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七年春，徐州户部山下的朱氏药铺依然门庭若市。朱天魁以一手治疮绝技闻名江淮，其妻王氏精于妇科，夫妻二人悬壶济世二十载，积攒下万贯家财。独子朱立生于朱郎中四十岁生辰，自幼被视若珍宝，乳母仆从环绕，稍长后更是纵情声色，豢养鹌鹑“五色玉顶无敌将军”以斗鸟为乐。这只鹌鹑羽色斑斓，喙如铁钩，曾在徐州斗鸟会上连胜十七场，市价飙至白银百两，引得纨绔子弟争相结交朱立。
农历三月十八，王氏特请媒人安排朱立与盐商之女相看。辰时初刻，朱立腰间系着金线绣纹鹌鹑袋离家，声称“至云龙山遛鸟片刻即归”。日暮时分，朱宅灯火通明，却始终未见少爷踪影。更夫三更梆响时，朱天魁率十二名药铺伙计挑灯寻遍城南酒肆赌坊，直至五更梆落，终在云龙山西麓松林中发现一具无头男尸。尸身着朱立离家时的宝蓝绸衫，腰间鹌鹑袋不翼而飞，唯余半截染血丝绦。
知府吴继祖的敛财罗网徐州知府吴继祖得报后，率仵作衙役二十余人疾驰现场。此人身形矮胖，面如油糕，虽出身举人却深谙官场钻营之道，凭岳父陈中望任刑部侍郎之便，三年间从七品知县跃升四品知府。勘验现场时，吴继祖目光扫过朱天魁腰间羊脂玉佩，当即长叹：“凶徒割颅毁证，此案恐成悬案啊！”朱郎中闻言扑跪于地，泣血立誓：“若寻回犬子头颅，愿奉纹银千两酬谢！”
次日，府衙布告栏贴出悬赏令，承诺“献头者赏银五百两”，暗中却将朱家承诺千两吞没半数。十日后，泼皮花三携腐首至衙，声称于黄河浅滩偶得。头颅面部溃烂难辨，唯后颈黑痣与朱立特征吻合。吴继祖故作痛心状：“朱翁节哀，令郎终得全尸矣！”实则暗中扣下九百八十两，仅以二十两打发花三。三个月间，知府以“追查凶犯需打通山东关节”为由，再索银二千两，朱家药铺现银为之一空。
芒种时节，朱天魁赴萧县问诊，途经睢宁官道时，忽闻清越鸟鸣。抬眼望去，锦衣少年丁刚腰悬金线鹌鹑袋，内中“五色玉顶”正振翅长啸。朱郎中浑身剧震——那针脚细密的缠枝莲纹，分明是亡妻亲手所绣！当即扑上前扭住丁刚，路旁茶棚冲出三名衙役，众人捆缚嫌犯直奔府衙。
堂审中，丁刚供称此鸟得自商人胡昌运。淮阴丁氏本为诗礼传家，丁刚父母双亡后投奔徐州姑母，在城北客栈帮工谋生。胡昌运乃徽州布商，半年前以三十两购得此鹌鹑，后因北上贩绸转赠丁刚。吴继祖惊堂木拍得山响：“大胆狂徒！杀害朱立夺鸟，还敢攀诬良商？”当夜，狱卒以细刑逼供：钉板刺入丁刚脊背，猛扯时带出寸长血肉，盐水泼洒伤口滋滋作响。三更时分，丁刚画押认罪，供状称与胡昌运合谋杀人。
处决丁刚的布告贴满徐州九门，观刑百姓只见囚车中血肉模糊的人形。刽子手鬼头刀落时，丁刚姑母晕厥法场，客栈掌柜变卖祖宅欲上诉，反被衙役以“包庇凶犯”罪名拘押。未及半月，胡昌运自山东返徐，惊闻噩耗直闯府衙：“买鹌鹑时北门街七十二户皆可为证！”吴继祖冷笑掷出供状，当夜以浸油麻绳勒毙胡昌运，伪作“畏罪自缢”现场。
