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 14 世纪早期鲁布鲁克《东行记》抄本的插图。上面描绘的是鲁布鲁克和他的旅伴与法国路易九世在一起的情景。下面是是两位修士的旅程。
葛兆光先生近有《在蒙哥汗帐前辩论：记文献所见第一次东西方宗教徒面对面教义争论》一文（原载《读书》2024年第12期），拈出了蒙古帝国时代一个冷僻的公案：1253年，帝国首都哈剌和林（在今蒙古国中部杭爱山南麓），在蒙哥大汗御前，远来的法国人鲁布鲁克与基督教异端聂斯托利教徒、阿拉伯回教徒和佛教僧侣进行了一场宗教辩论。此外，还附带讨论了其后佛、道之间的几次辩论。
葛先生的看法主要是这样的：“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这应该是文献记载中东西方宗教徒第一次面对面，就东西方宗教根本教义进行的辩论，而且是在蒙古的蒙哥汗面前。”“他虽然没有实现法王拉拢蒙古人并信仰基督教的任务，但他不仅第一次在蒙哥汗和东方宗教徒面前，陈述了欧洲基督教的教义，让东西方宗教徒第一次面对面辩论，而且他和稍后的马可·波罗，还共同唤起了西方人对东方的想象和向往，也启发了像《约翰·曼德维尔爵士航海及旅行记》那样的一些著作，这真算得上是宗教领域全球史中的一大事件。”这一结论别有会心，很可见葛先生一贯的宏大视野。
不过，对于他的根本概括，即副题所说的“第一次东西方宗教徒面对面教义争论”，我有一些保留，想提出一点“修正”的意见。
首先，“第一次东西方宗教徒面对面教义争论”里的“东西方”这一点，只是一种后设的视角，是以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东西二分概念来定义这场辩论；但很显然的，在当时的蒙古人来说，本无所谓东西之分，在他们眼里，有的只是此信仰与彼信仰的不同，只是“外道”或“异端”之类的概念而已。葛先生的看法，好处是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这个事件，可以补写中西交通及宗教史的空白，但多少有些过犹不及，放大了事件的实际意义——照巴特菲尔德的话来说，就是有点“辉格解释”的倾向，照罗志田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有点“倒放电影”的意味。
其次，“第一次东西方宗教徒面对面教义争论”里的“面对面教义争论”这一点，也不算是一种很特殊的事情，在古代宗教史和政治史上是相当普遍的，甚至可说存在着一个潜在的“谱系”或“传统”。对此问题，我原来略有一些关注，故借此机会将所知见的有关个案略作排比梳理，以供有兴趣者参考。
先说明一下，葛兆光先生所讨论的事件，见于《鲁布鲁克东行记》原著第33章。他引用的版本，是[美]柔克义译注本的中译（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5）；此文献还有一个稍早的中译本，收入[英]道森所编的《出使蒙古记》（吕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以下对鲁布鲁克问题不再重复。
《大唐西域记》明刊本。
以前读《大唐西域记》，我就注意到，在玄奘的所见所闻里，有相当多佛教与“外道”在国王面前辩论的传说。今粗略重检一过，大约有以下例子：卷二健驮逻国，载公元四世纪时毘讫罗摩阿迭多王原本不信佛教，不满于如意论师的盛名，“乃招集异学德业高深者百人”与之辩论，最后迫得如意论师咬舌而亡，后来世亲菩萨前来辩倒外道，才为如意论师雪了耻。卷五㤭赏弥国，载公元六世纪时该国国王也想毁灭佛教，乃召集僧众与强大的外道辩论，不料年轻的护法菩萨却出乎意料地驳倒外道，结果是“王舍邪道，遵崇正法”。卷八摩揭陁国，载外道在辩论中得胜，压制了僧徒很多年，后来龙猛菩萨的弟子提婆经过闭门演习，才一举反胜外道，“国王大臣莫不庆悦，建此灵基，以旌至德。”同卷又载马鸣菩萨前来此地，想跟闻名的婆罗门辩论，为其拒绝，马鸣遂向国王提出要求，要跟婆罗门公开辩论，结果在国王面前揭露了婆罗门有鬼怪附体，等于是在辩论中“作弊”；又同卷载德慧菩萨与年迈的外道摩沓婆辩论不已，致使后者体力不支，到第六天吐血而亡，后来德慧门下的“负座竖”（僮仆）又辩倒了前来复仇的外道。同卷又载护法菩萨的年轻弟子戒贤，有一次主动提出代替师父出场，也辩倒了外道（以上皆见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47－248页、第472－473页、第643－645页、第647－648页、第653－655页、第658页、第660－661页）。
