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军迷圈流行着一个说法，第四野战军由于编制最大兵力最多，又从白山黑水打到海角天涯，立下横扫十三省的不世战功，因此在1955年大授衔时，四野将领的军衔整体有些偏高。最明显的佐证，是四野18位军长中产生了7名上将，而同样战功赫赫的第三野战军，16位军长居然没有一位步入上将方阵，这个反差实在太大！

（大将上将和元帅）

第四野战军系统产生了两位元帅和三名大将（黄克诚、萧劲光和谭政），而第三野战军仅有一位元帅和一名大将（粟裕），毕竟严格来说，资格最老的张云逸大将，并非出自三野系统，而是一直担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的职务，换言之，四野的元帅和大将数量，达到了三野的两倍之多。

如果从开国将帅的总体数量来看，第四野战军授予开国少将以上军衔者，1955年更是多达360人，也超过了第三野战军的313人。粗略估算，三野的开国将帅总体数量，只有四野的86%左右；而三野上将以上的将领数量，更是只有四野的68%左右，差距确实较大。

大部分军迷将这个现象，简单归结于四野在解放战争后期的兵强马壮，因为四野从平津地区南下时，总兵力已达88万余人，而同样也是四个兵团建制的三野，渡江战前的总兵力却只有58万余人，只占四野的65%强，累计解放的省份亦只有六个，战功自然不及四野显赫。

其实这样的想法稍显幼稚，人民军队不同于旧军阀部队，单位建制无论拥有多少兵力，那也是党统一指挥下的武装力量，将领们的衔级不会因此“水涨船高”；各野战军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展速度和兵力规模也不尽相同，比如1947年1月底华东野战军正式成立时，已经拥兵27万余人！

而东北民主联军直到1947年5月，野战部队的兵力刚刚突破25万人（加地方部队共46万人），数量尚不及四个月前的华野，因此编制大兵员多，肯定不是四野将领授衔整体偏高的主因。深度剖析的话，是四野将领群体较比其他三个野战军，具备了四个无与伦比的优势。

一、四野“双红一”出身的将领最多

曾经撰文介绍过四野部队的血脉，特别着重指出，在最早出关的11万大军中，来自山东军区的6万多八路军，以及3万多人的新四军第3师，是为东北我军最初的骨干力量，当然也是后来发展成为百万大军的基础。

罗帅领导的八路军山东军区主力，是由第115师师部、第343旅与山东纵队整编后，逐渐发展起来的；而黄克诚的新四军第3师，则是由115师344旅发展壮大起来的，换句话说，东北我军最初的基干力量，主体即是抗战初期八路军头号主力第115师的战斗序列。

而八路军115师的前身，则是1935年11月恢复番号的红一方面军，下辖红一军团（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部队，改编为师属343旅）和红十五军团（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的部队，以及原陕北地区的少量红军，共同改编为师属344旅）。

（黄克诚）

毫不夸张地说，重新组建的红一方面军（当时只有14000余人），是未来中国革命最核心的力量，尤其是百战余生的红一军团干部们，皆是中央苏区时期，红4军、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的老底子，其中相当一部分，参加过井冈山时期的革命斗争，党龄军龄普遍较长。

彼时的红一军团，几乎是8万中央红军保存下来的精华所在，因此在军史上，将中央苏区时期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出身的干部，通称为“双红一将领”。这些将领资历深厚，是人民军队的早期骨干，即便解放战争时期战功并不突出，在1955年评衔时，也必须特殊加以考虑。

比如四野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后勤部长李聚奎上将、军需部长杨至诚上将，以及陈伯均、陈奇涵等上将，这些将领都不是大家所熟悉的军事主官，却都是资历深厚的“双红一将领”，因此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将或上将方阵中，必有一席之地。

在长达22年的武装斗争中，人民军队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山头”，这是必须承认的客观历史，而“双红一将领”是其中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山头”，产生的高级将领数量较多，显然在情理之中，也是研读军战史绕不开的话题，包括彭总主动提出撤销红三军团的番号，更是一段佳话。

（陈奇涵）

二、四野的“兵团级”首长数量最多

这个“兵团级”的称谓属于简称，其实应包括1952年评定的正兵团级、副兵团级和准兵团级。理论上说，副兵团级和正兵团级将领，都有评为上将或者大将的可能，而第四野战军由于自身特殊的原因，正、副、准兵团级将领的数量，明显高于其他野战军。

1948年11月军委下令统一部队番号时，东北野战军总兵力已经接近80万人，因此军委给这支大军预留了六个兵团的番号，即从第十二到第十七兵团（华北序列因此从第十八兵团开始），如按其他野战军各兵团10到12万人的标准，东野当时组建六个兵团的建制，在兵力上绰绰有余。

但出于“低调”等各方面原因的考虑，至1949年4月底，第四野战军只组建了四个兵团，跟第三野战军主力兵团的数量持平，这就使若干资深军长（原纵队司令员）和军政委（原纵队政委），失去了晋升兵团正职的机会。同时，军辖四师的特殊编制，也影响了四野增设军级单位和干部岗位。

