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115师主力团长出身的杨立青，赶到东北的第一个任务，是协助“102”首长狠抓军工生产，不上战场搞后勤，这让黄埔三期生非常郁闷，不过还是认真执行了命令。时间到了1948年秋，正在督造炮弹的杨部长，突然接到野司的调令，而且一来就是个大活：化身“101”首长调动千军万马！

《人间正道是沧桑》

这是历史大剧《人间正道是沧桑》的一个桥段：辽沈战役前夕，我军在哈尔滨成功破获谍案，不仅缴获一部敌特电台，连发报员也一并俘虏了，为了迷惑敌人，隐蔽东北野战军大举南下锦州的战役企图，东野首长决定利用现有条件，唱一出好戏。

具体办法是，杨立青以东野“101”首长的身份，在临时搭建的“假司令部”里面，通过电台不停发布作战命令，当然都是我军攻击长春、或者南下热河的假消息，让监听我方动向的沈阳敌台，陷入彻底的懵圈状态，无从判断命令的真伪。

同时利用缴获之敌台，源源不断给沈阳发送情报，这些经过精心编造的内容，与杨立青的假命令互相印证，终于使敌人相信，东野暂时并没有奔袭北宁线的意图，沈阳卫总司令、锦州范副总司令都可以放心睡大觉。

及至东野大军突然兵临锦州城下，立青的哥哥立仁，那位东北剿总负责情报的中将副参谋长，才如梦初醒发觉上了当，当场气得死去活来，可是已经太晚了，当然了，这其中肯定有演绎的成分，并非真实的历史。

那么大决战期间，也算有点战略眼光，还可以飞来飞去的微操大师，三次战前预判为啥全错呢？

辽沈战役：坚信东野不敢长途奔袭锦州

东北战场的局势，到1948年春天已经非常清晰了，经过东野长达90天的去岁冬季攻势，解放区的面积扩大到全东北的97%，解放区人口占全东北的86%，蒋军被完全压缩到长春、沈阳周边和锦州。

黄埔校长好歹也是带兵出身，对东北的整体局势看得比较清楚，惊呼卫立煌所部已经是“瓮中之鳖”，早就存了将东北部队撤到关内的打算，在2月22日的日记中，曾猛然反省：“要以九死一生之志冲出一条血路”。

此间，美军顾问团也提出，既然东北战局已陷绝境，蒋军应放弃沈阳，打通北宁铁路线，将东北主力首先撤往锦州，依托明代的“关宁防线”背靠华北，实施正面防御，就算后面实在打不过，也可直接撤入关内。

校长思来想去，决心采纳美军顾问团的意见，拟留下第53军和青年军207师继续守备沈阳，卫立煌须率精锐，出辽西撤往锦州，并于2月23日，电召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前往南京当面陈情。

不料郑洞国支持卫立煌的意见，提出还是要固守沈阳一段时间，“待部队整补完成后，再相机打通沈锦线”，大概意思是说，情况还没到万不得已的程度，现在放弃沈阳为时过早，一番忽悠后，校长勉强同意维持现状。

到5月间，校长第三次下决心撤退沈阳主力（3月末还有一次），并电令卫立煌再飞南京，试图说服他立即撤往锦州。卫总司令还是老一套，坚称大军出辽西太危险，不如守住沈阳静观其变，同时说明若弃沈阳，则长春10万兵彻底凉凉。

校长没能搞定卫总司令，反而被人家说服了，答应再等等看，只要卫立煌能解决补给问题即可。在此期间，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和西柏坡之间，往来电文多达数十封，争论的焦点，也是先打锦州还是长春的问题。

可见校长决定放弃长春和沈阳，将东北主力撤往锦州的设想，要远远早于东野南下的时间，从2月算起至少有半年之久，那为什么直到辽沈战役打响，郑洞国、卫立煌和范汉杰仍然困守三城，没有任何实质性动作呢？

除去卫立煌等人抗命的因素外，校长还是存有战略误判，而且误判的原因有三，每一条都让他的战略决心变得犹犹豫豫：

1、“参谋本部”判断，东北野战军下一期的作战，极有可能指向冀热辽交界地区，攻取锦州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在8月间的军事检讨会议上，因此做出结论：“原则上不放弃沈阳，至少坚持到10月底”。

解释一下，在缺乏野战歼敌机会的情况下，东野当时确实有兵进冀热辽交界的战略计划，甚至主张以有力一部，直接入关作战，这一计划最终被西柏坡否决，伟人在战略上的英明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2、“参谋本部”认定，东北野战军只有十个纵队，且每纵兵力只相当于“一个加强师”，炮火也不够强大，缺乏对重兵设防城市的攻坚能力，所以对长春、沈阳和锦州，均不敢采取强攻手段。

3、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亲口对校长表示：“绝不相信共军从长春越沈阳而全力南下作战，如大兵团从北满远来辽西，交通补给很不容易，屯兵于坚城之下，必陷困境”！

反正这三条校长都信了，于是从5月到9月，飞机来去烧了不少油，作战会议开了一大堆，东北蒋军除了加固城防外，没有任何机动调整，坐等东野大军开到锦州城下时，才通通慌了手脚！

