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上海民革的老档案《解放前上海民革临时工作委员会简史》，会发现其中有一页专门记载了 “关于刘昌义的起义工作” 较为详细的内容。
其中提到1948 年秋，刘昌义作为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国民党 51 军军长，在民革临工会委员刘云昭的陪同下，找到王葆真秘密商谈起义之事，1949年5月25日刘昌义在上海苏州河北岸率部起义。
只是，后来刘昌义却被我党按投诚优待，未能享受起义将领应有的待遇。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误会？刘昌义后来的结局又如何呢？
在革命战争年代，刘昌义身处国民党阵营，却因种种原因不得蒋介石的优待。即便后来成为国民党留在上海市区的最高将领，也不过是当了他人的替罪羊。但刘昌义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结交了不少老朋友、老同事，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积极对他进行策反工作，帮助他投入了新中国的怀抱，使他在最后关头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刘昌义于 1905 年出生在河北任丘，早年就读于西北军军官学校。从该校高级班毕业后，他进入西北军任职。自 1930 年蒋冯战争爆发起，他就一直追随冯玉祥。
这是一场主要在中原地区的新军阀混战，包括冯玉祥在内的一众国民党军阀因对军力编遣不满，意图夺权挑战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最终却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
彼时，冯玉祥加入国民党已有 4 年，刘昌义跟随其后，自然也是国民党人，与蒋介石存在利益分歧，这也是他始终难得蒋介石优待的重要原因之一。
和冯玉祥一样，刘昌义对蒋介石颁布的不少政策存在异议。例如，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懦弱的蒋介石将全部希望寄托于国联，对入侵中国的日军采取 “不抵抗政策”，遭到了冯玉祥、刘昌义的强烈反对。他们自始至终主张积极抗日。
为积极促进抗日爱国力量的发展，呼吁团结抗战，1933 年，冯玉祥赴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并担任司令一职，刘昌义也作为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第三师师长，打出了抗日的旗帜。他们很快率部北上抗击日本侵略军，并乘胜收复了察哈尔省的全部失地，在一定程度上壮大了国内的抗日气势。
国内全面抗战爆发后，刘昌义作为第一战区豫北游击总队司令，深入敌后与八路军相互合作，打了不少胜仗，队伍也逐步扩大。他的这些行动得到了老上级冯玉祥的支持，两人都是国民党内少有的思想进步之人，为了抗日，一直主张国共合作。
但是国民党当局并不乐意看到他们这样的举动。蒋介石看似同意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上却将更多精力用于解决 “内患”，因此并不支持刘昌义在敌后与八路军合作开展的游击活动，反而对其多有歧视和打压。
一开始，刘昌义所率部队还能按时得到应有的军饷，及时补充武装装备与日军作战。但后来，在蒋介石的示意下，国民党当局干脆不再向其部队发放粮饷，反而要求他们就地筹款，并自己想办法补给武器装备。
而那时，冯玉祥也因为种种原因，没能有效为刘昌义争取。如此，刘昌义和他率领的部队陷入了困境。没粮食、没武器的他们不可能在与凶残的日军作战中取得胜利。
危急时刻，为保下战友的性命，图谋更长远的未来，刘昌义甘愿顶着天下骂名假意投敌。他这么做还有一个很直接的目的，那就是骗取日军的粮饷和军备，反过来给日军一个重创。
1941 年，刘昌义抓准时机，在日军顾问到其部队视察时突然反正。当场击毙十几名日军佐尉级军官、歼灭 600 多名日伪军后，他带着 3 万多名反正官兵返回了国统区，之后继续积极投身抗日活动。
