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昌谈判达成协议后，项英同志以中共中央分局的名义，给南方各游击队写信，传达党中央关于将游击队改为抗日救国武装的指示，通知各游击队按时集中，听候点编。同时，在南昌的月宫饭店设立了"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
随后，八路军总部派顾建业同志到赣州，与项英、陈毅同志取得了联系。项英同志返回赣粤边不久，即经南京转赴延安。陈毅同志到南方其他游击区联系游击队集中整训和下山等事宜。赣粤边游击区由杨尚奎同志和我负责集中整训部队、扩大部队和准备物资，待命开赴抗日前线。
我们在集中训练部队时，始终保持革命警惕性，坚持独立地靠山近水扎营的办法。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油山和北山地区的游击队，先后在信丰县的潭塘坑等地集中。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部队逐步进到平原的边缘，但仍不驻县城和墟镇，而是驻在大余的弓里、板棚下和池江一带的农村里。这里背靠油山，面对章水，进退方便。为了防止意外，还在从板棚下到池江一线，同国民党驻军接近的地方，划一条非军事线，规定双方都不得驻兵。
在部队集中整训时，战士们对改编部队，改变番号，换发军装，思想感情上一时转不过弯来。我记得有的战士见到发下国民党的军衣军帽，真是一肚子火，说："'五角星'（指红军的五星帽徽）同'十二角星'（指白军的'青天白日'帽徽）打了十年仗。现在要我们摘下'红五星'，换上'青天白日'，谁愿意呢！"有的还说："我们红军制服就是再破再烂，穿着心里舒服，感到光荣。我就是打赤膊也不穿国民党的那'黄狗皮'。"经过我们耐心的说服教育，战士们才勉强换上国民党军装；流着眼泪把为之奋斗多年的红星帽，珍惜地打在包袱里。是的，我们虽然换了军服，改了番号，但是，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解放事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意志是永远不变的，并且也正是为着这个目标的实现而光荣地走上抗日前线，承担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重任。
二
1937年9月间，项英、陈毅同志在池江时，坚持战斗在红都瑞金一带的红军游击队派彭胜标同志到池江向他们汇报工作。他们随即作了指示。彭提出要求说，我回去传达党的抗日救国的指示，怕讲不清楚，同志们听了可能不会相信，最好派个代表去传达一下。项英、陈毅同志研究了彭胜标的意见，决定派我到瑞金向闽赣边的红军游击队进行传达。
我一到瑞金，就去拜会国民党县长，把项英、陈毅同志写的介绍信交给他。我从国民党县政府出来，刚在一家旅馆住下，国民党保安大队的一个军官，挂着三角皮带，腰别手枪，到旅馆求见。一见面，他自我介绍了一番，也讲了几句赞成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话，还对我到瑞金联系红军游击队表示欢迎。接着，他就心怀鬼胎地提出，要我告诉瑞金的游击队快快下山，和他们一起合作抗日。我立即觉察到他们是企图借机吃掉游击队，又见他神色中露出威胁之意，便正言厉色地回答说：根据项英、陈毅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达成的协议，你们有义务为我提供方便，及时与瑞金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我是奉项英、陈毅之命而来，瑞金红军游击队的行动，当然只能听命于项英、陈毅。这个国民党保安大队军官，用含着敌意的言语，和我争辩起来。恰好这时那个国民党县长到旅馆看我，见此情景，连忙对我说："陈先生，不要误会，不要误会！"又当着我的面训斥了那个军官两句，那个军官灰溜溜地走掉了。事情很清楚，那个军官分明是国民党县长派来试探我的；后来，国民党县长又以回拜为名，出来打了个圆场。他们串演的这幕企图消灭红军游击队的双簧丑剧，就这样收场了。
第二天，在瑞金党组织的帮助下，我顺利到达闽赣边游击队司令部驻地，见到了瑞金县委书记胡荣佳同志和红军游击队负责人钟德胜、彭胜标和张开荆等同志。他们和我紧紧地握手，对项英、陈毅同志派我来同他们联系，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兴奋。他们认为，三年来流血牺牲终于取得了胜利，他们的斗争与整个党的斗争是紧紧联在一起的。
我到达游击根据地的消息，很快就在部队里传开。游击队员们纷给拥到司令部向我热情问候，探听消息，其中就有来自我的家乡福建上杭县南阳的同志，使我备感亲切。在洋溢着胜利喜悦的欢聚中，我向大家讲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一些指示精神，传达了项英、陈毅同志的指示。这时，战士们个个欢欣若狂，跳着笑着，流着热泪，唱起了当时瑞金流传的一首民歌："黄田府，粟坑县，白竹寨是金銮殿。白竹寨上飘红旗，白军到处受我歼。"
