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高烈度战争，杀伤手段的多样化，战场环境的高度复杂化，使战伤减员成为影响国家军事行动能力的重要因素。伤员处置与后送能力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一国军事能力的高低。作为二战后欧洲最大规模高烈度局部战争的俄乌冲突，为我们进行相应观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

作为一场事实上的高烈度局部冲突，俄乌冲突让人们意识到，未来战争极有可能在实力相近的国家或联合体之间爆发，各主要军事国家根据以往以强胜弱战争实践中获得的经验、技术，其依赖的后勤保障体系和救治链的完整性将受到挑战和限制。人们需要从俄乌冲突的经验教训中重塑关于伤员处置与医疗后送的种种观念并汲取相应的教训。

俄罗斯于2022年2月24日开始的“特别军事行动”，将俄乌两个国家卷入了冲突状态，随之而来的伤员处置与后送问题迅速成为了作战内容的重要部分。在实施“特别军事行动”之前，俄军已经通过两次车臣战争、2008年俄格战争、2014年乌克兰东部冲突等，积累了一些现代战场环境下的部队战伤处置经验。如战时可能会发生大量的战伤减员，且伤员伤情重，后送困难，强调加强一线枪伤与炸伤卫勤救治力量部署，力求使伤员在伤后第一时间内能在战场得到紧急救治，重伤员须经救治后才能后送；每个作战分队一般只有一个卫生员，同时也是战斗员，自然也是敌方袭击的目标，因此强调加强每个士兵的自救互救训练，改进战场发现伤员的方法，加大自救互救器材配发数量，提高强化现场自救互救能力和装备水平；再有，强调大量配备防弹背心，降低颈、胸、腹等部位受伤的比例等。所以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俄军的伤员处置与后送体现了对此前战争经验的反馈，比如为前线各军兵种参战部队配发充足的单兵急救装备（急救包、急救盒）、战位急救装备、连营团（旅）师各级单位救护所的系列医疗箱、包等。单兵急救包和急救盒内的急救物品主要包括：无菌绷带、止痛剂、止血带、抗生素和净水剂等。战位急救装备是单兵急救装备的补充，除能进行止血、包扎、止痛、固定、抗感染外，还可预防和治疗放射损伤症状，消除或缓解精神和心理紧张，以及对剧毒液体燃料成分和氧化剂落入皮肤和黏膜损伤的初次救治等。连营团（旅）师各级单位救护所的系列医疗箱、包的种类用途则更为繁杂，如创伤外科箱、神经外科箱、泌尿外科箱、妇产科箱、烧伤箱、耳鼻喉箱、眼科箱等；内科装备有：神经内科箱、毒理放射箱等，分别用于各专业科室或专业加强队的救治。另外，由于当时俄军认为“特别军事行动”将是一场短促但激烈的高机动性作战，所以在临战前增加、补充、换装了一批机动卫生装备。如针对编制中的GZA-3962救护车无防护能力、道路通过性差以及后送容量小的问题，配发了新一代医用高机动性多用途GAZ-39371装甲车，该车既可用于最前线的装甲运输，也可作为医疗后送车辆使用。除了为前线各军兵种参战部队配发充足的卫勤装备、物资外，在俄乌冲突初期俄军还启用了6级战时医疗后送体制，并将救护种类分为5种。一级是连伤员集合点，主要负责初救；二级是营救护所，主要负责非医生救护；三级是团（旅/营战斗群）救护所，主要负责初步的医学救护；四级是师救护所，主要负责提供优良医疗救护资源和手段；五级是一、二级外科野战医院，负责提供更为优良的医疗救护资源；六级是专科医院或后方大型综合医院，主要负责专科医疗救护。

俄军伊尔-76MD“手术刀”飞行医院内景

至于在俄乌冲突初期的乌军，由于与俄军系出同源，在很多卫勤装备乃至伤员处置与后送特点上都有相似性。但是需要指出的是，1991年乌克兰独立后，乌克兰军队长期的发展目标是削减人员、武器并获得集体安全保障。尽管在此期间，乌克兰军队也派出有限数量的分队参加维和行动，但这些具体的、有限的作战经验价值不高，也不能得到乌军方的足够重视。2014年以来，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国民警卫队与乌克兰东部顿巴斯的武装集团冲突不断，军队人员不足问题变得尖锐起来。大批没有军队履历的人员被征召入伍，组织了由志愿者构成的自卫营。然而，由于乌克兰国家层面能够投入的物质资源有限，北约也没有提供实质性的援助，不断膨胀的武装力量反而稀释了本就不多的国防资源。再加上战争爆发的突然性，所以在俄乌冲突初期，乌军对伤员处置与后送的专业水准是低于俄军的。