刘昌义本人也因这段特殊经历在国共两党扬名，得到了不少人包括中共领导人的注意。只是，后来刘昌义依旧不得蒋介石的重用。
抗日战争结束后，内战爆发，刘昌义多数时间赋闲在家，一直到 1949 年国民党政权分崩离析，蒋介石和其亲信部队无力扭转战局，他才被重新启用，作为替罪羊被推到了前头。
但其实，很早之前，刘昌义就表现出了亲共的态度。1946 年，他在一些老朋友的帮助下秘密接触了共产党，开始商谈起了起义的事情。最早动员刘昌义起义的人是刘云昭。
后者是上海地下民革的委员，与刘昌义尤其是刘昌义的朋友、曾任国民党苏北司令的李明扬很熟悉。和刘昌义的 “慢半拍” 不同，刘云昭和李明扬这对本是远房亲戚、感情深厚如亲兄弟的两人很早就和共产党取得了联系，并倒向了共产党的一边。
但他们也很关心刘昌义的处境。上海解放前夕，两人讨论后，决定由刘云昭出面对刘昌义作出提醒。一方面劝他不要充当他人的替罪羊，另一方面为他牵线搭桥，让一向亲共的他能够通过共产党员王葆真加入民革，表明立场，争取善始善终。
后来，上海战役打响，也是刘云昭出面帮助刘昌义和解放军联系，最终在苏州河北岸发动了起义。如此，抗日有功、在内战中无大过的刘昌义也免去了一场劫难，能够以全新的身份继续为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奔走。这就是刘昌义率部起义的经过。
只是，刘昌义率部起义后，却没有像其他起义部队一样保留部队编制和番号。这是因为在起义前的谈判中，与其联系的解放军代表态度十分坚决，刘昌义也没有很在意这一点，所以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在协议书上签下了各自的名字。但他的这一举动在后来却被错误定性为投诚。这与其中产生了一些误会有关。
事实上，早在 1948 年，刘昌义就通过刘云昭的帮助与王葆真取得了联系，并秘密谈妥了起义事项。为了不泄露信息、便于安排刘昌义率部响应解放军渡江南进，王葆真严格保密，始终与刘昌义单线联系，这使得中共内部少有人知晓真正的实情。
遗憾的是，就在刘昌义准备按照商议好的事项行动之前，王葆真不幸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逮捕，刘昌义和中共失去了所有联络，未敢轻举妄动，一直到上海解放时才亲自向解放军前线的指挥官面洽妥当，并到其指定地点 “投诚”。
之所以说是 “投诚”，是因为当时大部分人都误会刘昌义是在造币厂附近被解放军打得没办法了才 “投降” 的，并且还错误地以为全程都没有民主党派做动员刘昌义起义的工作。
正是因为了解真实情况的人当时不在，刘昌义又很难独自做出让人信服的解释，所以刘昌义就只能作为投诚将领，享受投诚将领应有的待遇，而不能像起义将领一样受到更多的优待。
刘昌义 “投诚” 之后，立即将苏州河以北市区国民党原有的阵地全部交给解放军接防。而他则按照解放军前线指挥官的要求，到解放军 81 师师部，配合该部尽可能消除国民党其他部队的抵抗。
刘昌义很清楚，有些国民党部队根本不会听从他的命令，事实也是如此，当时驻守在上海的万泽仁部队就完全没有理会刘昌义的劝说，依旧坚持继续抵抗。刘昌义还是很配合解放军的行动，亲自冒着被袭击的风险去劝说他们投诚，只是他们并没有同意，最终这些人都被解放军消灭了。
上海战役结束后，“投诚” 的刘昌义先是被安排到华东军官训练团学习，之后又被安排到上海市救济委员会任顾问。而他曾经率领的国民党 51 军也接受了改编，被安排南下解放其他城市。
新中国成立后，一众国民党军官中，起义将领大多得到了最优厚的待遇，不仅本人可以进入新中国的重要部门任要职，也可以继续担任军职，其所率部队还不会被打乱建制，而是能直接编入解放军的序列，在之后享受应有的军功评级和授衔等。
只是，刘昌义被错误定性为投诚人员，自然享受不到起义将领应有的待遇，只能按投诚优待，以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委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等身份先后参与到上海和全国的建设当中。不过刘昌义也丝毫没有怨言。
好在 1985 年，国家在查明情况后为刘昌义恢复了应有的待遇。上海市人民政府也给刘昌义重新颁发了起义证书。1994 年，90 岁的刘昌义离世时，心中已没有任何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