平津战役：坚信东野1949年春才能入关

辽沈战役结束后，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清楚，东野下一步的行动，必然是挥师入关解放华北，校长自然也有这个常识，并且知道东野和华北军区部队合兵一处，百万大军的庞大力量，绝不是傅作义60万兵可以承受的。

但是戴狗皮帽子的部队什么时候真的进关，校长心里没数，于是11月3日老办法命傅作义飞赴南京，打算劝说华北剿总的总司令，趁东野大军尚未入关，火速率部撤出平津，逃往华中甚至长江以南，还封官许愿为“东南军政长官”。

傅作义不愿南来，做个寄人篱下的杂牌寓公，即便平津不守，也企图退回察绥军的老巢绥远去，况且傅作义认定，形势还没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并且当面给出判断，而且是发自内心的结论：最早明年春天解冻时，东北野战军才能大举入关！

傅作义的判断是有依据的，一方面，东野在辽沈战役中伤亡较大，至少需要半年时间进行整补；另一方面，时间马上进入北方的严冬，根本不利于大军远征，百万大军集体换冬装，没个一二个月都难以完成。

东野确实存在巨大困难，辽沈战役中部队伤亡近7万人，接近总兵力的10%，而且伤亡的多为战斗兵，如按战斗兵60%的通常比例计算，这一数字超过了16%，造成许多基层部队建制不全，虽然俘虏不少，可是“解放战士”的思想改造亦需时间。

校长召见傅作义两周以后，西柏坡于11月16日电告东野首长，请他们考虑东野提前入关事宜，至少要“主力早日入关，包围津沽唐山，在包围姿态下进行休整，则敌无从从海上逃跑”，这已经是让了一步了。

“林罗刘”次日回电说“东北主力提前入关很困难”，主要困难在三个方面：其一是辽沈战后部队思想波动较大，东北籍战士不愿离开家乡，部分干部已开始生长享受情绪，因此“入关思想动员”尚未进行。

其二是新兵补充还未就绪，解放战士的争取工作也需时间；其三是部队的冬衣、棉帽、棉鞋均未发下，后勤准备工作尚未开展。应该说，这与傅作义和校长的战情判断，情况大致符合，大家都是多年带兵的，常识肯定有。

校长相信了傅作义的表态，暂时不考虑放弃平津，在来年春天东野入关之前，批准并支持傅作义再扩军20万到50万，从而有能力在华北战场上，跟我军的百万之众一决雌雄，也就是说，校长第二次出现战略误判。

然而他们低估了伟人的魄力和决心，也低估了人民军队克服困难的能力，为抑留傅部就地加以歼灭，1948年11月18日，西柏坡断然下达了不容置疑的命令电，要求东野主力立即进关，“林罗刘”的回电简单明确：“我们决遵来电于22日出发”！

淮海战役：坚信华野休整三个月才能再战

1948年9月24日，华东野战军以26000人的伤亡代价，总计歼灭蒋军104000余人，完全解放济南，华北华东解放区连成一片，而华野40万大军下一步兵锋所指，当然是校长和他的部下们，最为关心的事情。

刚刚上任的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很清楚，粟裕不久必会率军南下淮海，寻歼蒋军有生力量，关键在这个“不久”到底是多久？换句话说，华野主力大战之后，需要休整多长时间才能再战？

校长对此也关心得不行，督令情报部门抓紧查明，史料记载“二厅”和“保密局”的特工人员，以及前线部队派出的侦察队，携带电台企图混入山东解放区者，多达100余股，结果却是很搞笑，居然没有一股真正渗透进去！

拿不到第一手的情报怎么办？蒋军有两种习惯性操作，一种是通过军事常识去判断，说难听点就是闭着眼睛“瞎猜”；另一种是凭借较为先进的电侦设备，来搜集和破译华野各部的往来电文，试图分析出我军的动向。

关于瞎猜，校长之前得到的消息，是华野在攻打济南时“损失极惨重，需要休整多月才可恢复战力”，这完全符合蒋军情报部门的习惯性预判；关于电侦，校长要求务必查清，华野主力集结的准确位置。

事实上，粟裕亲率的打援集团18万大军，几乎毫发无伤，而华野“即俘即补”的办法，也使攻城集团迅速得到补充，整个华野不到一个月就恢复了建制和战力，集结在临沂以南地区厉兵秣马，10月下旬即已具备了南下作战的条件！

为了对付敌人的电讯侦察，粟裕在淮海战役发起之前，下令所有主力纵队关闭电台，作战命令和文件的下达，一律使用骑兵通讯员和摩托车进行联络，同时安排位于鲁西南地区的第3纵队和两广纵队，放开了用大功率电台发报。

蒋军情报部门据此判定，华野主力集结在鲁西南地区，配合中野攻击郑州和开封的“公算”最大，徐州方向暂时无虞。两种方式的情报汇总，让校长终于第三次出现战略误判：华野在三个月内不可能攻击淮海！

于是徐州剿总的战役集结不慌不忙，黄百韬第七兵团11月初才得到西撤的命令，校长更是放心地叫上杜聿明，飞往东北救火，之前制定的“集结徐州主力首先击破中野”的作战计划，也被扔在一边，及至杜聿明返回徐州时，已经是11月10日：只听得碾庄炮声正隆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