自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俄乌冲突已持续了约两年半的时间，但仍然看不到结束的明确迹象。事实上，俄国内经济及军工生产逐渐转入了战时状态，西方/北约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也保持在一个高质量、高持续性的水平上。这场战争长期化、消耗战、局部性的特点是十分明显的。另外，随着战争的长期化，各种新质作战手段、作战样式不断被投入使用或是被进行战争实践。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作战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对于前线伤员处置与医疗后送都有了一些与时俱进的适性应变化。首先是俄军方面，其变化主要有三。一是加大了新型卫勤装备的投入力度。比如，自2023年5月起，俄国防部向前线俄军部队开始提供主要用于自救和互救的改进型步兵个人急救盒、专用个人急救盒以及新型个人绷带包。其中改进型步兵个人急救盒、专用个人急救盒中，麻醉性止痛剂（2%普罗梅多尔溶液）的剂量加大了一倍，而新型个人绷带包中的绷带由无纺布材料制成，在吸收性、防护性和黏附性方面优于此前俄军使用的同类绷带，更适合闭合性火器伤和烧伤的救治需要。再比如自2023年9月起，俄国防部向前线俄军部队提供了一种新型团卫生连机动救治单元（PKMPP），替代了1973年研制的老式AP-2型包扎车辆。该团卫生连机动救治单元配备有新型医疗设备、仪器和成套医疗器械，扩大了首次军医救治的范围，如可行胸腔穿刺、气管插管、截肢等。另外自2024年2月起，俄国防部又向前线俄军部队提供了一种机动手术复苏单元（KORP），主要装备师卫生营医疗排，实际上是一系列车载模块化医疗集装箱，由手术室、手术准备室、包扎室、复苏室、诊断实验室和对接模块组成。另外，俄国防部还向俄前线参战部队配发了其他一些新型卫勤装备，如小型一次性使用的改进型运输固定夹板、口对口及口鼻呼吸器，以及卫生员和医士专用背囊等（这种背囊符合人机工效原理，取放容易，可迅速找到并方便取出所需物品。结构容积可根据装备数量、医疗救治策略调整）。二是加强了前线特种医疗队的建设投入。除了开战之初的原有前沿医疗分队外，还派遣并组建了更多的前线特种医疗队。如北高加素军区第529特种医疗队、乌拉尔-伏尔加沿岸军区第183特种医疗队、罗斯托夫-顿河市第1602军队医院、弗拉季高加索第236军队医院，以及加强的各种专科医疗队。并从军事医学院、基洛夫军事医学院、第4红军中央医院、布尔坚科陆军总医院等机构，抽调外科医生、麻醉师、护士等专技人员组建新的特种医疗队。目的是在作战中更有效地实现高级卫勤力量前移，减少伤员流动时间，快速救治战役层面重点方向的各类伤员。俄军特种医疗队为连级建制，共编制182人。其中卫生人员28人、外科医生7人、麻醉师6人、中级卫生军士45人、初级卫生军士20人。核心业务分队由收容分类分队、外科手术分队、麻醉复苏分队、住院留治分队、实验室、放射室、口腔室构成。涵盖外科、麻醉科、检验科、放射科、口腔科等科室功能，能完成检伤分类、外科手术、放射检查、医学检验、口腔治疗等工作。另外，俄军前线特种医疗队任务编组和机动化能力很强，所有功能科室均依托舱室展开，核心业务分队各功能舱室相对独立，模块化程度高，能依据任务需求进行灵活编组，快速展开。全部舱室均搭载了机械化底盘，具备快速部署展开以及快速机动能力。俄军一个完整的前线特种医疗队，可在3小时内抵达乌克兰战场上任何指定地点，并迅速展开一个100张床位的标准医院。具备实施各种复杂级别外科手术的救治能力。而且同时具备较完善的后勤保障及警戒防卫力量，可独立执行任务，具有较强的战场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三是优化了医疗后送的程序。在俄乌冲突初期，俄军采用的是6级战时医疗后送体制。但经过乌克兰战场长期的实践后，俄军认为这种医疗后送体制并不能很好地适应战场实际，所以开始采用新的4级战时医疗后送体制。即建立了一线救护-师卫生营-空运后送-国内医院4级后送阶梯。并投入了一部分专用飞机执行空运医疗后送任务。如伊尔-76MD“手术刀”飞行医院、安-26M“拯救者”复苏手术飞机和米-8MB“平分线”直升机等。目标是保障98%的伤员在战伤30分钟内就能得到初步医疗救护，90%伤员在伤后6小时内可得到初步医生救护，88%的伤员不晚于12小时即能得到优良医疗救护。

