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十三个留学生来到日本，他们穿着长袍马褂，头上还留着辫子，这是一群奇怪的人，他们来到这里想要学习新知识，但是很快就有四个人受不了回国了，这是为什么呢？
这些留学生刚到日本就遇到了很多困难，他们不习惯日本的饮食，觉得日本菜又少又淡，根本吃不饱，有些生的食物他们更是难以下咽，住的地方也很小，榻榻米上睡觉对他们来说很不舒服，这些生活上的不适应让他们很想逃跑回家。但是更让他们难受的是出门后遇到的各种规矩，日本人走路要靠左边，不能大声说话，不能随地吐痰，不能在街上闲逛，衣服要整洁，还要尊重女性，这些规矩对他们来说都很陌生，让他们觉得很不自在。
最让他们难过的是，走到哪里都会有人盯着他们的辫子看，眼神里充满了鄙视，这让他们感到很受伤，只能尽量躲着日本人，缩在中国人的小圈子里，但是这样又会觉得很无聊很孤独。虽然生活这么艰难，但是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日本留学，从1899年的一百多人到1906年的七千多人，人数增长得很快，实际上可能还不止这么多，因为有些人是自己掏钱来的，没有被统计到。
日本人一开始对这些中国留学生很好奇，但是很快就习惯了，甚至出现了一些专门为中国学生开的学校，有些学校一周就能发毕业证，被店中国餐馆也从两三家增加到三十多家，日本人对里面吵吵闹闹的中国学生很不满，说他们只知道吃，不好好学习。还有一些专门为中国人开的书店、印刷所和当铺，里面的店员也开始学说中文了。
房东们对这些中国学生也很不满，因为他们在墙上乱涂乱画，把榻榻米弄得很脏，所以就把这野蓼的中国租客赶走了。因为主流社会不接纳他们，很多留学生就喜欢去警察管不到的地方，和一些不好的人来往，比如皮条客、妓女和卖鸦片的人。日本报纸经常报道这些丑闻，导致日本人要求政府加强对留学生的管理，甚至有人要求把这腐败的中国留学生从神圣的日本帝国
这些留学生心里总是在问自己，为什么要来日本？为什么要学习？这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们。以前中国一直是向日本输出文化的国家，但是甲午战争后，日本变强了，中国人不得不重新看待日本人，但是又不愿意放下自己的骄傲，觉得向日本学习是一件很丢脸的事。1897年底，德国占领了胶州湾，俄国又占领了旅顺和大连，一些中国官员提出要联合英国和日本来对抗德国和俄国，一些主张变法的人也提出要向日本学习，让国家变强。
日本人看到中国被瓜分的惨状，也感到很担心，觉得中国的危机会影响到整个东亚的局势，为了保护日本的利益，他们觉得不能让中国继续衰落下去。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对中国的情况有这样的看法，他觉得欧洲列强到哪里，就会在中国的地图上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最后中国的地图可能会变成红色、黄色、蓝色等不同的颜色，中国就像犹太人一样，国家灭亡了但是民族还在，日本也要为这种情况做准备，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日本陆军虽然和政府关系不好，但是他们觉得黄种人和白种人应该对抗，所以提出中日应该联盟的想法。他们经常派人去和张之洞、刘坤一这些中国官员谈，说要保护东亚，中日应该互相帮助，还主动帮袁世凯、张之洞这些人训练新军。一些日本民间人士则批评政府的外交政策太现实，不愿意接受欧美主导的国际秩序，他们想要打败西方的阴谋，建立一个全新的东亚秩序。1898年成立了东亚同文会，1901年又成立了黑龙会，这些民间组织比官方更理想主义，做事也更激进。
对清朝来说，日本就像是卖西方知识的二道贩子，又便宜又实惠。日本政府对留学生的要求不严，不需要办护照，而且日本离中国近，生活和学习费用都比较低，就算家里不是很有钱的人也能自己掏钱来留学。更重要的是，中国正在进行新政改革，需要快速见效，没时间慢慢向西方学习，所以就直接向日本这个好学生抄作业。从那以后，中国和日本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靠近了彼此，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是西方的知识，连日本的东学也影响了中国。
清朝的新政基本上是照着日本的样子来的。他们先派人去日本调查情况，和中国的情况比较一下，然后组织培训班，听日本学者讲课，不懂的地方就看伊藤博文等人的著作，就这样一点一点把明治日本的制度搬到中国来。清朝宣布要准备立宪后，改革官制成了首要任务，但是这么重要的事情竟然是由十几个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年轻人决定的。有个叫赵炳麟的官员上奏说，他把日本的文武官员表和中国的新官制一一对比，发现有九成都是一样的。他很心痛地难道我们国家的大变革、大制度，能靠一两本日本书和十几个留学生来制
