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终于画上了句号。

结尾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最搞笑的是，周秉昆的儿子一下子生了三胞胎，而且男女兼顾，充分迎合了鼓励生育三胎的时代呼吁，令人感慨系之。

与之相应的欢欣鼓舞、喜大普奔的是，冬梅打开了《新华字典》，要为秉昆家的三胞胎取名字，其中有一个方案是：周一、周二、周三。

一个星期都被安排上了。

现在看来，这的确是改编者对小说里的“周姓”一家的富有想象力的一次调侃。

而剧中的吕川也在大结局中发挥了定心针的作用，吕姓，在剧中被光字片的那一帮人世间的人们，误读成了是一个女人在调查秉义的所谓举报案。

由此看来，吕川这个名字的姓，在小说《人世间》里，梁晓声早就暗伏下了这样的伏笔，就是吕与女的谐音。因为在小说里，秉昆的朋友们，就误传是一个女的调查了秉义的举报案，其实还是对吕川之姓的误读。

现在小说原著与电视剧，都有意在人物的姓上，做了一些天衣无缝的调侃的文章，起到的效果，就是更加煞有介事，仿佛剧中人物，真的有如此这般经历似的。

小说里春燕与德宝因为他们的渐行渐远了友情的方式，而再也没有与秉昆产生交集，而实际上，这就是人生的真相。梁晓声在原著小说里，残酷地搬出了生活的真实可能，而电视剧却注定无法如此绝情。

春燕与德宝走到今天的与秉昆朋友圈的疏远与隔离，是因为今天有了更大的蛋糕，铺排在面前，每一个人在这一块更加丰盛的美味之前，都想割取更大的一块，从而产生了争抢，而当年年轻时，他们之间却相濡以沫，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甚至春燕这样一个女孩，也是秉昆大度的让度出去的，这是因为在物质贫困的时代，不存在占多占少的问题，大家只有相互协力，才能度过难关。

小说与剧中都表现了七十年代，秉昆与他的好友们，曾经一起来到食品店里，抢购供应肉的事情，那时候，他们分享的是一块计划供应之外的遗漏下来的额外的一匹猪肉，他们合作分割了半片猪肉，因为这种合作，他们获得了共同的分享。

这与日后那一块更为庞大的只能拥挤着上前拼抢的社会财富蛋糕，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这也是青春的友谊，因为相互接济而巩固，而日后生活条件改善了，却因为新的争抢而产生了疏远。

这是小说里春燕与德宝这样的一种生存理念，与秉昆分道扬镳的原因。电视剧弥合了这种现实中的深刻的矛盾，让春燕与德宝，因为疏远了友情与友谊，而产生了自责，他们幡然醒悟，重新回到了朋友的温馨里。这也是电视剧所需要的慰藉功能的延伸性必然产物。

电视剧大结局里最忠实于小说原著的人物，可以说偏偏是出乎大家意料的，那就是周蓉的命运。

在小说里，周蓉写出了长篇小说《我们这代儿女》，现在电视剧里，把这一个名字，改成了是一个电视剧剧本，是蔡晓光当时迫切想导演的一部戏。后来编剧因为钱的缘故，把剧本卖给了另一家公司，周蓉看到蔡晓光失意的痛苦，通过关系，找到投资商，把剧本拍摄权拿了回来，交给了蔡晓光，算是周蓉为蔡晓光的一次回报。

在电视剧的大结局中，周蓉也写了一个四十集的电视剧剧本《年华》，可以看出，这个剧本与《人世间》共同拥有一个同义反复的主题。基本等同于小说里周蓉小说的情节设置。

而电视剧中的周蓉也与小说里描写的一样，一起回到了贵州山区，在这里参加了支教活动。

所以现在看来，周蓉的形象设计，是最契合小说原著的。

那种认为周蓉自私的误读，应该休矣。

电视剧在最后的安排中，让周蓉与蔡晓光一起出现在山村小学的篝火晚会上，而周蓉容光焕发地对蔡晓光说了一声“谢谢”，反映出他们志同道合的人生幸福满意度。

但电视剧显然没有考虑到，周蓉是否与近在咫尺的出家为僧的冯化成见面？

这也是电视剧里最匪夷所思的一个人物命运的终局安排。

从原小说的设置来看，很难看出冯化成能够走到出家的地步。

冯化成的身上，带有梁晓声这一代知青作家对右派作家的反感，冯化成身上体现出了男人的劣根性，梁晓声在小说里很少给这个人物以好脸色，尤其是小说里的所有人物，只有冯化成去国他乡，打着一个流亡作家的招牌，其实混的很惨。某种程度上，冯化成就是一个投机分子的代表，正是电视剧中大结局里秉义写给周蓉、秉昆的嘱托中所说的那一类人，就是“不爱家，不爱国、没有德行”的那类人。

