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城和华清池同时开了火，蒋系官兵200余人死于乱枪之下，其中包括“中执委”主任委员邵元冲、侍从室第三组组长蒋孝先、两个宪兵团长等等大员，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20多名贴身侍卫，也被怒气冲冲的东北军打成了筛子。虽然20多天后，“双十二事变”最终和平解决，可这些鹰犬难不成白死了？

（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

当然不是，报复很快就到来了，张学良被扣留在南京后，顾祝同旋率大批中央军入陕，连警备京畿的宋希濂第36师都调过来了，以保持对东北军、陕军和红军的军事压力，而对于陕甘地区的16万东北军的处理办法，南京当局则给出甲乙二个方案：

甲案：“三位一体”（东北军、陕军和红军）须让出西安及周边地区，由中央军进驻，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撤至陕西西部和甘肃一带，红军须返回陕北。

乙案：西安仍由中央军接防，但东北军可调离陕西，赴安徽和淮河流域较富庶的地区驻防，第十七路军单独西调，红军仍回陕北（大意如此，非方案原文）。

应该说，甲案对于“三位一体”还是比较有利的，虽然让出了西安及周边，但东北军、陕军和红军毕竟还是同在西北，随时可以联合起来，足以让南京方面有所忌惮，谈判也好争论也罢，都不致太被动。

（杨虎城）

杨虎城将军和红军都倾向接受甲案，然而东北军内部爆发的严重内乱，最终破坏了“三位一体”的大好局面：老派将领们受不了西北苦寒，乐意东调；少壮派坚持强硬立场，希望留在西北，通过军事结盟逼南京放人。

可惜的是，在关于如何处置扣押的大员和飞机，以及怎样跟南京交涉等问题上，东北军内部居然爆发了火拼：先是少壮派杀掉了第67军军长王以哲、总部参谋处处长徐方等人，后是老派调兵进城报复，少壮派死得死逃的逃。

于是东北军老派势力彻底占了上风，他们不顾陕军和红军的劝告，于1937年3月同意接受“乙案”，东北军东调遂成定局，分别开赴豫南、皖北、苏北等地区驻扎，至此“三位一体”的格局宣告破裂，那个委员长因此假牙都乐掉了。

仅仅四个月后，全面抗战爆发，原本高喊“打回老家去”的东北军，在其后的八年中，初期打得也算有声有色，然而后面的存在感却越来越低，这又是为什么呢？

（后排是陕军冯和杨）

一、东北军全面抗战虎头蛇尾

1937年4到6月，南京政府对东北军进行整训和缩编，以种种理由将其化大为小，东北军各军原辖四师，整编以后通通缩编成下辖二师的乙种军，各师也按“国防师”的标准只辖二旅四团，整编后尚有六个军建制：

第49军：军长刘多荃，辖第105师（高鹏云）、第109师（赵毅）

第51军：军长于学忠，辖第113师（周光烈）、第114师（牟中珩）

第53军：军长万福麟，辖第116师（周福成）、第130师（朱鸿勋）

第57军：军长缪徵流，辖第111师（常恩多）、第112师（霍守义）

第67军：军长吴克仁，辖第107师（金奎壁）、第108师（张文清）

骑兵第2军：军长何柱国，辖骑兵第3师（徐良）、骑兵第4师（王奇峰）和骑兵第6师（刘桂五）。

（骑2军何柱国）

客观来说，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东北军各部打击日寇还是较为卖力的，有点想一雪前耻的样子，比如第49军、第57军和67军血战淞沪，伤亡非常惨重，计有五名将军战死前线。

其中第67军在淞沪战役后期，为掩护主力西撤，在金山卫几乎全军覆灭，中将军长吴克仁战场殉国；第51军则参加了徐州会战，负责在南路阻击日军第13师团等精锐，与桂军联手阻击鬼子北犯。

于学忠以25000人的兵力，血战淮河防线不退，为北线的“台儿庄大捷”做出重大贡献。会战第二阶段，第51军又死守蚌埠和临淮关，顶住了日军4万余人的疯狂进攻，在连续七天七夜的防御作战中，该军伤亡高达7000余人。

（第67军吴克仁）

第53军转战冀豫鄂湘数省，参加过武汉会战、南昌会战、长沙会战等，后又编入中国远征军；第57军在山东坚持敌后抗战，所属第111师于1942年8月起义，改编为万毅率领的八路军滨海支队。

骑兵第2军则在华北坚持抗战，一度划归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第18集团军朱总司令指挥，也就是后来的第96军，整体来看，全部六个军在这一时期，打得都不算孬，跟1931年的表现简直是天壤之别。

然而到了1941年以后的抗战深水区，东北军在战场上突然沉寂起来，存在感越来越低，原属67军的第108师，重建以后居然成为“皖南事变”的元凶部队，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反差如此巨大，是有深刻原因的。

（第53军周福成）

二、东北军已然不具备整体性

一些军史爱好者，将这样的表现归结为东北军“群龙无首”，即张学良离开部队后，东北军失去了灵魂人物，很难形成统一指挥和协同，这个说法也对也不对，因为“乙案”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对东北军的“肢解”！