制度的改革还是其次，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影响。1862年，一个叫西周的日本知识分子去荷兰留学。他从小学习朱子学，后来又对徂徕学感兴趣。美国人的黑船本后，他想了解创造出这些东西的文化，所以就出国了。1865年，西周带着很多知识回国，他想把复杂的西方知识转化成日本人能理解的东西。要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别人的概念是很难的，但西周成功地在东西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他用的材料就是汉语。
比演西方很重要的一个词，英文是deduction，西周把它定义出之思考方个词出自《中庸章句序》中的互演绎，作为此书，本来的意思是考察、验证，西周解释为是延长的意思，绎是剥茧抽，把它变成了西方学问中的重要术语。西周用汉语是不得已的，因为日语不够简洁，而汉字造词能力强、文化积累丰富，无论多复杂的概念，汉语总能找到合适的词语。
据学者研究，西周给了一百多个汉语新的意思，比如理性、悟性、命题、先天、后天、经验、现象、物质、分解、具体等。如果找不到合适的汉语，他就自己创造新词，比如主观、概念、概括、定义、理想、盖然、外延、内包、全称、特称、反证等，一共有240个，如果加上借用词、再生词，就有600多个。西周在课堂上教这些新汉语的时候，可能想不到这些词会让东亚的精神世界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后来，又出现了很，比如哲学、物理、形而上、共产、反动、动员、工会、盲肠、摄影等等，数不胜数。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与西方接轨的东亚文化体系，而日本在这个新体系中掌握了绝对的解释权。
当中国学习日本的时候，不可避免要使用这些新汉语，汉语也因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03年，张百熙、张之洞等人在《学务纲要》中指现在年轻人的习惯，喜欢在文字中使用外国名词俗语，比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词，很不雅致；就算是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冲突、运动等词，虽然都是中国常见的，但意思和中国原来的解释完全不同，很难理解。还有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词，虽然意思可以理解，但并不是必须用这些词。放弃熟悉的词去用生僻的词，只会让读者理解不一致，办事也会有很多障碍。这样的词太多了，举不
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词的意思改变了，其实就是思维方式改变了，这不是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如果用久了，产生了混淆，中国传统的学问可能就会消失。即使到了今天，人们说话写字都离不开这些新词，如果不用这些词，在正式场合很难表达意思、相互交流。更微妙的是，如果不用这些新词，中国人可能就很难理解自己的历史了。失去了原来的意思，文化就断了，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真的很难说清楚。
类似的事情还有学科分类的问题。西方学问讲究分类，但中国学问不提倡这个，最多有辞章、义理、考据的分类。清朝照搬日本的学制后，分成了经、文、政法、医、格致、农、工、商八科，除了经学以外，基本上看不到传统的影子了。中国的学问本来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现在只能单独拿出来，慢慢变国故国没用，但因为是老祖宗的东西，所以还是得留着。钱穆就说过学这个名词，以前没有，将来可能也不会存在，只是一个特定时代的名词有一种尝试，就是把中国学问拆开，放到哲学、文学、史学、群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等学科中去，把它改科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