但在电视剧中，冯化成不知因为什么原因，突然从法国回来，来到了偏远的当年发配的老地方，出家为僧。

电视剧只是模棱两可地说他“叶落归根”，称在这里“找到了自己”，对他的心理，基本没有揭示。

后来冯玥在周蓉的面前，也说，冯化成没有提及他为什么会从法国回到偏远的贵州寺庙里，寻找精神的安宁。

这实在是因为冯化成这样的人物，改编者根本不敢按照梁晓声的原来设定呈现出来，对他的内心揭示，还是采取了遮遮掩掩的方式囫囵过去。

如果电视剧有勇气刻画冯化成这个人物的话，那么就该让周蓉与冯化成在小学边上的寺庙里有一次相遇。

那样子，才会让冯化成的人性与性格找到他的最后的休止符与定音鼓，但电视剧显然不愿意作出这种残酷的面对。

而冯玥这一个人物，也基本是按照冯化成的人物设置，采取了一种最大公约数的手法，就是不同方向的视角，对他们的观望都能接受他们，但他们的内心向度，则是一无所有。

在小说原著中，冯玥是一个典型的小三，搭上了一个物流公司的五十多岁的老板，周蓉对此认为是伤风败俗，秉昆则骂她是“小妖精”。

电视剧里，冯玥干的事业，与小说里是一样的，也是物流公司，但是没有了勾搭上老板的那一节，只是剧中表现她在出国开疆拓土的时候，公司老总彭心生曾经追随她到候机室为她送行，可以看出，彭心生对她颇为关切 ，但电视剧也没有提及两个人有什么额外的情感勾连。基本冯玥身上的小三遗痕，已经荡然无存了。

一直到电视剧表现的最后时间2014年，也没有提及冯玥是否已经结婚。这时候冯玥至少已经四十岁。她的命运如何？电视剧不敢去面对。

为什么梁晓声要写出冯玥这样的一个让人头痛的形象？

实际上，冯玥这一个形象的设计，是梁晓声的警世危言。

梁晓声出于一个老年人共有的固化思维模式，总觉得自己的青春时代，是阳光灿烂的，生命是健康向上的，而那些后一代，明显呈现出一种不可理喻的退化性质。这就是莫言在《红高粱》中所说的“种的退化”。

这也是鲁迅在小说《风波》里提到那个九斤老太，总是慨叹“一代不如一代”的原因。

老年人，总是对过去的记忆，记得相当的清楚，而越近的事，越记不住。

已过七旬的梁晓声在写作时，也沾染上了这个毛病，在他的小说里，对他自己的那一代，纤毫毕现地给予了有血有肉的呈现，而到了下一代的人物刻画中，梁晓声完全是采取了一种轻描淡写、敷衍了事的态度。

在电视剧中，春燕的儿子牛牛、国庆的儿子大刚（小说里是一个女儿）都是原著小说里没有的人物，梁晓声似乎把他们遗忘了，只有超越的儿子孙胜偶一露面，但并没有电视剧中那份复杂的内心展现。

同样，周聪在小说里也是若隐若现，个性模糊。

冯玥呢，梁晓声似乎也没有给她以正眼的对待，总是以边角料的方式，稍作提及。

在梁晓声的设定里，冯玥走上“小三”之路，有着她的不良心理与基因的规定。在小说里，梁晓声这样界定冯玥的内心，他明确指称：冯玥不论容貌还是智商、情商，更多地遗传了冯化成的基因（下部318页）。

那么，冯化成的基因是什么？

小说里写道：“冯化成的浪漫在笔下、在纸上、在诗里，而他凡事利益第一的思想在血液骨髓里、在每一束神经系统间、在每一组基因中。”

因此，“凡事利益第一”的基因，也遗传给了冯玥。

所以小说写到她的闺蜜对冯玥进行了一番教育， 教育的主题就是“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正是受这个闺蜜的“真理”的影响，冯玥攀上了大款，找了一个五十岁的老板。

这也反映出梁晓声对青年一代“一代不如一代”的潜在的老年人惯常看法的一次显影与显形。

电视剧在改编时，如果照搬梁晓声对青年人的绝望的看法，显然是不可取的，所以最终就形成了目前的最大公约数化的这一个有原著的影子但也能够让公众接受的结尾定性。

秉义与冬梅一起回到了知青点，重新回忆起了他们曾经在这里激情澎湃的岁月。他们的那份心心相印、携手并肩的相处方式，却是对小说原著的一次彻底的反拨。可以说是对小说最大的一个改变。

在小说里，秉义去世后，冬梅与秉昆再次相遇的时候，秉昆已经无法再叫她嫂子而只能称她为“冬梅姐”了。而电视剧中的秉义，却在给妹妹与弟弟的信中，让他们永远叫冬梅为嫂子。

梁晓声太忠于现实，所以，未免太过残酷。梁晓声用以说明的是，冬梅这样的形象，只是存在于小说中的一个形象，生活中是没有的，所以，他要把这个人物处理成离开他的人物圈子。

实际上，在《人世间》小说里，梁晓声把那些源自于他的想象的人物，都处理成离开人世。周楠为什么要处理成逝去？就是因为周楠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他完成了前半部分的情节交织的使命，把秉昆与骆士宾勾连起来，也就是把一个工人阶级的后代与资本的代表者拉上关系，之后小说的演绎里，已经没有他生存的空间，所以要把他支走。

其实冬梅何尝不是这样的人物？

冬梅太过温情，寄托了梁晓声对打破阶层的一个浪漫的梦，梦醒之后，那些曾经在梦语中慰藉了灵魂的生命，还是要让他们打道回府，毕竟现实是严酷的，没有浪漫的。因为梁晓声清醒地看到，现实中是没有冬梅这样的高干女孩，走近一个贫困之家，甘当好媳妇与好嫂子的。

冬梅，不过是梁晓声“想想真美”的一个虚幻的化身。

但现实的铁律却是，这一切浪漫的华彩不过是一次“想得美。”

于是，电视剧《人世间》的结尾处，就有了秉昆与郑娟的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秉昆希望下辈子还能遇到郑娟。

郑娟说：想得美。

秉昆说：想想真美。

现实主义的声音永远在说：想得美。

而浪漫主义的声音则永远会说：想想真美。

这就是人世间里的“想得美”的现实主义与“想想真美”的浪漫主义的交锋而匹配起来的一个合奏。