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5年，唐朝节度使安禄山联合史思明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之后，大唐用了长达八年的时间，最终在公元763年平定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叛乱。

不过，虽说叛乱得以平定，但却给大唐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最明显的，是唐朝中央的权力被严重削弱，而地方上的节度使权力却越来越大，不仅如此，受战乱的影响，导致人口锐减，而人口锐减后又造成了大量土地荒芜。

这还不算完，当初曾参与叛乱，但事后归降唐朝的几个将领，如安禄山部将田承嗣，在归降后并未被解除兵权，反而担任了魏博节度使一职，仗着手里有兵，便割据一方，不听朝令。

而面对这些人的割据一方，唐代宗（肃宗之子）却实行了“姑息之政”，对其大加笼络，这就为日后藩镇反叛朝廷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另外，当时唐朝的边境也不安宁。

安史之乱时，唐朝为平定叛军，将安西、北庭等地的军队相继抽调，这就造成了河西、陇西等地兵力空虚。

而这里，恰恰就是大唐的门户，如今兵力空虚，刚好给了吐蕃一个绝佳的机会。

因此，在安史之乱爆发后不久，吐蕃就开始逐渐向北蚕食大唐，而到了公元763年，吐蕃更是大举入侵唐边境。

而就在吐蕃入侵、边将再三告急的情况下，宦官程元振却压下不报，这就导致吐蕃尽占唐朝的河西、陇右之地，一度还将战线推至灵州、凤翔一带。

甚至，在公元763年，投降吐蕃的泾州刺史亲自带队，引吐蕃军入关中，更是造成了吐蕃军直逼京师长安的危急局面。

还有，在公元765年，原大唐名将，且在安史之乱中立有大功的仆固怀恩举兵反叛，他计划联合吐蕃、回纥、吐谷浑、党项、奴剌等部总共三十万人，自华阴直取长安，消息传出，一时间京师震动。

这还没有说在安史之乱后，在浙东地区接连不断发生的起义。

总之，唐朝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后，不仅元气大伤，同时也因为安史之乱的缘故，各种内忧外患不断，如果用一句话总结当时唐朝的局势，那就是活脱脱一派末世之象。

如果按照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来说，大唐到了这种时候，基本上就离灭亡不远了，即便是能撑，最多也不过十年八年的光景。

但实际的情况是，在经历了安史之乱，且内忧外患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大唐居然又撑了足足一百五十年，并且，在这期间，大唐还几度出现“中兴”，大有起死回生的势头。

那么，唐朝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综合来说，大致有三个原因：

众所周知，在唐玄宗在位的晚期，由于他本人的怠政，唐朝从开元盛世步入奢靡之期，再加上李林甫、杨国忠这样的人上位，整个唐朝开始混乱起来。

而玄宗对于当时已经显现出来的各种问题，却选择了回避和视而不见的态度。

于是，当时的唐朝，表面上歌舞声片，但背地里却是矛盾重重，并且各种矛盾还在不断激化，而“安史之乱”，就是矛盾彻底爆发的最好证明。

不过纵然如此，但有一点却不能忽略。

那就是唐朝还处于“人心向唐”的阶段，并且，哪怕是发生了安史之乱，大多数人，依旧是心在唐室。

为什么会如此呢？有两个原因。

其一，唐玄宗在位前半阶段时期的功绩，是不可否认和磨灭的，他登基之初，面临的局势也十分不乐观，朝中暗流涌动，太平公主虎视眈眈，总之，刚开始玄宗的日子也不好过。

而最终，他通过雷霆手段，平息了宫廷内乱，重新掌握了皇权，但吏治的混乱、腐败亟待治理，朝廷也因为兵变大伤元气。

正是因为如此，在平息内乱的那一年，玄宗将年号改为了“开元”，以示自己要励精图治，再创伟业的坚定决心。

在他接下来的人生里，玄宗确实实现了这个愿望。

她先是任用贤才，大力提拔像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这样的人，并且虚心接受谏言，比如姚崇向他提出的“十事要说”，另外广开言路、重视民生等等。