——以上事例，原文甚为繁琐，不便一一引录，但有两处文本需要特别注意。一个是说马鸣菩萨的：“寻往白王：‘唯愿垂许，与彼居士较论剧谈。’……命驾躬临，详鉴辩论。”婆罗门本不愿与马鸣辩论，但国王既出面召集，他就不能不答应。一个是说德慧菩萨的：“于是遂行，至王宫，谓门者曰：‘今有沙门自远而至，愿王垂许，与摩沓婆论！’王闻惊曰：‘此妄人耳！’即命使臣往摩沓婆所，宣王旨曰……”国王原本觉得德慧绝非婆罗门的对手，但既然德慧提出来，他也没有理由拒绝，于是就出面召集辩论（《大唐西域记校注》，第648页、第654－655页）。由此足见，由国王召集进行“面对面教义争论”，在古印度实属一种“惯例”，甚至可称是一种“制度”了。
公元六世纪时，有北齐文宣帝高洋的例子。据《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六载：“齐主还邺，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论难于前，遂敕道士皆剃发为沙门。有不从者，杀四人，乃奉命。于是齐境皆无道士。”北齐是尊崇佛教的，高洋“集二家论难于前”，实际上是拉偏架，假借平等辩论的名义来消灭道教。但由此，正可见当时是有“面对面教义争论”这种机制存在的。
公元八世纪时，吐蕃又有过佛教与苯教之争。据西藏史籍《韦协》载：“其后，佛苯争辩。猪年双方会集于素普江布采王宫。……双方不斗法术，只论教理。佛法教义显得贤善而广博、精湛而深奥，而苯布辞穷理屈，使来自彭域苯教齐派的众辩者，个个犹如被驯服的‘鬼怪’一般。于是[赞布]下谕旨，自始不准奉苯布，不得以杀害众多牛马及动物来置作随葬品。”接下来，又有佛教的中、印教派之争。《韦协》又载：“时，汉地和尚摩诃衍那来到蕃地传法，蕃地许多沙门随其学法。于是佛门内部因见地不同遂起纷争，赞普亦不知如何断其是非。……其后，莲花戒来到蕃地。于是在菩提洲，赞普居中，汉和尚和莲花戒居左右狮子法座，众弟子各随其师。……顿门之徒辩不过渐门，遂献花认败。”（以上皆见巴桑旺堆《〈韦协〉译注》，《吐蕃历史文献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后一场辩论，即著名的顿、渐之争。当时汉地禅僧摩诃衍一派主顿悟，印度僧莲花戒一派主渐悟，在吐蕃赞普赤松德赞的主持下，两派在逻些（拉萨）进行了长期辩论。——法国汉学家戴密微的专著《吐蕃僧诤记》（耿昇译，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所研讨的正是这一公案。其书久享盛名，为学界熟知，兹不细述。
又，畏吾儿（回鹘）传说中的不可汗（Buqu Khan），也留下一个文本。据[伊郎]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载：“畏吾儿人崇拜偶像，原因在于那时候他们会巫术，行使巫术的人，他们称之为珊蛮。……蒙古人尚无知识文化的时候，他们自古以来就相信这些蛮珊的话；即使如今，蒙古宗王依然听从他们的嘱咐和祝祷，倘若他们要干某件事，非得这些法师表示同意，否则他们不作出决定。他们用同样的方法治病。当时契丹的宗教是偶像教。不可汗派一名使者给[该国的]汗，召请脱因去见他。他们来到后，不可汗命他们跟珊蛮辩论，哪方驳倒对方，畏吾儿便归信哪方的宗教。脱因诵读一段他们的[圣书]《那木》（nom）。……脱因读完几篇《那木》，珊蛮哑口无言。所以，畏吾儿人采用偶像教为他们的宗教，其他部落大多仿效他们的榜样。”（J.A.波伊勒英译、何高济中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上册第60－61页）这里说的“珊蛮”，又作“沙漫”，即萨满教，为畏吾儿人及后来的蒙古人所信奉；“脱因”是汉语“道人”的借词，这里指佛教僧人。照这个记录，就是凭着僧人在不可汗面前驳倒了萨满巫师，才使得畏吾儿人转而信奉佛教的。
