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他是第一个开枪抵抗日军的中国人，结局如何？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
引言：
1931年9月18日的夜晚，沈阳北大营内枪声大作。面对日军蓄意制造的＂柳条湖事变＂，一位身着警察服的中国军官毅然下令开枪还击。在当时＂不抵抗＂政策笼罩下的中国，这一枪不仅打响了东北抗日的第一声，更在中华民族的抗日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是张学良的亲信，是东北军中的杰出将领，更是一位饱含爱国热血的志士。然而，正是这份忠于祖国的赤诚之心，却让他陷入了难以预料的命运漩涡。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机缘，让这位抗日英雄最终没能等到新中国的曙光？他又经历了怎样悲壮的人生轨迹？
一、少年立志 报国怀
世人常说，英雄自少年。1902年，黄显声出生在辽宁岫岩县石庙子镇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这个偏僻的小镇紧邻日本租借地旅顺口，镇上的百姓经常遭受日本浪人的欺凌。一次，年仅十岁的黄显声亲眼目睹日本浪人殴打一位老农，却无人敢于出面制止。这一幕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石庙子镇虽然偏僻，却有一位退隐在此的老秀才。这位老先生收了黄显声为徒，教他读《史记》《资治通鉴》。在一个个寒窗夜读的日子里，少年黄显声在历史典籍中汲取着民族气节的养分。老先生常对他说：＂读史明志，读史立德。＂这句话，成了黄显声一生的座右铭。
1919年，年满17岁的黄显声考入了北京大学补习班。当时的北大，正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热潮刚刚退去，校园里依然弥漫着浓厚的爱国氛围。在这里，黄显声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学，他们常常聚在一起讨论救国方略。
一次偶然的机会，黄显声在北大图书馆翻阅到了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书中＂振兴中华＂的宏愿让他深受触动。那一年冬天，他给家乡的老师写了一封长信：＂今日之中国，外有列强环伺，内有军阀割据。欲改变现状，必先习武强军。＂
这封信体现了黄显声对时局的深刻认识。1920年春，他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报考东北陆军讲武堂。临行前，他在日记中写道：＂文人论政、书生报国，终觉无力。唯有投笔从戎，方能保家卫国。＂
在北大的最后一个学期，黄显声的表现格外引人注目。他组织同学们成立了＂救国读书会＂，邀请进步教授们开展专题讲座。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得知后，亲自为读书会题写了＂爱国进步＂四个大字。
离开北大前，黄显声特意去拜访了在北大任教的李大钊先生。李大钊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军人当以保家卫国为己任，切莫成为军阀工具。＂这番话，黄显声牢牢记在心里。
就这样，1921年初春，黄显声告别了北大的校园生活，踏上了前往沈阳的火车。这一年，他19岁，正值青春年少。此时的他怀揣着满腔报国热忱，憧憬着在军旅生涯中实现理想。然而，他不会想到，这个选择不仅决定了他的人生轨迹，更让他在中国抗日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戎马生涯显才华
1921年春，东北陆军讲武堂迎来了新一批学员。在众多学员中，黄显声以优异的笔试成绩和过硬的体能表现脱颖而出。讲武堂的课程设置严格，除了军事理论和实战训练外，还包括外语学习。黄显声凭借在北大打下的日语基础，很快成为日语课的佼佼者。
在讲武堂期间，黄显声专门研究日本军事著作，钻研日军战术特点。他撰写的《日本陆军编制研究》一文，引起了教官们的高度重视。这篇文章详细分析了日军的组织结构、装备配置和战术特点，为后来东北军研究日军提供了重要参考。
1923年，黄显声以优异成绩从讲武堂毕业，被分配到东北军第七旅任连长。上任伊始，他就改革了部队的训练方式。他根据东北地区的地理特点，创新性地提出了＂冬季雪地战术训练＂方案，这一举措大大提高了部队在严寒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1925年秋，张学良视察第七旅时，黄显声所在连队的演习表现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后，张学良亲自过问，将黄显声调至自己的警卫团，任营长职务。在警卫团期间，黄显声负责制定警卫方案，他独创的＂三重警戒圈＂模式，有效提升了警卫工作的效率。
