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0月底，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在进军东江地区时遭遇重大失利，第二纵队长刘安恭战场牺牲，此战红四军伤亡2000余人，被迫撤回闽西休整，毛委员闻讯急忙出迎，看到垂头丧气的战士们，抬着大批伤员和烈士遗体匆匆而过，而面色铁青的朱军长只说了一句话：就差了26天！

（朱老总剧照）

这是《古田军号》的一个片段，先解释两个问题，其一是朱军长所说的“就差26天”：当时还在上海的党中央，并未与红四军建立电台联系，所有指示都是以密信的方式，由交通员携带从上海送往闽赣苏区。

这一路上到处是敌占区和封锁线，信件辗转送到红四军军部的时间，至少需要半月二十天。彼时情报显示，不容于“李白黄”的桂系大将俞作柏，利用蒋桂战争意外攫取广西军政大权后，当上省主席不到半年，立场又变卦了。

是年10月1日，俞作柏通电就任“护党救国军南路总司令”，公开宣布拥汪反蒋，南京当局立即调兵镇压，期间从广东抽走大批粤军部队，致使靠近闽西的东江地区，敌警备兵力一时比较空虚。

上海党中央遂于次日发出指示信，命令朱毛红军抓住时机，立即兵进东江。这封信交到朱德手中，整整耗时26天，而南京当局解决俞作柏和广西事变，仅仅用了4天，两者时间差实在太大了！

粤军主力已迅速返回原防，而并不知情的红四军遵令出击后，迎面撞上了兵力战力均强的蔡廷锴等部，失利在所难免，情报和作战都具有极强的时效性，在没有电台通讯的情况下，用书信方式来指挥红四军作战，在今天看来简直是开玩笑！

但在当时，却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朱毛”首长也很无奈，可是中央的指示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这是人民军队的纪律性和首长们的党性所决定的，其代价是不少红军战士因此牺牲了生命！

其二则是毛委员为什么没有随军行动，而是在闽西“迎接”红四军和朱老总？这事就有点复杂了，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古田军号》所诠释的中心思想所在，事关红四军早期的“前委”和“军委”之争，以及人民军队建军方向的大问题。

细细品读影片，甚至还可以读懂，未来华东野战军陈粟谭“三巨头”格局的形成，其实早在1929年便已初现端倪，这算是观影的个人心得吧。

（朱毛红军）

“501”陈毅元帅

红四军成立于井冈山会师之际，最初的军首长名单是：朱老总任军长、毛委员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其后王尔琢壮烈牺牲，红四军主要首长变成“朱毛陈”的格局，在军职以外，他们还分别兼任三个重要职务：

毛委员兼任红四军“前委书记”，前委即是“前敌委员会”的简称，出现于南昌起义之时，是党在军队中的最高领导机构，全权处理部队的军政大事，红四军的前委书记和委员，均由中央直接任命，性质是决策机构。

朱军长兼任红四军“军委书记”，全称是“军事委员会”，特指在红四军前委之下，设立的“红四军党委”，主要负责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具体执行前委的命令，军委委员由“前委”任命，性质属于政治和执行机构。

而陈毅不仅兼任前委和军委委员，还是选举出来的“士兵委员会”秘书长，在红军早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朱毛陈三首长剧照）

客观来说，在军队职务体系之外，同时存在前委、军委和士兵委员会这三套组织系统，确实有些繁杂了，尤其是在环境险恶的战争年代，过于繁杂的领导层级，也会影响部队的作战和行动。

因此在1929年初，经毛委员提议通过：“遂决议暂停军委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此后红四军连战连捷，在赣南闽西开创了新局面，打下龙岩后甚至有了条件，首次给全军制做统一的军服，军心大振！

偏偏这个时候，中央的特派员带着指示信又到了，便是曾跟朱老总在四川共事过，之后留苏就读伏龙芝军校的刘安恭，这位“钦差大臣”的到来，使红四军的领导层第一次出现了严重分歧。

刘安恭瞧不起“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认为毛委员主持的前委权力过大，亦有“家长制作风”，要求恢复“军委”来分散前委的权力。出于尊重中央代表的目的，毛委员做了让步，同意恢复红四军“临时军委”，并以刘安恭为军委书记，这下麻烦大了。

（刘安恭剧照）

《古田军号》用多个镜头，展示了朱军长对毛委员的尊重，以及在生活和安全上的关心，但在红军创建之初，关于如何建设和发展这支军队，两个人还是有工作分歧的，而刘安恭的介入，又使这个分歧骤然升级。

私下里，朱军长和毛委员爆发了争吵，夹在中间的陈毅两头为难，只好劝完这个劝那个，毛委员斥其为和稀泥，干脆命名为“陈毅主义”，认为在建军方向的路线问题上，是必须坚持而不能“调和”的。

朱军长认为“前委管一切”似有不妥，刘安恭在一旁火上浇油，致红四军首长们争论不休，陈毅无奈，只好提出召开红四军第七届代表大会（即红四军“七大”），用民主选举的方式，来解决红四军内部的争议。

