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百余年间，能够迎来百岁生日的开国中将寥寥无几。计算周岁，只有罗元发、方强、曾思玉和张震这四位。其中曾思玉超过了101岁，而张震则未满101岁。这使曾思玉成为了新中国开国中将中最为长寿的人物。他的一生充满了波澜壮阔的故事，今天，我们将探索这位历经无数战火与风波的英雄的生平。他究竟是如何度过他传奇的一生的呢？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曾思玉原名曾世裕，1911年2月2日出生于江西省信丰县同益乡游洲村的一个农家。1928年，年仅17岁的他参与了当地农民武装的起义，次年加入了乡村的赤卫队。

1930年8月，曾思玉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并很快在红22军第2纵队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天赋，1931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2年春，他进入红军大学第4期上干队学习，次年夏天，他被任命为红36师107团的代理政治委员、36师109团的政治委员、第2师司令部的通信主任。

在1935年的艰难长征途中，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成功会席，这场历史性的会师原本是各方面军团结抗敌的象征，但未曾持久。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的异动突然将红军推向了内部矛盾的边缘。他秘密下达了令红四方面军南下的命令，并不惜采取强制手段要求带走毛主席。当叶剑英得悉此电令后，他立即将信息传递给毛主席，毛主席为避免不必要的内斗，决定立即远离潜在的威胁，一行连夜急行，经过一天一夜的行军脱离了危险区域。

红一方面军虽已安全撤离，红四方面军却仍然处于无知之中。毛主席与周恩来等决策层讨论后，毛亲笔撰写了一封信，准备向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徐向前详述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以警示和维护红军的团结。

在1935年4月的一天，曾思玉因一次特殊任务与毛主席有过短暂接触。红二师接到任务为患病的毛主席挑选担架队员，曾思玉作为通信主任负责这一重要任务。他精心挑选了六名体格健壮的担架员，这些来自江西瑞金、兴国、于都的年轻人展示了出色的耐力与忠诚。

在一次休息中，毛主席在担架上看书时，曾思玉被叫到毛主席面前，毛主席对他询问年龄，得知他仅24岁，对他赞赏有加，称赞他是“信丰老表”，对其工作能力给予了高度评价。

当决定需要可靠之人送信给徐向前时，曾思玉自然成为了不二人选。他被派遣携带一封至关重要的信件，带领一个营的兵力和一部电台，确保信件安全送达。曾思玉带领部队经过紧张的急行军，于下午两点左右到达指定的地点，他在小山坡的岔道口进行了细致的观察，确认徐向前尚未过境。随后指挥部队隐蔽于北山坡，并设立了观察哨，以旗语信号进行联络。

下午四点旗语信号传来消息，一支骑兵队伍正在接近，曾思玉判断这正是徐向前的队伍。徐向前接过信件，阅读后不禁反复念叨“红军打红军，哪有这道理哦！”。曾思玉在完成信件交付后，也带回了徐向前的签名作为回执。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曾思玉作为343旅689团的政委显现英雄本色，参与了平型关大捷的激战。1938年随着115师的战略移动，他奔赴山东战场，在那里，他多次成功执行了保护晋东南学生的危险任务，并因此获得表彰。

战后随着鲁西军区的成立，曾思玉被委以重任，担任了政治部主任。1942年，在抗击日伪军的“铁壁合围”战役中，他指挥教3旅的一部队施展出色的军事才能，成功地协助数千民众突破重围，同时以极小的损失重创敌军，显示了他的策略智慧和指挥魄力。

进入解放战争时期，曾思玉的军事才能进一步显现，他在多场关键战役中都扮演了核心角色。1951年作为64军的创军军长，曾思玉再次被国家召唤，前往朝鲜参与抗美援朝战争，领导部队参加了第五次战役和随后的夏秋季防御作战，展现出卓越的军事领导力。

在朝鲜战争后，曾思玉返回国内并于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进修，与未来的军区领导者如陈锡联、韩先楚、杨得志等并肩学习。杨得志同时担任战役系主任，增添了学习交流的深度。

1957年10月曾思玉与同学们讨论着各自未来的可能去向。他得知，杨得志即将前往济南军区任司令员，而韩先楚将赴福州军区。曾思玉与这些将领有过共事的深厚背景，特别是在朝鲜战场上，他们共同经历过无数试炼。

当两位老战友来邀请他加入时，曾思玉面临选择。尽管与杨得志关系久远，但韩先楚的邀请对他而言更具吸引力。韩先楚即将掌管的福州军区紧邻前线，对战场经验丰富的曾思玉来说，这是一个继续投身战斗的理想舞台。

然而最终的决定仍需待中央的指示。10月末，曾思玉前往北京，与开国上将萧华会晤。萧华掌管着军队高级干部的调配工作，对曾思玉的未来安排关键。

在与萧华的谈话中，曾思玉表达了自己的志向。萧华听后报以微笑，告知他既不去济南也不去福州，而是前往沈阳军区任参谋长，应邓华的强烈要求。邓华作为副总参谋长及沈阳军区司令员，早已多次表达希望曾思玉加盟的意向。

邓华与曾思玉的关系追溯到红军时期，那时邓华是红36师政委，而曾思玉则是师部的宣传中队长。邓华对曾思玉的能力和潜力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在朝鲜战场上一直支持他。