不仅如此，玄宗还倡行以法治国，另外整顿吏治，这就使得朝堂上下一片清明。

还有，玄宗在军事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比如接受宰相张说的建议，将原有的府兵制改为雇佣兵制，另外颁布《练兵诏》，让大唐军队的战斗力，在当时得到了一个明显提升。

正是通过这一系列操作，唐朝在他手里，正式开启了一个堪比“贞观”的盛世，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开元盛世”。

而开元盛世的到来，不仅标志着大唐国力的提升，同时也标志着当时大唐子民的生活富足，总之，当时是百姓安居乐业，官员劳有所得，边境稳定无战事。

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官员将领，还是士兵小民，绝对是心在大唐的。

毕竟，一个繁荣稳定的国家，不管到什么时候，都是人们最高的追求，有道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当时的大唐和玄宗皇帝，确实得到了天下绝大多数的人心。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前提，所以，在玄宗后期，以及安史之乱爆发后，大唐虽说面临有不少问题，但整体上，人们的心仍在唐室。

另外，安禄山叛军的所作所为，也是促使人们依旧愿意心在唐室的一个原因。

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所到之处，不是劫掠就是屠戳，屠城更是常有的事，比如在抵达陈留时，安禄山因长子被杀，悲痛之余命令已经投降的官军自相残杀，前后足足有七千多人死在现场。

而对于普通百姓，叛军更是毫无人性可言了，“杀人如刈，焚庐若薙”，就是叛军所到之处最真实的写照。

根据《旧唐书》的记载，安史之乱后，曾经有200万人口的京畿地区，被叛军掠杀后只剩下不到1000户人，而京畿之外，更是惨不忍睹。

“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旧唐书》

这就是安史之乱中叛军对唐朝造成的巨大损伤，而不管是百姓还是官员，再或者是将领士兵，在对比安禄山叛军的行为后，更加会向往曾经的开元盛世。

大多数人都认为，叛乱终将平定，大唐会重归繁华。

所以，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才会有了著名的睢阳保卫战，也会有不少像张巡这样的人，去为了恢复大唐繁荣而和叛军血战到底。

从张巡的例子中其实就能看出，当时还有很多人，愿意承认李唐王室，也愿意听其号令，而这就意味着，唐朝在当时，政治合法性和号召令，依旧还处在一个很高的阶段。

最起码，比东汉末年以及明朝末年时，朝廷完全无力控制地方的局面要强得多。

所以，正是有了这种高度的政治合法性和号召力，唐肃宗和唐代宗父子，才能最终平定了安史之乱。

同样的道理，在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这种合法性和号召力不仅存在，并且更为稳固，因此，即便是经历了藩镇反复叛乱，以及各种内忧外患， 但唐王朝却一直能以中央朝廷的姿态，号召出队伍平定叛乱，稳定统治。

所以，在大多数人都愿意承认唐王朝的中央朝廷地位，并接受其统治的情况下，唐朝自然就能进行续命。

仅有号召力还远远不够，手里有钱，麾下有兵，才是唐王朝能续命的关键因素。

传统概念中，在经历了像安史之乱这样的打击后，唐朝的财政系统必然会崩溃，财政系统一旦崩溃，那就会出现无钱用兵，继而走向灭亡。

就好比明末崇祯皇帝，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大明灭亡，亡于没钱。

而唐王朝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原本富庶的河北、河南以及河东地区，沦为了焦土战场，这确实让唐朝的财政系统面临崩溃。

