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93年，刚当选总统一年的克林顿出现在田纳西州马丁·路德·金生前最后一次布道的教堂中。大约是受肃穆的气氛的感染，他即席发表了一篇动听的演讲，揭露当时美国道德败坏的情况。他问道：如果马丁·路德·金看到今天的情况会说什么？
他会说，我为之奋斗终生死而后已的，绝不是要看到家庭破裂、13岁的男孩拿着枪追赶9岁的孩子只是为了好玩、年轻人用毒品毁了自己的生活再以毁别人的生活来发财，这绝不是我到这里来的目的。
他会说，我为自由而斗争，但绝不是人们由着性子互相残杀的自由，不是未成年的孩子生孩子，而孩子的父亲弃之如敝屣的自由。我为人民的工作权而斗争，而不是要让整个社区和居民被弃置不顾……
克林顿还强调必须进入“人的本性、价值观、精神和灵魂深处”，否则政府的行动以及任何其他努力都无济于事。
今天来看克林顿大谈道德说教，特别是维护家庭价值，颇有讽刺意义。美国保守派更会嗤之以鼻，因为他们认为像克林顿这样一个人能当选为总统，这件事本身就是公众道德观念下滑的表现。无论如何，美国今天严重的社会问题和道德滑坡是公认的现象，其内容“左”“右”各派所见略同。他们都批判美国的极端个人主义和现代版本的“自由主义”，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当年托克维尔的预见，指出虽然个人主义发挥出巨大的想象力、创造力，但是走向极端就成为自私自利，每一个个人封闭在自己的小圈子内，完全不理睬他人和全社会的疾苦，植根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冲动迟早会冲开一定的教化的界限，变成为所欲为。二者都对“社会契约论”——人人都有权追求自己的利益，唯一的限制就是不妨碍别人的同样的权利——的实际效果抱有怀疑，认为事实上，各种利益就是互相妨碍的，由是产生的社会和政治不是和谐而是以争斗为主导，各种集团都在与对立面或另外的利益集团的斗争和讨价还价中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此外，二者都痛斥当前美国社会的重物质、轻精神，认为应该转变不断追求发展生产、积累财富的思维习惯，并对高科技的无限发达带来的后果心存疑虑。
但是对于病源的分析和治疗方案却存在截然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最本质的分歧就是对待平等的态度，具体落实到人，就是对待穷人、少数族裔、妇女以及其他弱势族群的态度。左派认为社会弊病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恶性发展，美国人在追求自由的名义下实际不过是商人追求经济利益的一种合理化借口，与劳动大众的利益无关。持这种观点的既有左派知识界，也有宗教界的左翼。新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此处不再重复。当前被列入“新左派”的“后现代派”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观点前面已有阐述，他们既然认为美国社会的种种结构和法规是为“白种有产阶级男人”所制定，并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应该完全予以“解构”，那么传统道德问题就不是其关注的重点，激进者还对所有传统道德予以嘲弄。
著名奥裔美国企业管理家彼得·德鲁克也对资本主义有严重的保留。他是自由市场的坚决拥护者，但他认为资本主义最大的缺陷是只注意经济，不考虑“人”，是“单维”取向。他早在30年代就曾担心工业革命所引起的不平等会使法西斯得势，结果不幸言中。今天，经理们自己谋取丰厚利润而同时裁减员工，更是在社会和道义方面不可原谅的。
在特别重视精神文明的宗教界，保守势力占主流，但也有左倾的批判势力。例如有一派“天主教道德主义者”，每年都发出“主教牧函”，对美国的经济、社会等现象进行批评（60年代的激进学生运动领袖、《休伦港宣言》的起草人汤姆·海登就是天主教道德主义派，在他身上宗教与激进学生的思想合而为一）。他们对社会不平等现象与道德堕落现象同时抨击，指出原来支撑美国发展的价值观发生了质变：过去美国人赖以建国的基督教新教伦理的美德，诸如艰苦奋斗、勤俭自律、自立自强、坚忍不拔，以及有计划的量入为出的消费习惯和诚实的遵守规则的处世态度，如今在总的追求“自我完成”的目标下变了质：一味追求高工资待遇、高社会地位，着力于争取“应得权利”，敬业精神变成短期观点——不能立即成功就跳槽，只顾眼前享乐而少储蓄，守法的观念蜕变为只要有本事不被抓住就行。他们认为，当前的社会道德文化堕落来自以大企业为主导的社会制度，来自对资本的崇拜和对劳动的缺乏尊重，因此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则——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应该有所改变。保守、自由、激进的主张都解决不了问题，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和思维方式。首先需要改变追求无限发展的习惯动力，美国人要意识到自己已经足够富裕，要适可而止，换一副“非物质的”眼光，把重点放在精神方面。不过，他们认为这一切改变不是通过革命，而是通过“重建”（reconstruction）才能完成。归根结底，这种主张的落脚点还在教育，只是不限于学校教育。
