梅竹马，作为辽开朝功臣韩知古之孙，燕王之子，本来就拥有政治以及军事天分的汉人韩德让，背景深厚，就更加被辽景宗重用。

在幽州保卫战之后，韩德让被升为辽兴军节度使，在公元981年，韩德让被任命为南院枢密使，此时，韩德让不仅身兼军权，更是参与了南院的政治事务，职能属性多样！

摄政于圣宗朝，高度汉化辽国

公元982年，韩德让刚任南院枢密使不久，辽景宗就驾崩了。景宗驾崩，辽野又开始出现动荡，而皇后萧燕燕迅速作出对策，立即召见了韩德让以及耶律斜珍，获得他们两个的助力，扶持耶律隆绪登基，是为辽圣宗，萧燕燕临朝称制。此后，萧燕燕更是和韩德让再续前缘，两人如同夫妻，萧燕燕极度信任韩德让，韩德让也同样以自己的能力回馈辽国的政治建设！

与耶律斜轸俱受顾命，立梁王为帝，皇后为皇太后，称制。隆运总宿卫事，太后益宠任之。——《辽史·列传第九》

在统和年初，韩德让既是南院枢密使，又被萧燕燕加以“政事令”的议政，决策的身份。到了统和十一年，韩德让先是继续任职北院宰相，在同年耶律斜珍死后，韩德让兼任北院枢密使，官拜大丞相，这一年，韩德让的政治权利以及朝野地位达到顶峰。

韩德让数十年的摄政生涯，主要功绩在于推动律法，形成“同罪同治”的法律环境，拉平了契丹民族和其余民族之间的地位，其次还重启科举，形成完善的科举体系，任用汉官，令原本契丹朝廷的“世袭官职”变为“选官制”，任贤者为用，尊汉法，形成“胡汉一体，胡尊汉礼”的局面！

同罪同治：摆脱奴隶社会的不平等！

早期的辽国社会，存在着“契丹及汉人相殴致死，其法轻重不均”的现象，同样的罪行，因为种族的不同，受罚结果也各异，这其中体现的本质就是落后的奴隶制，不利于辽政权的全面发展，更容易加剧民族矛盾。于是在统和十二年，辽圣宗颁布“诏契丹人犯十恶，亦断以《律》。”的诏令，背后的推动者，即为韩德让。

早期的辽国社会，存在着极多游牧民族的野蛮作风，这也是游牧政权自古以来的弊端之一，就连辽穆宗以及辽世宗都是死于契丹人之手，可见当时的契丹民风是何等的肆无忌惮，所以，同罪同治，是韩德让效仿中原王朝，以及唐王朝的律法特色而制定的，久而久之，就能令契丹正式成长，成为阶级分明，法度普及，人人受之的“条理性”社会，即为封建社会。

重启科举，选汉官：摒弃世袭

辽朝早期经历过昏庸的辽穆宗时代，那个时代，统治阶级动荡，由于作风彪悍，匪性极强的原八部重要的后代都在辽国高级的政治体系当中。因此，耶律皇权地位实则是存在巨大挑战的，而这些契丹豪强，政治集团，与隋唐的“关陇世族”本质几乎无异，对此情况，韩德让的改革方针即是：恢复科举，效仿武则天，重用基层人才，削弱豪强地位，培养皇权心腹，最大化地巩固耶律家族地位！

根据《中国科举制度通史·辽金元卷》的阐述，在公元938年，由于燕云十六州的汉人忽然暴增，辽太宗曾开展过选举汉官的科举，但是这时期的统治者，随意性以及民族自我良好感受极强，并没有严谨对待，到了穆宗朝，更是无头无尾地被废除，汉人出头的方式就更少了。

统和六年，“是岁，诏开贡举，一人及第。”（《辽史·圣宗本纪》）科举被重新启用，辽境内汉人重新有了新的从政道路，不至于荒废才能，而且辽国的科举的早期特点是，“仅允许汉人、渤海人参与科举选拔，契丹本部人一律不准参与”。这其中给科举增加了专属性，保证选官的平等意义，不再似以往的科举制度一般，容易夭折！