方方面面的变化、调整与适应性重塑在乌军中同样存在。事实上，由于北约对这场战争的深度介入，随着俄乌冲突进程的不断延伸，从物资、技术到理念，乌军的伤员处置与医疗后送变得北约化了。比如，超过60%的潜在可预防的战伤死亡原因归结于失血性休克，而在乌军的个人急救包中，北约提供的各类高技术止血敷料（在美军中被称为战斗纱布）被认为取得了良好的收益。这些止血敷料或是利用干燥纤维蛋白为止血剂，或是采用冻干壳聚糖类材料。其作用机制是此类矿物质为基底的敷料吸收了水分，使得血液中的凝血因子（蛋白）和细胞被浓缩，从而促进凝血过程。乌军的战场实践表明，这些止血敷料对静脉性出血或动静脉复合出血都有很好的效用。另外，在乌军连营级卫生分队的医疗包中，北约大量提供的便携式静脉麻醉设备和自动化针筒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使得乌军前线初级医疗介入也可轻松完成麻醉管理，更能实施疼痛管理。作为近十多年来现代战场医疗救治的重大革命性进步，乌军因此受益匪浅。再比如，基于美军的“损伤控制策略”，乌军开始强调前沿外科医疗队（FST）的能力建设。战场实践表明，对一线救治时效性要求越来越高，白金10分钟、黄金1小时已成为战伤救治的重要法则。所以基于前线救治的“损伤控制”策略被认为是现代战术战伤救治的最重要革命，在降低可预防死亡的发生和总体战伤病死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美军过去十多年战术战伤救治三大重要经验之一。这实际上与俄军的前线特种医疗队异典同工。也就是将外科医师直接部署在战术前线，甚至接近交火地带，使得以往无法在战场上实施的外科紧急救治得以实现。把最好的医疗资源送到了战场一线。乌军FST由北约提供的医疗其他物资进行了重新装备，在快速血液测定技术、多模态掌上超声、创伤测定与控制技术、远程医疗系统等新技术的支撑下，能够实施的外科医疗手术范围十分宽泛，包括腹部外科、血管外科、胸部外科等手术，甚至微创非侵入性外科操作等。为伤员在极端环境条件下等待确定性治疗争取时间，乌军还重塑了医疗后送的流程。主要是效仿德军，将医疗后送体制简化为5级，救治种类简化为4种：第一级为连伤员集合点，负责初步医疗救护；第二级为营包扎站，负责初步医生救护；第三级为中心包扎站，负责初步专科医疗救护；第四级为野战医院，负责优良专科医疗救护；第五级为后备野战医院群及境外北约国家的指定医院，负责更优良的专科医疗确定性救护。这其中需要注意的还有两点。一是由于俄军并没能完全掌握战场制空权，乌军的医疗后送更强调航空医疗后送手段。并成立了数十支重症监护航空运输分遣队（CCATT），目的是保障后送的全过程救治以及救治措施的连续性。CCATT的设备均为北约提供的便携式设备，整套设备大约在200千克左右。主要包括便携式呼吸机、三通道静脉输液泵、生理监护仪、除颤器、负压吸引器、可视喉镜、气官插管包等，并携带有重症监护室及心肺复苏的常备药物。每支CCATT一般由3人组成：负责呼吸机的技师、有重症监护经验的医师和护士。每个CCATT小组可以同时监护6名病情较轻的患者，以及3名病情危重需要使用呼吸机的伤员。在航空医疗后送途中，CCATT医师可以根据患者的情况，进行需要的治疗，使患者得到持续有效的治疗，不会因为航空医疗后送影响或干扰救治。二是对严重烧伤伤员的医疗后送策略进一步优化，采用单独的模式。烧伤伤员通常需要专科治疗，而FST暂不包括专业的烧伤科医师和设备，所以在北约的建议下乌军一般将严重烧伤伤员直接航空输送，送至位于德国兰斯登图尔的美军区域医疗中心（LRMC）。同时，在航空输送严重烧伤伤员的过程中，根据医疗与后送一体化的原则，配置的后送医疗小组也与普通的CCATT小组不同，增加了一名气道管理护师。还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战争的长期化、消耗性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北约的建议和支持下，乌军将前线部队参战人员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也纳入了战伤管理的范畴（当下乌克兰军队中有大约1/3～1/2的人员出现PTSD。与俄军相比，战争前期不对称的防护和火力攻击力量使得乌克兰军队的伤亡程度更高，从而加剧了乌军参战人员创伤暴露导致的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并为此成立了心理工作流动小组。目的是在战争爆发地区和接触线履行为战斗应激伤员提供心理急救（PFA）的职能，对战争创伤人员提供精神与心理健康支持（MHPSS）以预防心理疾病，同时提供心理急救、解决心理问题、增强心理弹性。乌军心理工作流动小组一般由人事军官、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和牧师组成。另外，在战线稍靠后方的后勤地域，于旅的建制内，乌军还设有规模更大、更为完善的流动心理支援中心（MPSC）。MPSC不但可以支撑心理工作流动小组的工作，也可收治由心理工作流动小组筛选后送的10名战斗应激伤员，可由MPSC的心理医生对伤员进行全天一对一监测。必要时，MPSC可将伤员继续送往后方专科医疗机构。

