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投降后,400名日本护士趁夜杀害我军153名战士,怎么回事?

家琦说科 2024-09-15 11:40:42

1946 年 2 月 3 日凌晨一点,通化市十字医院内,正在沉睡的解放军伤员被逐一唤醒,只见一群身着白衣的女护士围在跟前,操着生硬的中国话,催促伤员们起床服药。

一些久经沙场、警惕性颇高的老战士不禁质疑:“从没在半夜服过药,而且大家病情都不一样,怎么拿的都是相同的瓶!”

“城里有瘟疫,这药是预防的。”就在女护士磕磕巴巴解释时,刚服完药的一名小战士突然口吐鲜血,其他服药的战士也纷纷捂住肚子痛苦哀嚎起来。

老战士愤怒起身,斥责道:“让我们服毒药,当初就不该放过你们,丧心病狂的小日……”话没说完,他的脖子就被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径直划开。

紧接着,所有前一秒还轻声细语的女护士,瞬间双眼泛红,尖叫着,抄起手术刀、剪刀,疯狂地朝病床上的战士们刺去。

本是救死扶伤的护士,为何会变得如此丧心病狂?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是谁策划杀害我军战士?

这要从几个小时前说起,1946 年 2 月 2 日,正值抗战胜利后的首个新年。

当通化市的老百姓安然入睡,享受着久违的宁静与平安时,红十字医院内所有日籍医护人员却在密谋着恶魔般的杀人计划。

院长柴田久吩咐护士长,召集护士们到办公室开会,接着给每人发了一瓶毒药:“此刻是你们向天皇效忠之时,那些躺在病床上的都是敌人,不可对敌人仁慈,将他们全部杀掉!”

400 名女护士早已被日本军事帝国主义思想洗脑,她们毫不犹豫地上前接过药瓶,随后依次走进自己负责的病房。

将解放军伤员一一唤醒后,女护士们柔声细语地劝战士们服药,或许是刚从睡梦中醒来,或许是出于对医护人员的天然信任,许多年轻战士未加思索,举起药瓶一饮而尽。

只有那些警惕性强的老兵提出质疑,当服药的战士吐血、捂腹哀嚎时,大家才猛然惊觉事情的严重性,自己所服的竟是毒药。

但这些躺在病床上的我军战士本就身负重伤,体力不支,床边又没有任何可用作防御的武器。即便未服毒药之人,也根本无法抵御一拥而上、手持利器的女护士。

杀红了眼的日本女护士疯狂叫嚷着,她们聚在一起,举起手术刀、剪刀,朝着病床上的伤员猛扎。

抢不到刀具的女护士则扑向战士,用双手死死扼住伤员的喉咙,很快所有人的白大褂都被战士们的鲜血浸透。

可怜这些刚从枪林弹雨中闯出来的英雄们,此刻竟如同案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病房内弥漫着浓烈的血腥味,痛苦的哀嚎声在走廊里不断回响。

短短数小时内,就有 153 名我军战士惨死于 400 名日本女护士之手,然而这仅仅只是开端。

此时是 2 月 3 日 4 时,大年初二,通化城街道的路灯莫名闪灭两次后,原本空寂的街道上,突然从各个角落涌出众多身戴白袖箍、身着日式军服的人。

他们手持猎枪、步枪、斧头等各式武器,高声呼喊着“为天皇效忠”,兵分多路朝着通化城政府、司令部、公安局等目标发起疯狂进攻。

原来这竟是潜藏在通化城内的上千名日寇预谋已久的一场暴动,红十字医院的屠杀不过是暴动的起始点罢了。

实际上,通化城光复、人民政权建立后,残余的反动势力和蛰伏的日寇贼心不死,一直在等待反击的时机。

要知道,抗日战争期间,日寇为全面占领我国领土,在东北交通要冲通化城经营了十多年,这里曾是关东军司令部的重要驻地。

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击碎了日本天皇的美梦后,通化城又涌入 17000 名日本战俘和近 10 万日本难民。