（李天佑）

既然四野各兵团、各军的人数明显超编，有的兵团16万人有的军7万人，为加强对部队的管理能力，只好遴选一批资深军长，担任了各兵团的第一副司令员、第二副司令员，遂使四野的兵团副司令数量，位居四大野战军之冠，其中半数还兼着军长。

比如第十二兵团第二副司令员韩先楚，仍兼第40军军长；第十三兵团第一副司令员李天佑，仍兼第38军军长；第十四兵团第二副司令员刘震，仍兼第39军军长；第十五兵团第二副司令员贺晋年（授衔情况特殊）仍兼第48军军长等，看见没？副司令员那都得有排名。

而同一时期的第三野战军，所组建的四大兵团却均不设副司令员，换句话说，四野仅兵团副司令员的数量，就比三野多了整整八名！再加上总部机关的资深将领，评衔时“兵团级”将领的数量，自然要多些。

专业点说，关于“四野18位军长中产生了7名上将”的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因为其中授上将的军长，基本都已晋升为兵团首长：李天佑、刘震、韩先楚、黄永胜、洪学智，而邓华和陈明仁两员上将，干脆是兵团司令员的职务。

（韩先楚）

三、四野调往总部的将领数量最多

1955年的大授衔，除去将领的资历和功绩之外，时任职务也是一项重要的考量标准，在这个层面上，四野也有着特殊的优势：新中国成立前后，大批四野将领奉调前往北京工作，参与组建和扩编解放军总部各机关。

比如第十二和第十四兵团的司令部，连同司令员萧劲光和刘亚楼在内，在四野渡江前后，整体奉调回京，组建了海军和空军司令部，这两位四野名将，也因此成为首任两大军种司令员，顺理成章的是，一批四野将领也随调前往。

比如第十二兵团副政委刘道生中将、第40军政委罗舜初中将，均调往海军司令部任职；与此同时，原第十三兵团政委萧华上将、副政委吴法宪中将等，也调往空军司令部任职，虽然这两个军种司令部，也有其他野战军的将领调入，但是平均职务仍以四野最高。

（萧劲光）

第四野战军的将领调入总部工作者何以最多？其实跟前述第一、第二条亦有关联，军队要正规化，总部机关要健全，那么高级干部最多、军兵种最齐全、中央首长最熟悉的四野系统，自然是抽调干部的重中之重：

1954年起，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的是罗荣桓，副主任为谭政、萧华；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四野名将有黄克诚、萧劲光和谭政；担任副总参谋长的四野名将有黄克诚、邓华和韩先楚（跨部门有兼职）。

另有武装力量监察部的副部长周纯全（开国上将）、杨至诚（开国上将）；总后勤部政委李聚奎（开国上将）、副部长洪学智、邱会作（开国中将）；总参军事交通部部长吕正操（开国上将）；军事法院院长陈奇涵；空军副司令员刘震等等，全部来自于四野系统。

既然这些将领已经升任解放军的“总部首长”，在评定军队级别和军衔之际，所担任的高级职务必然在综合考量之内，如果仅仅关注他们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军职，当然是不全面的。

（谭政）

四、四野将领参加抗美援朝的数量最多

从解放战争取得全面胜利，到全军大授衔的1955年，还有一个五年左右的窗口期，那么显然，期间在抗美援朝战场的表现，也是影响评衔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四野将领在这场战争中，额外有着特别的优势。

1950年7月，为应对突发情况而迅速组建的“东北边防军”，即是以第十三兵团为基干，包括四野王牌第38军、第39军、第40军和先期调回东北的第42军，拟定的司令员兼政委虽是粟裕，而副司令员和副政委正是四野的“二萧”首长。

尤其是彭总挂帅紧急跨过鸭绿江以后，一时来不及配备司令部班子，临时电请军委，决定将第十三兵团部就地升格为“志愿军司令部”，遂使一批四野将领职务陡升：邓华、韩先楚、洪学智等原兵团级干部，纷纷出任志愿军副司令员。

（洪学智）

在第一次战役打响时，首批参战的六个军有五个来自四野，加上炮兵和工兵部队，四野系统参战兵力超过了30万人。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四野先后投入作战的达到八个军。

后期入朝的第46军、第47军和第54军等部队，虽然作战时间较短，但是战场表现良好，一大批四野干部因此立功受奖，邓华、洪学智等更是在后期负责了整个战场的指挥。

地理因素，也让东北军区和四野的后方部门，承担了志愿军的主要后勤补给任务，为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做出卓越贡献，功劳簿上也得有一笔。

比如原四野后勤部第二部长周纯全，由于红四方面军时的历史问题，本来授上将的机会不大，但是在担任志愿军后勤部政委期间，工作得到了彭总的高度肯定，最终名列开国上将名单。

综上，四野将领授衔整体偏高，是多方面因素使然，仅仅关注其解放战争后期的兵强马壮，那便是以偏概全走入误区了，文中引用的数字若有错漏，欢迎指正！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