战争中伤员处置与医疗后送是一国军队军事能力的重要体现，是战斗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截止目前，俄乌冲突仍然处于持续进行的状态，新的情况、新的变量还在不断出现。但即便如此，就伤员处置与医疗后送这一领域来讲，已经可以总结出一些有益的经验与教训了。比如，俄军单个卫生装备并不先进，有的甚至落后，但是装备组合的整体效能较高，这是值得思考的。再比如，俄乌冲突的战场实践表明，现代战争中重伤员比例增大，伤情复杂，要减少伤死率、致残率、阵亡率，火线抢救起着重要作用，甚至是决定性作用。必须重新定义“黄金1小时”救治概念，必须解决极端环境下1小时以外救治效能下降的瓶颈问题。为此，俄乌双方都加大了连、营一级救治力量的资源投入力度，并在营一级开始实施初步医生救护。这种趋同性并不是偶然的。甚至有观点认为，卫勤力量应尽量靠前配置，将营一级主要卫勤力量加强到连，组成阵地抢救组，执行营以前的救治任务，使伤员得到较好的急救。或者干脆取消营一级救治阶梯，将营连救治力量合并，能有效地增强火线救治能力，提高火线抢救质量，除低阵亡率。再比如，是否需要在后送小组配属医师，一直以来都是具有争议的。医生培养不易（培养具备高级创伤处置能力的专业医师，都要至少9年以上的时间），在战时是宝贵的专技人力资源，如果直接在火线附近开展工作，若发生伤亡，对于任何一支军队来讲都是相当惨重的损失。况且，此前的战争经验认为在后送过程中，能够开展的医疗工作并不多。但从俄乌冲突的战场经验来看，这种观念需要革新。过去的几场局部战争，由于战争规模较小、持续时间不长，伤员经过层层检伤分类及接转，能够进行后送的大多是伤情稳定，或较不严重但已经无法作战的伤员。但俄乌冲突是高烈度、持续性的，被严重炸伤、肢体残断加上大量失血的伤员，过去可能是列为期待治疗，也无法承受层层接转后送而存活，但在俄乌战场上，交战双方都在精简后送流程，甚至是极度精简后送流程，往往将重伤员从负伤地点直接后送至决定性医疗机构的状况下，是可以被有效地救回来。况且俄乌冲突中大部分时间的伤员不是大批量的产生，而是分散、小批量的产生，平均严重程度也远过以往，所以在后送过程中医师的介入就有其意义。