但很快，唐朝迎来了一波经济回血，正是这波回血，保住了唐王朝的命。

先说唐肃宗时的经济回血，肃宗驻彭原（今甘肃庆阳彭原镇）时，偶然间捡到了一个宝贝官员，这个人就是唐代著名的理财专家第五琦。

第五琦向肃宗进言，称决定军队战斗力大小的，是粮饷是否充足，他愿意主动请缨，帮助肃宗解决这个问题。

"今之急在兵，兵强弱在赋，赋所出以江淮为渊。若假臣一职，请悉东南宝赀，飞饷函、洛，惟陛下命。"帝悦，拜监察御史、句当江淮租庸使。“---《新唐书》

第五琦的主动请缨，让当时的肃宗意识到，确保江淮一带的赋税，并将其安全运至西北地区是当下的重中之重，因此，他充分授予第五琦权力，命他特事特办。

而在第五琦的主持下，一批善于理财的官员，不仅重建了江淮赋税向西北转运的通道，还采取比较宽松的经济措施，稳定了江淮地区经济的发展，总之就是在不“竭泽而渔”的基础上，让江淮地区成为唐王朝保命钱袋子，同时还保证了钱袋子中的钱及时送到西北前线。

正是通过第五琦等大臣的相关措施，在公元757年，当陇右、河西、安西。西域城诸军会集凤翔，计划对叛军进行反攻时，来自江淮的赋税及时送到，这就极大保证了军需供给，为接下来的大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外，第五琦创榷盐法，改变了魏晋以后长达数百年之久的私营盐业的局面，且效果显著，仅食盐官营政策推行了1年左右，就为朝廷带来了高达40万贯的财政收入。

不止如此，第五琦还改革货币政策，将流通货币从“开元通宝”改为尺寸更大、重量更多的“乾元重宝”大钱，这个措施，让唐王朝在极短的时间内，从民间搜集上来大量的铜钱，切实解决了朝廷缺钱的困境，使朝廷最终赢得了平叛战争的胜利。

而这还是肃宗时期的财政经济回血策略，在肃宗之后，唐朝对于经济回血和重建上也颇有手段。

比如在肃宗之子代宗在位时，任命大臣刘晏接办漕运，刘晏根据当时局势，提出了南粮北调的计划，通过一系列改革，不仅让当时漕运的效率大大提高，同时也让江淮等地的粮食能顺利运送至长安，既稳定了战事所需，也保证了储备。

另外，在肃宗时期的盐政基础上，代宗更进一步，不仅让老百姓吃上了平价盐，同时规范收购、贩卖等环节，这样一来，在百姓们几乎都能吃的起盐的情况下，税收又大幅增加。

据记载，朝廷原来每年只有六十万缗盐利税收，如今达到了每年六百多万缗，足足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

总之，不管是将经济重心转为江淮地区，还是改革盐政、货币，以及通漕运等，这一系列措施，都得以让唐王朝在经历了巨大的战争差创伤后迅速回血，国库也得以充实。

有了钱，自然招兵买马、重建中央军力就轻松很多。

肃宗刚登基时，就安排儿子代宗（当时还是太子）担任天下兵马大元帅，负责收拢因战乱而流散的兵员。

而经过代宗的广施恩信，前期在潼关、长安等地被打散的将士纷纷来归，这其中的“广施恩信”，除了利用唐王朝的号召力之外，说白了就是拿钱砸出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原来的禁军系统中的左右羽林军、左右龙武军得到恢复，同时还新建了如神武军、英武均、天威军等一批新名号的禁军。

这些都是中央军力得以恢复和重建的最好证明，而这些军力，正是日后平叛的关键力量。

另外，一支发源于西北，此时正驰援前线的部队被发掘，这支部队正是日后大名鼎鼎的神策军，神策军是一支均有野战性质，同时又是禁军系统的中坚力量，曾经在代宗在位时，还充当了抵御吐蕃的坚实后盾。