我从山上下来，途经瑞金县城时，国民党县长得知我是上杭人，劝我坐汽车回上杭县看看，还说可以保证我的安全。我考虑我已完成了传达的任务，应当赶快回去向组织汇报；同时，我想起那个国民党保安大队军官居心叵测的那番话语，便断然谢绝国民党县长的"好意"，赶快回到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的集中地点。
我回到赣粤边不久，一支由王赤同志领导的红军游击队，也从桂东开到池江整训。
各地游击队集中整训时，三南游击队由于交通断绝，无法向他们传达国共合作的指示，他们还在那里与国民党军作战。我按照项英、陈毅同志临走前交代的任务，先到三南去联络游击队。1937年11月4日，我和乌径区委书记萧星鹏、交通员游爵连等同志，拿着项英、陈毅同志的介绍信，先去找国民党大余县县长彭育英。不巧彭育英到南昌办事去了，由秘书接待我们。当时，我用过一个名字，叫陈春芬，这是我参加革命前，家里唤我的小名。因为我是丙辰年春分（即1916年3月20日）那天出生的。农村里"男尊女卑"的思想更重一些，以为女的比男的贱些，容易养活些。我的父母指望把我拉扯大，特意把我取名为"春芬"，有时还叫我"春芬妹子"。
大余县政府秘书陪我们一同到南雄，会见了国民党南雄县县长曾绳点，他把我安顿在"岭南酒家"住下。这个酒家是南雄当时最阔气的一家饭店，店门口显赫地挂着一副对联："岭表哪堪餐，来斯地有佳肴美酒；南雄何驻脚，到此间即广厦琼楼"。曾绳点对我们的接待是比较客气的。
当时正处在时局的转折时期，躲在县城里的一些豪绅地主，纷纷回到游击区向群众收取旧租旧债，强要花利、利谷。这些旧租旧债算起来是很厉害的，农民哪里还得起。而那些"铲共义勇队"中的顽固分子，则寻机报复，多次挑起事端。为此，我向国民党南雄县长曾绳点写了一封信，原文如下：
最近在敝党游击区周围之铲共义勇队中少数不良分子进行报复，屡次发生不幸事件。当国共合作正亲热之际，更在赣粤边敝军集中候令抗日之际，这些凶徒，实有意破坏国共合作，愿为奸细。弟除将各凶徒行动陈述如下外，特请贤明南雄县府押解，以汉奸惩办。此致
南雄县政府县长曾公鉴：
计开
平田凹陈得全誓言与共党相对，有一次敝军战士回此地探亲，陈凶徒及此地铲共义勇队长，带领武装，将屋场包围，惟因敝军两战士同行，就未遭凶徒之手。
彭章权、彭木生于前几日到小汾强民还债，因欠数人穷至极品，而两彭借铲共团势力没收欠数人被铺盖。
茶田朱礼和为铲共队长，于前八九天派武装到罗村，迫民交钱，开枪射击敝党工作人员，幸未中伤，朱且常说藏共党分子，十家同罪。
孔塘赖颜之（诨名"赖孬孬"）为铲共队长，有一次想夺敝党工作人员武器，并禁止我方人员在该地进行抗日动员。
坪林刘义义誓杀共党分子，更宣言见共党以石头打死。
张地背彭乙生宣誓"反对国共合作"。
江西抗日义勇军代表陈春芬启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同曾绳点县长和驻军师长交涉时，提出了八条要求，包括：解除游击区域内所有"铲共义勇队"的枪械。将"铲共义勇队"首要分子朱礼和、彭乙生、陈得全、刘义义、彭章权、彭木生、赖颜之押解县府惩办；此后如有报复分子，可由抗日义勇军押送政府办理。取消旧租旧债；新租新债应与民众及政府协商办理，并严禁武力征取。取消"铲共"标语。在县政府所有过去被捕的共产党人一律释放；抚恤死亡游击队员的家属。在事实面前，曾绳点弄得很狼狈，他只好立即打电报呈报上司请示处理办法。事后，为了避免冲突，他将朱礼和等"铲共分子"传到政府，并让他们"暂迁住所"。这样，就把他们的嚣张气焰给压了下去。另外，曾绳点对我们三人到三南地区去寻找游击队，也给以交通上的便利，并派人保护。
四
11月中旬，我们三人从南雄出发到三南去。当我们翻越崇山峻岭，到达新龙时，天色已经不早，就在一家旅店住了下来。随后，萧星鹏同志就出去打听游击队的消息。他见到国民党保安队的院子里绑着一个妇女，就向附近一个铺子的老板探问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个老板说："是梅三子的老婆。"萧星鹏又问："她犯了什么罪？"老板说："她老公当红军。"萧星鹏听了十分气愤，回来跟我谈了这个情况，我立即去找保安队交涉。开始，那个保安队长盛气凌人，蛮横无理，不肯释放。我就严正警告他，无理扣押红军家属，是违背国共合作协定的，我要打电话找你们的师长追究责任。那个队长听了着慌起来，马上换了一副笑脸，恳求说："陈先生，请不要打电话，我放人就是了，马上就放。"
任意关押和屠杀红军游击队及其家属，这在当时并不是个别的情况。特别是由于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封锁，许多地方还不知道国共停战的消息。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寻找三南游击队的过程中，沿途开展宣传工作。我们写了好些标语和传单，到墟镇上张贴，宣传联合抗日的主张，以扩大我政治影响。
我们在南雄没有找到三南游击队。后来还是从一个国民党乡长的嘴里，得到了一点关于三南游击队已转移到陂头去的消息。于是，我们就转到陂头去找。