还需要指出的是，战时伤死主要发生在战术后方区，其次为战役后方区，最后为战略后方区，三者比例概数为6:3:1。因此俄乌冲突中人们意识到的再一个重要经验是，作为医疗后送的末端，战役后方只需设一级医院，但在水平方向上可适当增加战役后方医院的数量和配置密度。俄乌冲突还有一个重要经验是要将心理应激创伤作为战伤管理的重要内容加以对待。高烈度对抗战争中的伤员可能不仅仅是机体解剖结构上的损伤，而是包含心理、精神、认知等非解剖领域的复合损伤，只有将PTSD纳入了战伤管理的范畴，并且认真给予对待，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资源，就必然能够有效降低部队非战斗减员的比例，为提高部队战斗力发挥重要作用。当然，俄乌冲突的双方在伤员处置与医疗后送领域也有一些教训是需要注意的。比如，即便有北约的指导和支援，乌军的心理急救力量与心理创伤现场也存在很大距离，难以对发生急性应激反应的人员进行即时、有效地救治。相比于乌军，俄军在PFA方面的重视程度更低、投入更少，能力更差。尽管俄军调查显示，前线参战部队只有28%的士兵身心健康，另外72%的士兵存在特定类型的心理障碍（46%表现出抑郁，或运动状态虚弱、冷漠或迟缓，或简单的失眠）。其中，46%患有缺乏精神动力、高度焦虑、神经情绪压力、疲倦和疑病症定期或惊恐发作等病症；26%表现出精神病反应，例如高度焦虑或攻击性，以及道德价值观或人际关系恶化、兴奋或急性抑郁症。再比如，尽管俄乌两军都强调专业医疗队的靠前部署和展开（分别体现为俄军的前线特种医疗队与乌军的FST），但在实践中，都未能达到预期的效能。限于篇幅原因，在这里只提及人的因素。医疗队的靠前部署和展开，对于专业技术医护人员的要求很高。只有具备较高专业技能素质的医护人员，才能够胜任前沿布署医疗队被赋予的损伤控制性复苏、致命伤情紧急救治、批量伤员评估分类、损伤控制性手术、重症伤员及创伤性颅脑外伤伤员后送与途中救治等主要职能内容，并确保在超出“黄金1小时”时间范围仍能持续提供高水平的救治。然而，俄乌冲突的战场实践表明，俄乌双方都缺乏充足数量的高素质专业技术医护人员来满足医疗队靠前部署的相关需求，存在着不小的人力缺口。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医疗与后送一体化理念的执行层面。俄乌冲突中俄乌两军都强调医疗与后送一体化，具备高度专业技能的的后送卫勤人员有助于改善伤员结局，应具备熟练的急救、重症监护能力及维护伤员安全能力。急救、重症监护能力主要包含气道管理技术、大出血控制技术、循环管理技术、低体温管理技术等，其中心肺重症监护技术、麻醉技术尤其重要，每一名参与途中救护的卫勤人员都需完成高级生命支持课程并获得资格认证。然而从俄乌两军的战场情况来看，受过良好训练的后送卫勤人员与实际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的缺口。另外，后送对于卫勤人员后送设备的使用、特殊伤员的救护等的培训有着高需求和高要求，但俄乌两军的此类培训教学普遍局限于理论及普通实践，达不到战场实践的高需求。需要开发相应后送仿真场景并开展仿真模拟训练，来有效提升卫勤人员后送所需的业务能力。

俄军前线部队利用自行组装的无人车辆从火线上撤出伤员

结语

战争中伤员处置与医疗后送是一国军队军事能力的重要体现，是战斗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军队战斗力强弱，关系作战可持续性的重要因素。当下，新的作战手段和作战样式层出不穷，各类颠覆性技术被大量应用于战争实践，战争呈现出快节奏重塑面貌的特点。如何在新的作战样式和态势下成功救治伤病员，是每个主要军事国家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俄乌冲突呈现出人类迄今为止最接近由机械化向智能化转型的作战形态。相应的，不但各种新的医疗救治技术、手段和装备在这场冲突中大量应用，新的理念也被大胆实践。如救治技术向战场一线前伸配置、医疗与后送一体化、简化后送层级等。所以对俄乌冲突中交战双方在伤员处置与医疗后送领域的适应性变化进行复盘和分析，汲取相应的教训，总结相应的经验，显然是极富价值的工作。

★马和太 黄楠 周林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