1953年曾思玉回国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是邓华陪同。邓华对曾思玉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比如在毛主席讲话时要集中注意力听，不要记录笔记，因为毛主席不喜欢他人做记录。这种细致入微的关怀深刻影响了曾思玉。

遵循中央的安排，曾思玉前往沈阳军区。初到东北他对这里的情况并不熟悉。邓华在工作上给予指导，还亲自陪同他考察军区地形和防务布置。这种罕见的领导风格让曾思玉深感敬佩和信任，确认了他对邓华选择的正确性。

十年的沈阳生涯，曾思玉本以为这里会是他的长久归宿，但历史的洪流带来了转机。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中央需要一位既稳重又可靠的将领南下掌控紧张的武汉局势，1967年夏毛主席亲自点名曾思玉，选择了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将来稳定风波。

当得知自己被选中时，曾思玉正在沈阳军区的办公室整理文件，夜色已深。电话铃声打破了办公室的宁静，传来的是中央的指令：立刻前往武汉军区。曾思玉立即回应：“坚决执行指示！”他的声音中透露出不容置疑的决断和忠诚。

尽管对沈阳有着深厚的感情，但曾思玉没有任何迟疑，他清楚毛主席此时的调动，是希望打破地方势力固化的趋势，避免形成不利于国家发展的局面。不久后他踏上了前往武汉的列车，心中满是对未来挑战的思考。

到达武汉后，曾思玉迅速投入到紧张而复杂的工作中。不久毛主席也亲临武汉视察，这让曾思玉感到无比激动。多年未见的老领导依旧充满活力，曾思玉在与毛主席的会面中回忆起他们在红军时期的种种往事，感慨万千。

毛主席对曾思玉的工作表示满意，并亲切地询问他是否习惯在武汉的生活和工作。曾思玉坚定地答复：“请主席放心，我将全力以赴，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毛主席在武汉的时候，曾思玉经常去东湖边的宾馆看望他。

一次得知宾馆屋顶的野猫夜间活动影响了毛主席的休息，曾思玉决定亲自行动。他拿起棍子准备去驱赶野猫，但被毛主席制止。毛主席对他说：“这些小动物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不应该打扰它们。你看，我们是不是也打扰了它们的生活呢？

这番话让曾思玉深受启发。他认识到作为一名领导者，应当更多地倾听下属和群众的意见，真正做到民主和谦卑。这次对话加深了曾思玉对毛主席的敬仰，也让他更加坚定地执行自己的职责，最终稳定了武汉的局势，并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评价。

1970年随着湖北省委的重建，曾思玉担任了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同时也维持了他在武汉军区的重要角色，兼任党委第一书记及军区司令员。这一身份的集合使他在湖北省的政治、军事领域拥有了决定性的影响力。

他以实际行动致力于维护地区的稳定，尽量避免介入任何可能引发动荡的争议和冲突，政治的波动往往不会顺从个人意愿。

1971年8月，面对国内外复杂的政治局势，毛主席开始了一次秘密南巡，意在加强防范措施，确保全国军区的统一行动和思想。此次行动严格保密，毛主席在到达各地后才临时通知当地领导进行会谈。

在此南巡计划中，武汉是重要的一站，由于曾思玉那时正处于外地休养，毛主席不得不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单独交流。在两次深入的会谈后，毛主席明确指示刘丰，将行动目的和具体要求仅传达给曾思玉，并强调对其他人绝对保密。

不幸的是，刘丰并非善于保守秘密的人。在后续的日子里，他表现出异常的紧张和不安，这种状态最终引起了副总参谋长李中将的注意。李中将在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访问武汉时，通过几次对话，诱导刘丰泄露了毛主席南巡的谈话内容。

这一泄密事件很快被李中将带回北京，上报给了高层领导。不久，中央惊讶地发现，对方竟然提前得知了中央的一些秘密部署，导致一些关键行动的安全受到威胁。

初期调查未能立即查明泄密者，但随着1971年9月的"九一三事件"后的进一步审查，李中将的证词揭示了真相。虽然曾思玉和刘丰都被召回北京接受调查，一些人怀疑曾思玉可能涉案，但调查结果显示曾思玉确实是在完全不知情的状态下行动。

曾思玉回武汉后，刘丰将毛主席的指示告知了他，他严格遵照执行，坚守秘密。刘丰在北京的自白清晰地表明了曾思玉的清白。尽管审查小组中仍有怀疑者，毛主席本人的评价却为曾思玉正名：“曾思玉是好同志，不是墨守成规的‘死党’，而是灵活应变的‘活党’。”这番言论最终帮助曾思玉摆脱了困境，很快他重返武汉军区继续其职务。

1973年底的八大军区司令员调整，曾思玉与老熟人杨得志互换了职位，他被任命为济南军区的司令员，继续在新的岗位上服务国家。1983年，曾思玉从公共服务的第一线退休，但他并未完全离开工作岗位。

退休后他致力于编纂军史和文献，以此帮助后人更好地理解历史。此外曾思玉深爱家乡，他不仅捐赠了大量书籍以促进教育发展，还多次捐款支持家乡的基础建设项目。

2012年，曾思玉逝世，享年102岁。他的一生是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故事在中国军事和政治历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