三南游击队究竟在哪个山头呢？我们几乎跑遍了陂头的各个村庄，都没有打听到结果。正在焦急的时候，萧星鹏发现有个向群众买菜的人很面熟，上前一看，原来是三南游击队事务长张三木同志。萧星鹏高兴地问他：部队在哪里？张三木同志推说不知道。萧星鹏把他引到我们住的屋里，我对他说，现在国共两党已经合作，项英、陈毅同志派我来找你们，把部队带下山整训，准备上前线去打日本鬼子。
张三木同志回到山上，向三南游击队政委张日清同志作了报告。张日清同志问："他们可带有证明？"他说："没有。"张日清同志想："我虽认识阿丕同志，但他没有带来一个字，空口无凭。何况我们分别已两年多了，他今天究竟是……"游击队几个负责人反复研究后，决定再派张三木同志带两个战士来探明虚实，并索取证件。我即把《国共合作宣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文件和一张《抗日义勇军进行曲》，交给张三木同志，并向他详细讲解了全国革命的新形势。后来，张三木同志就来带我们去到杨梅石游击队驻地，会见了张日清同志。我把项英、陈毅同志写的一封亲笔信交给他，他看到信，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晶莹的泪珠夺眶而出。在这一刹那间，这喜悦的泪珠，真是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地表达了我们心坎里的革命情谊。
我在杨梅石住了两天，同他们谈了当前形势及项英、陈毅同志下山谈判的情况，要他们集中部队休整，准备整编抗日，并要他们把捉来的土豪全部释放，枪也归还，并认真搜集国民党的档案和报纸。他们听了感到耳目为之一新，心胸豁然开朗，并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不久，三南游击队在张日清等同志率领下，开到池江整训。
五
赣粤边和湘南各路游击队分批来到池江以后，除继续进行整顿和扩编外，还派出宣传队，四出开展党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每逢池江的墟日，杨尚奎同志等还跑到街头去演讲。
我们趁此机会，派人到中央苏区去联络那里的党员，恢复党的关系，组织红色战士归队。在赣州、瑞金、于都、兴国、吉安、泰和、万安等地，还陆续建立了地下工作阵地。
赣粤边游击区和赣南老苏区的干部和群众，看到自己的子弟兵下了山，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他们络绎不绝地前来池江探望。其中，有刚刚出狱的光荣战士，有逃亡在外一直在寻找组织的共产党员，有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隐藏下来的党员干部，有饱尝辛酸的烈士家属。他们远道来到池江，就像儿女回到久别的母亲怀抱一样，多么高兴啊！游击区的群众，老老少少，更是像走亲戚一样，带着吃的东西，来到池江探望亲人，表达他们的心意。
这时，池江上空，抗日义勇军的鲜红旗帜，迎风飘扬。章水两岸，嘹亮激越的歌声，伴着滔滔的江水欢唱。
"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义勇军。"游击区的群众热烈响应党的抗日救国的号召，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纷纷动员亲人参加义勇军。我在信丰、大余等地亲眼看到母送子、妻送夫、兄弟争相参军的动人情景。赣粤边的群众纷纷冲破国民党当局设置的障碍，加入了义勇军。在短短几个月内，部队比原来扩大了一倍多。
1938年初，我们与其他兄弟游击队一起，正式编入了新四军，待命北上抗日。
项英（右）、陈毅（左）与陈丕显（1939年）
【陈丕显（1916年3月20日—1995年8月23日），又名家煜，福建上杭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共青团中央儿童局书记、少共赣南省委书记。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参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全国性抗战时期任中共苏中区委书记兼苏中军区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政委、苏北军区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苏南区委书记，苏南军区政委，中共上海市委第四书记、第二书记、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1977年起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武汉军区政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82年起任第十二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1987年当选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