即便苏联红军在撤离东北前,带走了大部分日本关东军正规军俘虏,但仍有大量日本战俘滞留在通化城内。

与苏联直接将日本战俘用于经济建设不同,我人民军队始终秉持人道主义精神,对残余的日本战俘可谓仁至义尽。

我方不但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优先保障日本战俘的温饱,还安排船只协助他们回国。

只是由于战争期间,多数船只被毁,日本国内又混乱不堪,所以仍有数千名日本战俘留在通化城内。

多一人就多一张嘴,经上级组织研究决定,让这些战俘参与生产工作,自给自足。日本战俘皆欣然应允,毕竟相较战俘营,在外面工作更为自由。

就在这种情况下,400 多名日本关东军卫生队在队长柴田久中尉的带领下,完整地保留下来。

考虑到他们本就是医护人员,经验丰富,于是被集体分配到红十字医院照料我军伤员。

怎料柴田久竟是冥顽不灵的帝国主义分子,他与原关东军 125 师团参谋长藤田实彦一直暗中勾结,伺机发动暴乱,妄图东山再起,再度占领东北。

没想到机会很快降临,眼见我党在通化县逐渐站稳脚跟,国民党通化党部书记孙耕尧势单力薄,心急如焚,他企图勾结一切反动势力,妄图颠覆人民政权。

于是他将目光投向了藤田实彦及其身后的日军俘虏。为了哄骗日本人替国民党卖命,孙耕尧开出了极为诱人的条件,他说:

“能够保证在通化的所有日本人不回国,且人人都有工作。将来还能安排他们去台湾生活,若不想去台湾,留在通化,也能成为中日政府的一员,届时日本人管军队,国民党管政府。”

要知道当时日本国内经济困顿,饿殍遍地,比起回国过苦日子,藤田实彦和柴田久更想占山为王。

于是一个有枪无人,一个有人无枪,双方很快沆瀣一气,达成于 2 月 3 日发动暴动的秘密协定。

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主要是当时人民军队驻扎在通化的仅有 500 人,主力部队全都被派往郊外山区剿匪。

而孙耕尧和藤田实彦纠集的日俘、反动派势力及各类流匪近 1 万人,他们认为,趁城中兵力空虚,凭借绝对的人数优势发动暴动,必定万无一失。

于是藤田实彦通知柴田久先在医院进行屠杀,接着城中所有暴动人员原地待命,以街灯闪灭两次为信号,全力冲击我机关要害部门。

暴动信号发出后,大批敌人率先冲向通化支队司令部,这里是最高军事指挥机关,自然也是这些暴徒的首要攻击目标,他们手持战刀,嗷嗷直叫,向守卫士兵发起攻击。

我方指挥人员将兵力集中于高处,凭借居高临下的优势,用机关枪的火力扫射一批又一批的敌人,双方激战正酣时,突然一挺机关枪卡壳了。

狡猾的敌人趁机冲了进去,正当敌众我寡、眼看军火库大门即将被冲破,形势万分危急之时,远处传来机枪的怒吼声,我方援军赶到了。

事实上,敌人的暴动阴谋早已被我方掌握,通化县 500 官兵一直严阵以待,坚守不退,待大部队后援军一到,便能将敌人一举擒获。

原来早在敌人预谋的前一天,时任辽东军区后勤警卫连连长沈殿铠已成功获取情报。

大年初一傍晚,沈殿铠到表亲家拜年,遇见了表弟刘敬儒,刘那时已秘密加入国民党,且负责为暴动筹集枪支、经费。

亲戚聚会期间,难免饮酒,在酒精的作用下,刘敬儒舌头僵硬,悄悄告知沈殿铠“明天通化县有大事发生,日本人要动手了,你一家老小别出门。”