1927年，东北军开始整军改制。张学良任命黄显声为沈阳警察局第三分局局长。在这个位置上，黄显声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情报网络。他招募了一批通晓日语的警员，专门负责监视日本在沈阳的可疑活动。通过这个网络，他掌握了大量日本在东北的军事部署信息。
1929年初，黄显声向张学良递交了一份详细报告，指出日本正在关东州集结军队，并预测日军可能会采取突袭行动。这份报告引起了张学良的高度重视，随即加强了沈阳地区的防务。同年，黄显声被提升为沈阳警察局副局长。
在担任副局长期间，黄显声多次破获日本特务案件。1930年夏，他带队捣毁了一个日本特务机关在沈阳的秘密据点，缴获了大量情报文件。这次行动严重打击了日本在沈阳的特务活动，也让黄显声成为日本关东军重点关注的对象。
1931年春，黄显声再次向东北当局提交警告，指出日军在沈阳周边的异常调动。他建议加强铁路沿线的戒备，特别是柳条湖地区。然而，由于当时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这些建议并未得到足够重视。
在张学良的支持下，黄显声秘密组建了一支由退伍军人组成的特别行动队。这支队伍表面上是普通警察，实际上经过专门训练，可以在必要时执行军事任务。这支队伍后来在＂九一八事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抗日先驱显身手
1931年9月18日深夜，沈阳城内一片寂静。当晚10时许，驻守北大营的官兵突然听到柳条湖方向传来剧烈爆炸声。作为沈阳警察局副局长的黄显声正在局里值班，接到前线电报后立即带领特别行动队赶赴现场。
抵达柳条湖附近时，日军已经开始进攻北大营。按照当时＂不抵抗＂政策，驻守部队本应撤离。然而，黄显声看到日军正在架设重机枪，明显是准备对北大营发动全面进攻。此时，他当即命令特别行动队就地构筑工事，准备抵抗。
当夜11时30分，日军向北大营发起猛烈进攻。在这关键时刻，黄显声下达了开火命令。这一声枪响，不仅打破了东北的宁静，更打响了中国军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特别行动队凭借事先构筑的防御工事，成功阻击了日军的第一波进攻。
战斗持续到19日凌晨，日军出动了坦克和装甲车。面对装备优势明显的日军，黄显声指挥部队采取游击战术，一边打一边撤。这种灵活的战术使得日军的优势装备难以发挥作用，也为北大营主力部队的突围赢得了宝贵时间。
在撤退过程中，黄显声带领特别行动队采取了一系列破坏行动。他们炸毁了日军可能利用的桥梁，切断了电线，设置了路障。这些行动大大延缓了日军的推进速度。特别行动队还成功救出了被日军包围的北大营医院的伤员，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城内。
9月19日中午，日军占领了沈阳城。黄显声带领剩余队员转入地下，开始组织秘密抵抗。他利用此前建立的情报网络，收集日军动向，并将情报传递给撤退的东北军部队。同时，他还组织人员秘密转移军用物资，防止落入日军手中。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黄显声的特别行动队多次对日军实施袭扰。他们破坏日军的通讯设施，袭击日军的补给线，甚至还炸毁了日军在沈阳设立的一个弹药库。这些行动虽然规模不大，但大大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1932年初，日军开始大规模搜捕抗日分子。黄显声的行踪已经暴露，不得不离开沈阳。临行前，他将情报网络的负责人分散安置，确保这个地下组织能够继续运作。在离开沈阳的路上，他还组织了一次成功的伏击，击毁了一支日军巡逻队。
这段抗战经历让黄显声在东北民众中声名鹊起。他不仅是第一个下令对日军开火的中国军官，更是组织有效抵抗的典范。他的事迹在东北各地流传，激励了更多人投入抗日斗争。然而，正是这份赫赫战功，也让他成为了日本特务机关的重点追杀对象。
四、辗转南下续抗战
1932年初春，黄显声辗转来到上海。此时的上海正值＂一二八事变＂后期，城市处处可见战火痕迹。抵达上海后，黄显声立即与当地抗日力量取得联系，将东北的情报传递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他带来的详细情报，为军委会制定对日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上海期间，黄显声遇到了几位从东北撤退的老部下。他们带来了一个特殊的请求：东北各地正在组建抗日游击队，急需有经验的指挥官。考虑到自身在东北的熟悉程度，黄显声决定重返东北。1932年夏，他改名换姓，乔装成商人，经过北平秘密潜回东北。
回到东北后，黄显声先后辗转吉林、黑龙江等地，协助当地抗日队伍建立组织。他根据在警察局和特别行动队的经验，为这些游击队制定了详细的训练计划。特别是在情报收集和秘密联络方面，他创立的＂地下交通网＂体系，成为后来东北抗日力量的重要组织方式。