抗战爆发后，当时还保存一定军事实力的地方军阀，所属部队都是成建制集中使用的，比如桂系的第21集团军、晋绥军的第7集团军、川军的第27集团军、滇军的第1集团军等等，从而保持独立性。

唯独对于东北军，军事委员会坚持拆分使用，东北军所属的六个军，按兵力规模完全可以整合成为两个甚至三个集团军，从而发挥应有的作用，结果却是被分散划归各战区：

第51军划入李宗仁第五战区、第53军划入程潜第一战区、第49军划入顾祝同第三战区（后转第九战区）、第57军划归鲁苏游击战区、骑2军划归阎锡陕第二战区等等，后面序列变化更是混乱。

（万福麟）

换句话说，重庆方面绝不允许东北军组建单独的战役兵团，诸如军团、集团军等高级建制，即便于学忠等人升任过军团长或者集团军总司令，所辖部队也都是大杂烩，总之东北军的最大编制只限于“军”，便于肢解和吞并。

按当时中日两军的战力比，一个杂牌的军是很难抗衡日军一个师团的，包打一个野战旅团都力不从心，那么在大兵团会战中，东北军的各军只能配属给各战区、各集团军指挥，久而久之便沦为打酱油的角色。

比如周福成的第53军，1943年调往云南，纳入第二期中国远征军序列，最初编入霍揆璋第20集团军。“土木系”的霍揆璋完全学会了陈诚的手段，各种理由挑毛病，就是想把53军吞并掉，若非卫立煌仗义出手，这个军怕是早就不存在了。

（王以哲）

淞沪会战第67军尽乎全军覆灭，军委会一道命令下来，撤销了该军番号，干脆不给重建的机会。在委员长看来，对于这样一支曾经的“叛军”，部队番号能裁一个是一个，只要有差不多合理的借口即可。

与此同时，重庆还对东北军实施了“掐头卡脖子”的办法，即对高级将领采取明升暗降，逐步削其兵权，是为“掐头”。王以哲被杀后，最受张学良信赖的首推于学忠，曾一度高居鲁苏战区总司令之职。

那不过是暂时的，1943年于学忠在不断的排挤打压下，只能卸去鲁苏战区总司令之职，调任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再后来干脆在重庆闲居，妥妥的解甲归田。好容易混上军团长的万福麟，1938年底也不得不交出军权，调重庆任“军事委员会委员”。

刘多荃1941年底升任有名无实的“热河省主席”，何柱国调往桂系把持的第十战区，担任挂职的副司令长官，缪徵流病死吴克仁战死，至抗战后期，东北军原来的六个军全部易主，再无可以号令全军的人物。

（于学忠）

三、东北军的部队成分变化太大

打鬼子总要有伤亡的，八年抗战下来抗日各部伤亡堪称巨大，需要大量的新兵补充，大多数部队新兵都得换上好几茬，东北军当然也不例外，可问题是，去哪里补充呢？

东北早已沦陷，去老家募兵肯定是不现实的，因此东北军各军的伤亡补充，只能依赖重庆军政部拨调的新兵，或者在所属战区就地征召（只能是少量），于是被当局“卡脖子”的情况就发生了。

第一种是干脆不予补充，任其不断削弱乃至自生自灭，比如第51军仅徐州会战的淮河一役，官兵伤亡即达3000余人，休整时却无任何兵员补充，没有新兵怎么恢复建制？要么缩编要么偷偷在当地拉点壮丁。

第二种是新兵拨付不足额，比如某军伤亡5000人，只给拨来2000甚至1000应付，即便是拨来的新兵，99.99%也不可能是东北籍的了，是故八年下来，东北军各部实际上的“东北血脉”已然不多了，这是事实。

张氏父子当年拥有全国最大的兵工厂，可已经让鬼子夺占了去，东北军除去人员的损失外，战场武器弹药的消耗，还是得张嘴朝重庆要，结果嘛可想而知，要么不给要么少给，总之有100个理由来搪塞。

严格意义上，抗战中期以后东北军已不再算是一支“军阀部队”：没有军事首脑、没有单独的高级编制、没有独霸的地盘、甚至连“东北籍”的部队成分也非常之低了。因此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尚存的第49军、第53军等部，基本划入“中央军半嫡系部队”的范畴了。

（奉军时期）

这也就解释了，东北军在抗战中后期，很难有所作为甚至不想作为的主因，打仗肯定有消耗，而重庆又严重歧视，有战功不奖励，有损失不补充，还千方百计掺沙子挖墙角，哪个部队还愿意拼命？

当年张学良奉令进攻陕北，结果被消灭和重创了三个师，南京非但没有补充还撤了番号，“削藩”之意昭然若揭，也成为张少帅“捉蒋”的动因之一。然时过境迁，失去统帅且被分割使用的东北军，已然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了。

也不是都愿意任人宰割，“处处不留爷，老子投八路”嘛，在委员长阴谋肢解和吞并这支军队的过程中，东北军一些将领毅然选择投向光明，1955年我军大授衔时，原东北军出身的将领多达25名，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