1929年6月，红四军“七大”在上杭县举行，反对毛委员方针的思潮略占上风，选举结果更是出人意料：陈毅当选为红四军新的前委书记，而毛委员却意外落选！也就是说，陈毅突然成为了红四军的最高领导人。

“503”谭震林同志

毛委员的脾气上来了，当即决定离开部队，前往闽西农村的蛟洋地区指导工作和“养病”，电影中还化名“杨先生”给农民当起了夜校老师，至于为什么称为杨先生，懂历史的读者心知肚明。

跟随毛委员下乡的只有寥寥几人，包括贺子珍和警卫员等，还有一位坚决随行的，便是红四军前委委员、第二纵队政委谭震林。朱军长次日闻讯，怒问陈毅为何不派警卫部队，担心毛委员安全之心，溢于言表，

谭震林因何也离开部队呢？因已确定，刘安恭兼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团级建制，下辖的营级单位称为“支队”），而谭震林不愿与之共事，同时为了表达对毛委员的支持，遂义无反顾同行。

当时闽西地方领导人是张鼎丞同志，也是毛委员的坚定支持者，毛委员在蛟洋“养病”期间，在生活和保卫上，张鼎丞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古田军号》借毛委员之口，也多次提到了张鼎丞的名字。

张鼎丞是抗战胜利后的华中军区司令员，以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华东局常委和组织部长，现在知道粟裕为什么在华中军区组建时，坚持辞任司令员了吧？

毛委员离队后，陈毅才发现自己根本不能胜任，前委书记又要处理内务又要指挥打仗，非大才者不能胜任也，开始反思自身的错误，期间朱德陈毅曾连袂夜访，请求毛委员重回部队，遭到断然拒绝。

为了解决红四军的领导权问题，陈毅决定亲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情况，同时要求恢复毛委员的职务。这边代理前委书记朱军长，则率主力奉令开始出击，遂有东江之败和刘安恭战死。

看到红四军损失如此，毛委员既心痛又愤怒，也充满着愧疚，与第一纵队司令员闷坐在街头，被问起红旗能打多久时？坚毅地回答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古田军号》的演绎了，真实的历史是以互写书信的方式。

期间陈毅在上海，一口气写了5万多字的汇报材料，并且如实汇报了红四军面临的困境，坦言毛委员的地位无人可以替代，得到了分管军事工作的周公之支持，亲笔写信给红四军领导班子。

这封重要的指示信，指出了“极端民主化”的在军队建设中的危害，总不能什么事都靠投票决定，也肯定了毛委员的建军方针，陈毅带着这封信踏上归途，史称中央“九月来信”。

（这个101不太像）

“502”粟裕大将

电影中并没有粟裕的角色出现，盖因当时的职务太低，只是第一纵队的一名连长，不过这一时期，粟裕却有段特殊的经历：毛委员养病期间，粟裕亲奉朱军长命令，率全连驻于蛟洋，担负警卫工作。

粟裕在回忆录中，记叙了期间的所见所闻，也有机会当面聆听教诲。尤记得11月26日，陈毅赶回闽西后，与朱军长再次联袂前往蛟洋，请回了称病的毛委员，三位老战友重逢并取得一致，着手整顿部队和召开会议。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九大”在福建古田召开，即军史上著名之“古田会议”，会议由传达九月来信的陈毅主持，朱军长做军事报告，毛委员做政治报告，红四军全体代表庄严举手，通过了毛委员代表前委起草的八个决议案。

会议纠正了之前的错误，重申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从而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会议选举毛委员、朱军长、陈主任、罗荣桓等11人为前委委员，毛委员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闽赣苏区的发展，自此掀开了新的篇章。

古田会议前后，还对红四军的队伍进行了整编，原连长粟裕晋升为第一纵队第二支队党代表（相当于营教导员），成为红四军的主要干部之一，毕竟当时红四军总共才四个纵队。

更重要的是，粟裕经历了东江之败、蛟洋相处和古田会议，对毛委员的正确方针、朱军长的宽阔心胸、陈主任的坦荡作风，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对日后的军事生涯影响极大。

古田会议之后红四军战无不胜，闽赣苏区和红军队伍不断壮大，半年以后，红四军扩编为红一军团，下辖红三军、红四军和红十二军：陈毅担任红三军政委、谭震林担任红十二军政委，粟裕担任红四军参谋长。

1934年红军主力长征，陈毅、谭震林和粟裕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随军北上，而是留下来浴血坚持，全面抗战爆发后，再率各自的游击队伍参与新四军的组建，其后发展为威名赫赫的华东野战军。

而陈毅、谭震林和粟裕在古田会议时期的表现，已给毛委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政治上给予了极大信任，才能形成未来“华野三巨头”的格局，至于后调入新四军和华野的其他领导，只能另当别论。

《古田军号》是一部被远远低估的电影，它用一把军号的故事，追忆了人民军队建军方向的确立！

（朱老总吹起军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