1933年春，黄显声在吉林省组建了一支300人的抗日武装。这支队伍采用游击战术，专门袭击日军的补给线和孤立据点。在他的指挥下，这支队伍先后进行了数十次成功的突袭行动，其中最著名的是夜袭虎林日军弹药库，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
然而，随着日军对东北控制的加强，游击队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1934年初，黄显声的队伍在一次行动中遭遇日军包围。经过激烈战斗，队伍损失惨重，黄显声本人也身负重伤。在当地农民的帮助下，他才得以脱险。
伤愈后，黄显声意识到继续留在东北已经难以开展有效的抗日活动。1934年夏，他再次南下，来到南京。在南京期间，他向军事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详细的《东北抗日游击战经验总结》，这份报告后来成为国民政府制定抗日战略的重要参考文件。
1935年，黄显声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情报处东北组主任。他利用在东北建立的情报网络，继续收集日军动向。同时，他还负责培训情报人员，将自己在东北的实战经验传授给更多抗日志士。
1936年底，西安事变爆发。作为张学良的老部下，黄显声积极参与调停工作。他多次往返于南京和西安之间，传递各方意见。在这个过程中，他始终主张应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主张与他此前的抗日实践是完全一致的。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黄显声被派往武汉，负责对日特工工作。他组建了一支特别行动队，专门打击日军在后方的特务活动。在他的指挥下，这支队伍成功破获了多起日军特务案件，保障了武汉的后方安全。
然而，就在抗战事业如火如荼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却将这位抗日英雄卷入了致命的漩涡之中。战火纷飞的1938年，黄显声即将面临他人生中最后的考验。
五、壮烈牺牲终无悔
1938年夏，武汉局势日趋紧张。黄显声正在指挥特别行动队打击日军特务活动时，一份来自军事委员会的紧急命令将他召回南京。抵达南京后，他被告知因涉嫌与日方特务机关有秘密联系而被停职调查。
这个指控源于一份据称从日军特务处缴获的文件，文件中提到有一位代号＂青松＂的国民党高级情报官员与日方保持联系。由于黄显声曾在东北工作期间使用过＂青松＂这个代号，加上他熟悉日语且与日方打交道频繁，这些巧合使他成为调查的重点对象。
在被扣押期间，黄显声多次申辩，指出这很可能是日方的离间计。他提供了自己在东北和上海期间与日军对抗的详细记录，包括组建特别行动队、指挥抗日游击队等事迹。然而，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这些申辩并未得到采信。
1938年10月，军事法庭对黄显声案进行审理。庭审中，检方出示了多份所谓的情报往来文件。黄显声当庭指出这些文件的多处破绽，比如其中提到的某些地名与实际情况不符，文件使用的暗号体系也与日军惯用手法不同。他断言这是日本特务机关精心策划的陷害。
与此同时，他的多位旧部和同僚纷纷为他作证。有人提供了他在＂九一八事变＂中率先抵抗日军的详细经过，有人证实了他在东北组织抗日游击队的事迹。然而，在当时的特殊形势下，这些证词并未改变军事法庭的判决。
1938年11月15日，军事法庭以＂通敌罪＂判处黄显声死刑。判决下达后，他提出的上诉也被驳回。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写下了一份遗书，详细记录了自己投身抗日事业的经历，并称＂纵使抱憾而死，亦无怨无悔＂。
1938年12月1日清晨，黄显声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英勇就义。临刑前，他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展现了一个抗日志士的铮铮铁骨。他的从容就义，让在场的人都为之动容。
1945年抗战胜利后，有关黄显声案的新证据逐渐浮出水面。原来，当年那份所谓的日军特务处文件确实是伪造的，是日本特务机关为打击中国抗日力量而精心设计的离间计。据一位被俘的日本特务供认，他们专门选择了黄显声这个目标，就是因为他在东北的抗日事迹太过突出。
1946年，军事委员会对黄显声案进行了复查。经过详细调查，最终确认黄显声是被日方陷害，完全推翻了原判。1947年，国民政府正式为黄显声平反，追认其为抗日烈士，并追赠上将军衔。
黄显声的一生，是典型的民族气节与历史悲剧的交织。从东北讲武堂的优秀学员，到＂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先驱，再到被诬陷惨遭不白之冤，他的人生轨迹深刻映射了那个战火纷飞年代的特定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