日本天正七年，即1579年，正是织田信长大权在握的时候，净土宗的灵誉从关东来到安土城一带传教，引起当地日莲宗僧众的不满，遂要求与灵誉辩论。于是织田信长请五山南禅寺的秀长老做裁判，在安土城进行辩论，但由于信长顾忌日莲宗的势力太大，有意扶持净土宗以牵制日莲宗，故而日莲宗又写了请愿书提出抗议（见《早稻田大学日本史》卷八《安土桃山时代》，[日]渡边世祐著，米彦军译，华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49页）。可知在佛教传统深厚的日本，也是有“面对面教义争论”这种机制的。
《鲁布鲁克东行记》英文版。
以上文本，《大唐西域记》《韦协》皆来自佛教徒方面，而《鲁布鲁克东行记》则出于基督徒之手，则其记录不免会偏于己方，很难说是公正的。因此，对于辩论中双方优劣胜败的描述，我们最好存疑，只要相信双方曾有过辩论，也就够了。
从以上不同时、地的个案来看，宗教徒在君主面前进行“面对面教义争论”，在中外历史上并不少见，1253年“在蒙哥汗帐前”的辩论，不过是这一“传统”的延续罢了。虽然鲁布鲁克来自更远的远方，他为之申辩的基督教是蒙古人未知或未详的，但对于蒙哥来说，他所要应付的局面，跟过去的君主所应付的并没有什么差别，他既不可能，也没必要真正理解基督教的宗旨。
总的来说，从基督教东传和入华的学术史立场，从全球化史学的立场，鲁布鲁克在蒙哥帐前的辩论，确是一个“亮点”，而且这场辩论同时牵涉到基督教及其异端、伊斯兰教和佛教，可谓众声喧哗，也颇有意味。这样来看，葛兆光先生拈出此事，确是有眼光的，只是，也不必夸大就是了。这终究只是一个孤立的偶发事件，就像一个消失在沙滩上的前浪，它确实值得写入宗教史，但似乎又谈不上有什么思想史的意义。
事实上，大凡这种由君主主持的“面对面教义争论”，其用意无非是争取君主对己方的世俗支持，动机既不纯，技术含量也有限——恐怕跟今天的辩论赛相去不远。关于这一点，有一个很好的参照：公元七至十世纪，黑海西北有一个由大汗（Khagan）统治的哈扎尔人国家，这个国家后来将犹太教奉为国教。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接受犹太教呢？他们自己的解释是这样的：“在遥远的过去，布兰大汗希望接受正式的宗教训练。他从拜占庭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中间召来饱学之士，让他们比较各自信仰的优劣。结果这场辩论变成了毫无实质内容的大嗓门比赛——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最后，恼怒的布兰大汗质问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学者，他们认为除本信仰外的另两种宗教哪种更好。在必须要择其一的情况下，两人都宁愿选择犹太教。在大汗看来，事情就这么解决了。布兰宣布哈扎尔（起码是他们的首领）立即成为犹太教徒，他本人也接受了割礼。……”（据[美]查尔斯·金《黑海史》，苏圣捷译，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第76－77页）不难想象，又岂止在哈扎尔大汗面前的宗教辩论沦为了“毫无实质内容的大嗓门比赛”呢？只怕所有的宗教辩论都不免如此吧。因此，“面对面教义争论”更多是反映了宗教的势力及其传播状况，但若论宗教思想史的意义，却是非常有限的。
最后，还有一点，这种“在蒙哥汗帐前”式的辩论，本质上等于是将教义的裁判权完全交给君主，即承认了君主对于宗教的绝对权威。这，只是表现出宗教最势利最媚俗的一面，在信仰本位立场来说，实在不是什么光荣的事迹。
胡文辉
责编 刘小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