右派批判的焦点刚好是自由主义中追求平等的因素，进而及于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并称之为“激进的自由主义”（radical liberalism）。1996年出版的《滑向罪恶的城市，现代自由主义和美国的没落》一书集中论述了这一观点。该书作者罗伯特·博克是美国著名的保守派代表人物，曾任里根政府的联邦上诉法院法官。里根曾想任命他为最高法院法官，由于其观点极端保守，遭到舆论反对而被参议院否决。这本书出版后在保守派中好评如潮，如布什政府的副总统奎尔、前国务卿黑格等都撰文赞扬，并被列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这说明其观点确有代表性，说出了相当一部分美国人想说的话。该书观点大致如下：
美国已经走上“野蛮化”的道路，充斥于大众传媒的暴力、色情、污秽不堪的流行歌词，以及家庭解体、道德堕落、行为粗暴成为常规，都是明证。60年代的激进运动是这一堕落的标志，当时美国受到良好教育而被宠坏的一代青年以“理想主义”的名义掩盖他们的放纵和对处于战争中的国家的责任的逃避，而教员、政府都屈服于那股疯狂的群众淫威，放弃了管理的职责，其结果之一是摧毁了社会价值的防线，大大降低了道德标准，从此大家对本来不可容忍的行为见怪不怪。60年代是民权运动取得胜利的十年，同时也是“卑下的虚伪”的十年。现在充斥于社会中的暴力，毁坏财产，仇视法律、权威和传统的行为和观念，都来源于对平等的追求，现行的福利制度和类似“确保行动”这种对某些群体的照顾性法律都是罪恶的根源，它唤起人的最坏的感情——嫉妒和懒惰。对平等的要求也必然导向中央集权的大政府，从而导向专制……
以上这些言论并无奇特之处，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脉相承，与哈耶克的经济理论也相吻合。但是博克作为极端保守主义者，不但一概否定20世纪初以来的一切改良、福利措施和理论，而且一直上溯到美国《独立宣言》和自由主义的老祖宗之一约翰·穆勒的《论自由》以及启蒙思想和理性主义所依据的前提。也就是不仅反对平等，而且反对自由。不像有些保守派认为60年代的激进运动是受了外来的社会主义的影响，他认为这一运动的思想根源还是来自正宗的自由主义，杰斐逊和穆勒所强调的就是个人摆脱一切束缚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权利。自由主义本身的动力，就是不断摆脱宗教、道德、法律、家庭和社会的各种制约，伸张个人。但是18、19世纪的自由主义倡导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人们普遍怀有基督教的原罪感，并承认公认的传统道德规范，自觉地以此自律，舆论的褒贬也以此为准则。这些自由主义和启蒙思想的先驱们都相信人的良知和理性，绝不会想到追求他们所提倡的个人自由和平等的结果会发展到现在这种“激进个人主义”（radical individualism）、“激进平均主义”（radical egalitarianism）的状况。正是由于先驱们对人性的认识所犯的错误，发源于“古典自由主义”的“现代自由主义”已经异化和堕落，因为自由主义本身没有自我改正的因素，只有不断地满足个人的欲望、争取更多的权利的要求。因此，世风日下也是必然的。克林顿就是60年代的产物，他既逃避兵役，又婚外情不断，公德和私德都一无足取，却居然能获得多数选民的认可，说明公众的价值判断已经起了重大变化（按：此时莱温斯基案尚未出现）。
总之，极左派和极右派殊途同归，都对美国抱悲观态度，认为美国精神正在走下坡路，对传统的自由主义本身提出批判（当然二者否定的程度不一样），居于中间的主流派则竭力维护自由主义，却又对它的命运忧心忡忡。追求个人幸福是美国人的原始动力，发挥到极致，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力量，而利益的驱使和高度实用主义又侵蚀和抵消着美国人引以为自豪的“美国精神”，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