霜降日，药铺伙计田广在姑母灵前得知表兄冤情。此人早年行走镖局，深谙江湖规矩，暗中联络丁、胡两家遗属，三赴济南绘制《徐州府刑狱弊政图》。腊月初八，田广怀揣血书抵京，于西华门外长跪三日，雪花覆身如缟素。掌灯时分，乾清宫总管太监接过诉状，御笔朱批“着钦差彻查”五字映亮田广泪眼。
乾隆南巡时值乾隆第四次南巡，龙舟甫抵扬州，密折已呈御案。帝王凝视“一鸟二命”案卷，想起三年前山东巡抚国泰勒索赈银旧案，指节叩响紫檀案几：“传旨，转道徐州！”正月十六，行宫秘审连夜开展，乾隆亲询田广两个时辰。侍卫持金牌提调徐州卷宗，发现丁刚供状墨迹深浅不一，指模竟在文书左侧——此乃衙役趁昏睡强按所致。
微服查访中，钦差于北门街访得关键证人：篾匠刘七供认，案发当日见朱立与漕帮头目陈三泰斗鸟争执。更令人惊骇的是，仵作重验朱立尸骨，发觉颈骨切口平整，显系军中制式朴刀所为，与民间凶器迥异。四百里加急文书飞抵江宁，两江总督尹继善调取绿营兵械档案，发现徐州守备麾下三名亲兵曾报失佩刀。
漕运黑幕与真凶现形漕帮“安清道友”堂口内，陈三泰把玩着翡翠鼻烟壶，对座师爷颤声禀报：“钦差已查到兵刃线索……”原来朱立斗鸟连胜，引得陈三泰押注惨败，怀恨在心。三月十八申时，陈三泰率两名亲兵假意邀约斗鸟，于云龙山松林突施杀手。为掩盖军中兵器痕迹，特意割取头颅抛入黄河，鹌鹑则转卖胡昌运。
案件突破性进展令乾隆震怒，下旨将吴继祖革职查办。抄家时，衙役从其书斋暗格起获《刑狱陋规簿》，内载“命案五百两起步，秋决八百两包活”等受贿细则。更在其妾室妆奁中发现东印度公司珐琅怀表，牵扯出私放洋货入关的走私网。四月廿三，陈三泰被凌迟于徐州西市，观刑百姓掷石如雨；吴继祖判斩立决，其岳父陈中望连降五级调任琼州知事。
昭雪之后的余波涟漪朱天魁领回儿子遗骸那日，将百年老店匾额换成“天理堂”，店内常年施舍疮药。田广受赐黄马褂，却辞官不受，于云龙山麓建“双义祠”供奉丁、胡二人灵位。乾隆特谕刑部修订《检验尸伤准则》，规定“命案须三衙会勘，细刑禁用盐水”，并严令“民间悬赏须经府库登记”。
此案震动江南官场，三年间江苏布政使以下二十七名官员落马。而那只引发血案的鹌鹑，被制成标本悬于徐州府衙戒石亭，翼下铁牌铭文“玩物丧志，鉴此禽殇”。至嘉庆二年，标本遭雷火焚毁，老吏犹记雷霆之夜，鹌鹑眼珠在火光中莹莹如血。
九命奇案纵观清代司法档案，鹌鹑案折射出乾隆盛世下的治理危机。吴继祖一类“捐班”官员充斥地方，刑狱沦为敛财工具，据《清高宗实录》载，案发同年全国“自理词讼”积压达九万余件。而田广告御状的成功，实赖乾隆南巡的特殊契机，更多冤民往往毙于登闻鼓前，如嘉庆六年统计显示，直诉案件成功率不足百分之一。
此案更暴露漕运系统的失控，陈三泰能以绿营兵械行凶，印证了魏源所言“漕弊之深，始于乾隆”。道光年间包世臣调查发现，漕帮与地方官“三七分赃”已成定例。那只价值百两的鹌鹑，恰似盛世表象下的危险隐喻——当权力与欲望媾和，微末玩物亦可引发血雨腥风。今人观此案，当知司法清明乃国本所系，吏治腐败终将动摇社稷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