沈殿铠心中一惊,做出万分感激的模样后,便以带妻儿回娘家躲避为由,先行离席。沈殿铠心急如焚出门后,直奔上级组织部。

当天夜里,通化书记和司令员便召集人员,一边抓紧构筑防御工事,一边联系大部队支援。

眼看距离敌人计划发动暴动的时间仅剩几个小时,考虑到远水救不了近火,组织决定集中力量坚守军火库等要地。

组织认为“敌人虽在人数上占优,但毕竟弹药有限,只要拖住他们的步伐,人力优势便无法施展,只待援军一到,便可两面夹击,将敌人一网打尽。”

果不其然,就在敌人以为占据优势之时,援军从他们身后发起猛烈攻击,与此同时,城内驻军也越战越勇,一鼓作气将敌人赶出了司令部大楼。

“缴枪不杀!”随着我方响彻云霄的呼喊声,敌人纷纷丢弃武器,扔下手中的武士刀,双手抱头,跪在地上瑟瑟发抖。

通化县司令部危机解除后,接下来的江南飞机场、公安局、电报局大楼也接连传来捷报。

无论敌人如何狂呼“武士道精神”,都被我方战士的火力压制,只留下大量尸体,再难成气候。

可惜的是,当杀出重围的驻军高连长率领三个排赶到红十字医院时,惨案已然发生。

新仇旧恨交织,一番激烈战斗后,高连长带队救出 50 多名伤员,击毙敌人 30 余名,俘虏 30 余人,其余则狼狈逃窜。

值得一提的是,暴乱的枪炮声惊醒了沉睡中的通化城百姓,被日寇祸害了多年的百姓们,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仇恨,甚至有人开始敲锣呼喊“小日本作乱了,杀倭寇!”

他们纷纷拿出家中的猎枪、锄头、铁锹、砖头来到街道,但凡看到落单的暴动日寇,便毫不留情地一顿猛打。

就这样,在军民齐心协力下,经过十多个小时的激战,2 月 3 日下午,暴乱被成功平息。接下来便是清扫战场的时刻。

对于个别漏网之鱼,为了维护通化城百姓的安宁,我军展开地毯式搜索,由于正值春节,只有日本人不会在家门口贴对联,这无疑为搜索提供了极大便利。

凡是家中未贴对联的,都要进行逐一询问、检查。

而制造红十字医院惨案的凶手,柴田久中尉躲在日侨家中的床底板下,尽管他百般抵赖,还是被参与搜捕的轻伤战士一眼认出,随后被拖了出来。

正所谓天理昭彰、报应不爽,柴田久在押送途中,遭遇情绪激昂的朝鲜族战士,激起众怒的柴田久被战士们用刺刀处决。

另外参与暴乱的原国民党反动分子孙耕尧和日寇藤田实彦均被抓获,后续也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事后据统计,共有 3000 多名参与暴动的日寇被击毙,缴获机枪 5 挺,步枪 500 余支。

要知道,二战期间,日本全体军民深受帝国主义军事思想的毒害,就拿那 400 名本应以“救死扶伤”为职责的日本女护士来说,当她们漂洋过海来到东北这片土地时,内心已然扭曲。

她们完全丧失理智,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凶器,为支持侵华战争,随时做好了“牺牲、献身”的准备。

当这些好战分子看到日本战败,从未想过回归和平生活,不甘失败的他们,内心依旧蠢蠢欲动,妄图卷土重来,因而才会被国民党反动派分子蛊惑。

平心而论,我军对待日本战俘以德报怨,仁至义尽,没想到丧尽天良的她们竟恩将仇报,痛下杀手,毫不留情。这真可谓是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重演。

那些曾经出生入死、奋战 8 年,即将迎来新生活的战士们,惨死于病榻,死于曾经无比信赖的日本医护人员之手,这样的结局令人悲愤交加,感慨万千。

要知道,依据国际公约,即便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伤兵也是受到保护的,更何况是在医院。

在我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诸多事件留下的教训极为深刻,招待朋友有美酒,面对豺狼有猎枪,对待敌人的仁慈或许就是对自身的残忍。

正如在广岛投放原子弹的美国人所说:“原子弹下没有一个灵魂是无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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