正是上述军力的恢复，构成了整个唐王朝中央军力的重建，而中央军力的重建，就成了唐王朝能持续稳定的压舱石。

所以，正如前文所说，手里有钱，麾下有兵，这才得以让唐王朝在经历安史之乱后，能一直稳步向前。

众所周知，藩镇势大，是唐王朝后期最突出的问题，有人就说，唐亡于藩镇，其实这种说法，并不是完全准确。

藩镇之所以能做大，在前文中也有所提及，唐代宗平定安史之乱后，将重新归唐的安史旧将田承嗣、李宝臣、李怀仙、薛嵩分别封为魏博、成德、幽州（卢龙）、相卫节度使，而除了薛嵩之外，剩余三者，上任后纷纷割据河北，不奉朝命。

面对藩镇不听号令的局面，曾经有大臣建议代宗要采取措施，但代宗始终未能对藩镇下手，甚至还实行了“姑息之政”。比如将永乐公主嫁给田承嗣，还封其为雁门郡王等。

这种策略，更加造成了藩镇无所顾忌，大有国中之国的态势，而代宗终其一生，始终没有对他们下手。

那么，是代宗看不到这种问题吗？当然不是，他不动手，是因为当时唐王朝和藩镇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平衡，才能保证唐王朝安稳。

之所以这么说，看看代宗儿子德宗在位时进行强制“削藩”后的结果就知道了。

德宗登基后，鉴于藩镇势大，便起了削藩的心思，结果操之过急，加上德宗食言等多种因素，最终造成了“泾原兵变”。

泾原兵变前后，足足有七个藩镇相继造反，其中还有两个藩镇各自称帝，总之，当时的局势极为混乱。

而德宗也因为泾原兵变以及所带来的恶果，被迫从长安出逃至奉天（今陕西乾县），最后多方调集兵力，才重新返回长安。

经过这么一闹，德宗对于削藩，干脆从长计议了，后续也继续维持姑息政策。

而在历经唐朝几代皇帝对待藩镇问题上的不断折腾之后，双方逐渐找到了一个都能接受的平衡点。

首先对于朝廷来说，藩镇势大不假，但如果仅仅是一个藩镇闹事，其实并不能翻腾起太大的浪花，也就是说，单独的藩镇，并没有单挑中央的实力。

除非是朝廷出现重大政策失误，导致藩镇团结一心，对中央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威胁到中央。

因此，笼络藩镇，分而治之，就是朝廷要做的事情，并且，藩镇地处边疆，只要笼络得好，其还能起到安定地方、守卫边疆，以及向中央缴纳贡税的作用。

而朝廷需要做的，就是在赏赐授封的同时，给与他们更多的自主权就行了。

其次对于藩镇来说，他们的首领，也就是节度使这样的人物，需要朝廷承认他们的地位，并且也需要来自朝廷赏赐的官爵和名位来稳定自己的内部。

所以，这就形成了朝廷与藩镇相互需要，也相互依靠的局面。

如果像德宗一样强行削藩，那就造成了藩镇统一战线，但当时的唐王朝，又没有实力完全吃下所有藩镇，最终就会像德宗一样被赶出长安。

要不是德宗时期大唐皇室还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号召力，那么估计德宗必然就身死奉天了。

因此，唐王朝和藩镇之间，通过不断的试探后，双方需求到了一个平衡点，既：我藩镇愿意听你朝廷的，但你朝廷不要过多干涉我，你朝廷该封赏封赏，我藩镇该拼命拼命，这样大家都好过的局面。

这种相互需要又保持平衡的局面，是唐朝后期大体上稳定的重中之重，如果不是后来的唐僖宗玩脱了，又在黄巢起义的冲击下，导致中央军力和财政崩溃，最终造成朱温这样的超级藩镇出现，那么唐朝也不至于灭亡。

所以，综上所述，唐朝能在安史之乱后又续命150年，大致原因有三个，其一是唐王朝的政治号召力和权威性依旧存在，大部分人都心在唐室，这就让唐朝有了续命的基础，其二就是经济上的恢复和军力的重建，让唐王朝得以回血，最后就是藩镇与朝廷之间达成的平衡，稳固了唐王朝的统治，因此才能续命1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