圣宗朝的科举特色：

程文分兩科，曰詩賦，曰經義，魁各分焉。三歲一試進士，——《契丹国志》

“诗赋”“经义”，本质其实就是汉文化里的“四书五经”，圣宗朝的科举，沿用的就是唐朝的科举风范，以此来换取汉人才。而这也体现了，在当时契丹高级政治层中，汉人以及汉文化的缺乏，也可见韩德让的一力推动，效果是非常之大的，而科举制度进行之后，往后数十年里的辽朝任官中，汉人占据三成左右，这三成汉官，也是辽国未来的社会和政权性质向中原王朝靠拢的重要核心力量！

韩德让摄政期间，这两件事务的改革，既让辽的“人权性、民族性”向汉文化的“封建性质”靠拢，更给自古以来“不学无术”的契丹民族，给予了汉人传承最为高效的“学习选举之法”，由此两件改革中，赋予辽国的生命力无疑是非常强大的，也令萧燕燕的执政期间出现了辽国“中兴”的局面！

自韩德让进行了科举重启以及改革之后，汉人官员的仕途渠道被接通，契丹国往后就出现了“汉化自循环”，因为自辽太宗科举断裂后，辽国内几乎没有基层汉官填充契丹的政治职能，“专属性”的科举制度，保证了政治的权力平衡，也让辽开始走上“中原王朝”的特色政权之路！

承汉车辂制

如辽国本来贵族是没有帝王豪华的车辂供以出行，“契丹故俗，便于鞍马。随水草迁徙，则有毡车，任载有大车，妇人乘马，亦有小。”——（《辽史》）

但到了辽圣宗的太平年间，就出现了“行汉册礼，乘黄令陈车辂，尚辇奉御陈舆辇”的现象，这时候的辽国统治者在韩德让改善了汉人仕途环境后，有新的汉人加入议政或完善辽礼乐、礼法的机构，就同样令辽国皇帝尊汉文化，“行汉册礼”，而且《辽史》的《仪卫志》中有记载，“盛唐辇辂，尽在辽廷矣”，由此体现了辽国礼法的高度汉化！

承汉官服制

乾亨以后，大礼虽北面三品以上亦用汉服；重熙以后，大礼并汉服矣。常朝仍遵会同之制。——《辽史·仪卫志》

在景宗之后，韩德让摄政，当时就改变了汉官服的穿戴阶级，原本除了皇帝要穿之外，北面官三品以上都需要穿着汉服，而三品以上的北面官，又是辽国政治的最高基础。再之后，到了辽兴宗的重熙年间，大礼的场合都要穿着汉服，以示对沿用汉文化的一种尊敬和标榜正统！

因此，可以说辽国的汉化改革，实际上在诸多层面要比先前大多数胡人改革更为彻底，不仅从“帝王五辂”，“汉官服”上进行基本整改，更在经济模式，管理思维上几乎全部仿汉。其根源就在于，有过相当于辽国皇帝的韩德让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韩德让做为汉人，自然也会不断发扬自己优越的民族文化，正是因此，辽圣宗才尊韩德让如“父亲一般”，而当时的契丹贵族，也是对韩德让心服口服，辽曾有称，“契丹三贵族，耶律、萧、韩”，其中韩便是“玉田韩氏”！

韩德让是辽国“汉人地主阶级”的绝对的典范，他的显赫发家，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必然，因为辽国自耶律阿保机起，就在找寻维持王朝长久的道路，而南方中原王朝的农耕思维，严谨丰富的汉文化，正是辽国皇帝所需要的。

于是辽国的发展，和汉人韩氏，韩知古、韩德让等，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共同性，加上后来韩德让其本人与萧燕燕的关系特殊，才导致韩德让几乎垄断朝纲，成为“实质皇帝”，这是汉人在辽朝的一个地位巅峰，也是奴隶制改善后的一种政治包容！

虽然韩德让之后，辽朝汉人再无如此显赫的地位存在，可玉田韩氏，“官至拜相者仍有七”。这就体现了，玉田韩氏无法撼动的一种国家地位，自韩知古起，一步步摆脱奴隶，再到二代“匡字辈”巩固并平等于契丹，最后韩德让推动到“三贵族”的地位，不亚于皇族，这也是玉田韩氏后人，仍能官至中央的根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